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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琦:国家呼唤书生
2011-10-21    毛佩琦    博览群书    点击: 3406

 

    书生,不论古今,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责任、有担当,承载着时代的理想。《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书生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技能,谋求饭碗,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为了担当天下大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机会。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然而,古代书生并不会自己站出来去治国平天下,而是帮助别人治国平天下。具体地说,就是要成为“帝师”、“王佐”,也就是要辅佐明主,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只做帝师,辅佐明主坐天下,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历代的名相、名臣,从先秦的管仲、乐毅,到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从唐朝的魏征,宋代的赵普,到元代的刘秉忠、明朝的刘基,莫不如此。

 

    但是,书生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书生是有自己的理想的。如果他们认定的道不能实行,他们将会抗争;如果抗争不行,宁可不做官,或以死殉道,或挂冠而去。

 

    明代的方孝孺可算个不折不扣的书生了,不仅读了那么多年书,号称读书种子,而且后来还做了教书的。洪武年间是汉中教授,又被蜀王聘作世子的老师。建文年间被召为翰林博士,进侍读学士,成为建文帝的老师。他走的就是一条王佐帝师之路。燕王朱棣起兵夺了侄子的权,要宣传夺位的合法性,想借助方孝孺的声望,命他起草即位诏书,却遭到了方孝孺的严词拒绝。按照朱棣的说法,这本是朱家内部的事,方孝孺又为何“如此劳苦”?

 

    不然,方孝孺自幼所读之书,教导他礼法神圣。朱棣的行为是篡逆,岂能支持!今天的人对此已经几乎无法理解。须知,此礼法不能维护,读书人所有治国方略都将崩塌,还有什么治国平天下!

 

    其实,真正支撑方孝孺的理念并不仅仅是那点礼法,而是他的治国理想。单凭建文帝宣布平反所有洪武年间的冤假错案这一条,方孝孺就有理由追随建文帝;单凭朱棣宣称一切恢复祖宗旧制这一条,方孝孺就有理由反对朱棣。朱元璋实行重典治国,严酷如霜雪,建文一意照以阳春。方孝孺与建文帝君臣契合,他支持建文帝的理由其实是宽仁的新政。方孝儒要通过建文帝把“修齐治平”付诸实践。一如嘉靖年间的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阶所说:方孝孺认为,“不以伊周之所以事君者事君,贼其君也;不以孔孟之所学为学,贼其身也”。其目的在于“致主泽民,使复见唐虞三代之盛”。(《重刊逊志先生集序》)

 

    有人批评方孝孺愚忠,其实没有读懂方孝孺。二百多年后,大思想家黄宗羲在评价方孝孺时说,不能“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方孝孺之可贵,不在于他的一死,而在于他的苦心。那么,他的苦心是什么?

 

    方孝孺理解的“事君之道”和“孔孟之学”是什么呢?在他的《逊志斋集》中收有他的一篇文章《君职》。他对君的定义作出了解释:“能均天下之谓君。”他还对君提出了要求:要“使之尽心民事”。因为“天立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他批评那些不称职的君主:“知民之职在乎奉上,不知人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对那些不称职的君主,他干脆主张抛弃:“如使立君而无益于民,则于君何取哉!”(《逊志斋集》卷之三,杂著)反观黄宗羲的名篇《原君》,同样将矛头直指君主。而细读其文,与方孝孺的《君职》何其相似!于此可见,方黄二人的心是相通的,说方孝孺对黄宗羲有以开启之,亦无不可。所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高度评价方孝孺,称赞他“以生民为虑,以王道为心”,方孝孺的苦心在于“生民”、在于“王道”。

 

    如此说来,方孝孺不仅仅是为忠君而死,更重要的是为殉道而死。

 

    方孝孺死了,但他的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的精神被众多后来人继承了,以致在明朝成为一种风气。归有光在一篇应制文中写道,立朝之士应该是这样的:

 

    天子欲有所为,而不敢以或阿;群臣皆以为然,而不肯或以同。天子有失必规,群臣有奸必发。事有庇于民益于国,争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国,争之而必不行。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不善;可与为义,而不可与为不义。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无所挠也,亹亹乎必致之也。(归有光《震川别集》卷一,应制论士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

 

    明朝官员,不仅以直谏为职,而且以直谏为荣。正德时,宦官刘瑾用事,御史蒋钦拼死上书皇帝,被杖刑罢官为民。但三天后他再次上书,又被杖三十,且被关入监狱。蒋钦认为自己还没有尽到职责,三天后,又在狱中上书,写道:“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诚杀瑾,枭之午门,使天下知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蒋钦在灯下起草时,好像听到鬼声。蒋钦知道,此书一上必遭奇祸。这大概是先人之灵在为自己哭泣。想到此,他整理衣冠,站起来说:“如果是先人,就请大声告诉我!”话一落,果然哭声更为凄厉。蒋钦说:“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他坐下继续奋笔疾书,说:“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鬼声戛然而止。结果,上书之后蒋钦又遭杖三十,死在狱中。(《明史》卷一百八十八,蒋钦传)

 

    在明代,士人放言直谏成为一种风气。其时,“主威欲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明史》卷二百九,赞)当然,他们的抗争,最后都以悲剧告终。这是制度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

 

    然而,什么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这些书生所体现的精神正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然而,自古书生也常常表现出丑陋的一面。最能代表其丑陋的一句话,就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他们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出售,就是为了得到帝王赏识,待价而沽,谋取私利,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毫不相干。

 

    孔夫子曾经满怀理想,周游列国以求一售。最终没有人欣赏他的治国之策,他只好回到家乡传道授业解惑去了。但孔夫子的出售是有原则的。他曾说:“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他希望把自己的文武艺售给有道之君。如果在有道之君治下,还处在贫贱的地位,那是耻辱,因为没本领可贡献;如果把文武艺售给无道之君,从而得到富贵,同样是耻辱,因为那样无异于助纣为虐。所以,孔子说:“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然而,多数读书人并不能做到孔夫子要求的那样。他们片面理解了孔夫子说的“学而优则仕”,抛弃了“邦有道”这一入仕的前提,不论有道无道,以售出为终极目的,以富贵为最高追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一批没有灵魂的人,至少是浑浑噩噩的人,丑态百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帝王的买,其实是威逼利诱兼施的,前举明成祖对于方孝孺就是。能顶住威逼利诱,不改其志,坚持操守理想的只是少数。在帝王的威逼利诱下,读书人被收入笼中,成为帝王的奴才、帮凶、宠物、装饰品。唐太宗曾经私下登上端门,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来,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一些读书人,把仕进作为光宗耀祖、改换门第乃至进身敛财的阶梯,把金榜题名——文武艺得以出售,当作人生最得意的事。

 

    作为家天下的君主,从来不掩饰他们的目的,甚至炫耀他们的手段。因此宋真宗的《劝学文》中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句子。多少读书人把这句子当成座右铭,奉为信条。试想,一个一心只为黄金屋而读书的人,会有什么远大理想和天下之志?

 

    明朝曾任内阁首辅的高拱,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和徐阶、张居正等先后柄政,实现了明代的嘉隆万中兴。作为一位匡弊扶危、救时济世的大政治家,他对于宋真宗的《劝学文》可谓深恶痛绝。他写道:

 

    偶遇一学究,见其壁上有宋真宗《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予取笔书其后云:“诚如此训,则其所养成者,固皆淫逸骄侈、残国蠹民之人。使在位皆若人,丧无日矣。而乃以为帝王之劝学,悲夫!”(高拱《本语》卷之六)

 

    高拱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对那些以追求黄金屋、颜如玉、千锺粟为目的的读书人和以此诱骗读书人的帝王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按《劝学文》为方针培养出来的必然是淫逸骄侈、残国蠹民的人。如果在官位的都是这些人,国将“丧无日矣”。一个家天下之君,任用残国蠹民之人,其灭亡是必然的。然而,在君主制之下,“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从根本上说,帝王要的是奴才,读书人要得是利禄,因此,无论是读书人还是君主,都几乎无法真正逃出这一怪圈。

 

    读书人的知识技能乃至天下之志,是怎么得来的?无疑要靠教育。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弄明白的,旧习污染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更新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完美境界。什么是至善?朱熹解释说:“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有一种理论,把朱熹所说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并且批得一无是处。殊不知,他们忽略了一个“私”字,无乃曲解了朱熹的本意!把基本道理弄清,不要因为一己的私欲、个人的好恶而干扰、歪曲基本道理,这有错吗?在那些理论家的倡导下,一切必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就成了“灭天理,张人欲”。于是,基本的道德准则,基本的道理常识都被摧毁了,人欲横流,无奇不有。

 

    古代帝王们标榜以儒术治国,士子们也以读儒书是务。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钦定的课士理论以“事君泽民”为说辞。然而,在实际的教育中,一切都成了形式。士子们仅仅把所读之书当作敲门砖。中规中矩的教条文章,只是用来打开利禄之门的。其中的教义并没有被真正接受,而一旦敲门的目的达到,什么“事君泽民”,早已被抛到脑后了。所以,高拱又感慨教育失误:

 

    教之废,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科目以文艺取士,士只文艺是竞。父兄师友之所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礼乐之实,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泽民之术,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务得官以为耀,积橐以自肥。

 

    教育缺失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寡廉鲜、患得患失的小人:

 

    始乎利终乎利,寡廉鲜耻,患得患失,甘为鄙夫而不自知,则以素无教故也。

 

    是道德的沦丧,是社会责任心的泯灭,是担当天下精神的迷失。

 

    于是国家欲求一知道理之人尚难得,况有道德者乎?然则,治道何人兴举,纲常何人肩任?识者所为深慨也。(《本语》卷之六)

 

   

 

    以今鉴古,鉴古知今,古今一理。

 

    在欧风遍吹神州的时候,引进了所谓“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写作“智识分子”,大概这一称谓显得对其他阶层有不恭的意味,如此,其他阶层则似乎是愚笨无知的,于是就改称为“知识分子”。这样,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就显得不那么歧视后知者和非专业者了。不管怎样称谓,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以来,大多数社会变革都具有群众性或伴随着群众运动。所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致不错的。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委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学术界曾经一再就“历史动力”问题进行大讨论。不管争论各方的结论如何,我们始终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士人——知识分子,在每次大变革中活跃的身影。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维新变法、国民革命,乃至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革命,无不如此。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民族兴亡为皈依,百折不挠,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直到取得最后成功。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古代士人优秀传统的继承人,他们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自由独立之精神,对旧世界进行着无情的批判,担当着社会道义和理想。当然,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革命的对象、方向不同,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应该引以为豪并继承、发扬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社会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一些文化现象不能不令人忧虑。一个就是在批判激进主义的同时刻意消解正统、消解严肃;一个就是在反思平反中出现的倒退乃至逆动。

 

    几十年激进主义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中国在落后挨打之后需要变革,需要革命,但激进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过当思想,在激进主义的误导下往往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批判激进主义,回归理性与清醒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批判激进主义时,不问青红皂白对过去的一切必定要上者下之,正者倒之,也是极为错误的。它往往使经过艰苦奋斗甚至流血牺牲得来的成果废于一旦,也使本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观念归于混乱。一些舍身忘我为民族为国家牺牲的英雄人物被任意戏谑,一些严肃的事实被恶意戏说,一定要加上粉色的花边。相反,那些在革命和社会进步大潮中徘徊观望的,躲在一边的,甚至投敌变节的则大受追捧。反掉的迷信重回,被历史抛弃的渣滓泛起。一些影视剧充斥着“吾皇万岁”的呼喊,满台黑压压跪倒一片奴才。我们的思想解放必定要伴随这样的现象吗?回答应该是坚定的:不!我曾多次说过,现在不妨重复一下,我们要有三个坚持: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动摇;二,坚持经过严肃论证和事实证明的正确认识不能轻易否定;三,坚持进步不能倒退。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物资极其匮乏的时代。艰苦的条件抑制了许多本来正当的物质欲望。同时,我们也曾经历轰轰烈烈理想高张的时代,在奋进中要求暂时抛弃许多私利同样抑制了物质欲望。然而,在宣称致富光荣、牟利合理的时候,却渐渐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物欲横流,为了得到利益,不惜使用一切卑鄙丑恶的手段。中国已经被公认为最拜金主义的国家之一,最不讲诚信的国家之一,不亦悲乎!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生活极度娱乐化、低俗化。诚然,我们的社会需要俗文化,也需要轻松地哈哈一乐,但这些不应该是全部,也不应该是大部。大众还需要先进思想的引导,需要高雅文化的涵濡。不是有了票房就有了一切。不是“不差钱儿”,就万事大吉了。某笑星放言,“小某某儿”的价值,“可以买三个电影学院”。令人不解的是,对这种无知怪论,我们的官方电视台竟然替他向全国人民传达。岂不大有愚民惑众之嫌?如果照这样的倡导下去,我们的国民将会成为“不差钱儿”但没有灵魂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不会建立可以傲立世界的软实力。

 

    书生,我们的书生哪里去了?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明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狱中题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民国五年(1916)李大钊为友人题写对联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书生哪里去了?不是“有了专业知识,有了学术背景”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了。这些人,工程师、教师、作家、文艺家,等等,如果没有担当和理想,有可能仅仅是为“黄金屋”而奋斗的匠人,甚至可能是害国蠹民的人。书生,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在于他们的独立思考,在于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的担当。

 

    有人说,儒学注定要培养御用文人和终身希望成为御用文人的人。不是,翻开历史,担当道义、舍己为民以至于赴汤蹈火的书生史不绝书。

 

    有人说,孔夫子说的“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是一派愚民骗术。不。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孔夫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想一想孔夫子终其身是个大教育家,那么,他说的为什么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呢?百姓可以做到,就由他们做吧;百姓不能做到,就要对其进行教育。孔夫子说,书生担负着教育民众之责。再次翻开《大学》,开宗明义,不就是要“明明德”,要“亲(新)民”吗?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代言人,需要理论指引,即使在大革命中进行武器的批判时也是如此。开启民智,指引未来,塑造国家民族的灵魂需要知识分子的担当。我不认为未来的中国或世界是儒学主导的时代。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其精华,为伟大的民族复兴添一份力,是不可或缺的。

 

    呼唤书生,呼唤中国的脊梁!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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