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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启示
2011-10-10    马敏    光明日报    点击: 1820

演讲人:马 时间:929 地点:华中师范大学

 

 

 

马敏 19556月生,四川雅安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评审组成员、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

 

 

 

孙中山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1866.11.121925.03.12

 

 

 

孙中山著作《建国方略》

 

    晚清时期,孙中山基本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科场失利者,一位被妖魔化的充满叛逆思想的革命党人,一个大半生都在国外飘零的异类。状元资本家张謇曾这样评价孙中山:“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并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这一评论可谓十分公允,我们认识孙中山应从多个侧面入手,力避片面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孙中山。

 

革命者的实业救国理想

 

    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

 

    1894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战败的结局警醒着人们思考救国之路。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这是一个十分精当的看法。正是在此前后,孙中山由关注实业和民生的改良主义者转而投身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起初,孙中山对清廷还是抱有幻想的,在其1894年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批评了舍本逐末、追求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提出只有通过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中国的经济纲领。他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竭力主张要通过采用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中国的农工商实业。

 

    然而,李鸿章对没有功名的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历史错过了假以孙中山通过改良来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机会。上书李鸿章的失败,使孙中山很快丢掉了对清政府地方实力派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从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以革命为本业的孙中山甚少谈实业,认定要先破坏后建设,先革命后实业,把实业建设的任务延后至革命胜利之后。

 

    在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忘记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是为了最终能够谋求中国的独立与富强,从而救中国。所以,在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时,孙中山在为该会起草的章程中,特别强调:“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首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次年的《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又特别加上“本会之设,转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将革命的目的与中国的富强和振兴更密切联系起来。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在为之制定的革命方略中,也明确提出要通过发展教育和交通,“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

 

    如果说在武昌首义之前,实业建设还不是孙中山所思考的中心和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国家建设问题便成为孙中山思考的中心,其实业救国的思想也日臻成熟。尤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实业”与“建设”更成为孙中山谈得最多的话题,直至宏大的《实业计划》出台,孙中山的实业思想遂达到一个顶峰。

 

    概括而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主要有:“建设是革命的惟一目的”,先破坏,后建设,革命与建设并不相违;“发展实业,乃振兴中华之本”,实业建设是救国的根本之道;“不用机器必不能发达”,实业救国的关键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自成体系的工业化方案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铁路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

 

    近代以来,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逐渐认识到“工”比“商”更重要,甚至提出朦胧的工业化主张的人并不在少数,如1897年,梁启超就曾提到过,“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1898年,康有为不仅主张要“成大工厂以兴实业”,更明确要求清政府将“定为工国”作为自己的“国是”。著名的状元资本家张謇也曾提出过“棉铁主义”的实业主张。与他们相比,孙中山则提出了比较完备、系统的近代工业化方案。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原本以英文撰写,1918年曾将其中部分内容译为中文发表,中译名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1920年出版英文本,1921年出版中文本,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具体包括有六大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三大世界级港口;修筑总共十万英里长的六大铁路系统;修筑百万英里长的公路网;整治长江、淮河、黄河等内河水系;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疆,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发展轻重工业和现代农业,规划衣、食、住、行等涉及民生的各项实业。显然,这是一个旨在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实现工业化,从而振兴中华的宏伟计划。

 

    交通尤其是铁路先行,是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突出特色与亮点。据统计,《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中,涉及交通事业的即占四个,在文字分量上占了全部计划的3/4,足见孙中山对发展交通的重视。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铁路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

 

全面而彻底的“开放主义”

 

    中国经济实乃世界市场之一部分,必须依靠国际资本的援手方能得到发展。

 

    孙中山思想的开放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在近代人物中,他可能是最具国际意识和世界眼光的伟人。由此,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又一突出特征,便是极为彻底的“开放主义”。

 

    孙中山享年59岁,却有31年的时间先后在14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堪称“世界公民”。某种意义上,他对世界的情况比对中国情况更为了解。孙中山认为,中国经济实乃世界市场之一部分,必须依靠国际资本的援手方能得到发展,致“方今世界交通,一国有大计划,若合数国之力以经营之,则事之成功甚易,以一国独当之,则成功极难。”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是全面、彻底的,强调除引进外资、外才外,也要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与方法。他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他并举日本的发展为例,说明全面开放的重要性,“(日本)四十年以前,亦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四十年间,俨然成为列强……他是用何种方法,始能如此,亦只是用开放主义。我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比日本亦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兄弟可决定,比日本富强十倍。”

 

    孙中山为利用外资确立了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不失主权”、“不用抵押”。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和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孙中山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成,操之在人则亡”。为了保证在利用外资时维护国家主权,孙中山主张在借用外资时,最好不通过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谈判,而是由民间公司或私人直接交涉,采用“纯粹商业性质之办法”。

 

以民生为底色的实业路线

 

    在孙中山看来,发展实业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是“养民”,要以“养民”为本位。

 

    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来自农村,对中国底层劳动大众的苦难有着实际的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因此,他力倡发展实业,最根本的目的,是想通过“物畅其流”而强国富民,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之过上殷实、富足的日子。民生主义可以说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思想,而其发展实业的主张则是民生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孙中山看来,发展实业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是“养民”,要以“养民”为本位。孙中山指出,“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为了达到养民的目的,政府就必须发展与民生相关的各种实业,为老百姓提供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保证。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同时,实业建设与经济发展必须注意分配公平问题,防止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求富”与“均富”要同时并进。孙中山认为,“经济进步,机器发明,生产力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资本之优势,悉成暴富,而无土地及资本之人,则转因之谋食日艰,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之阶级日分,民生问题随之大起”。为解决随经济发展可能引发的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孙中山开出了三副药方:第一,“平均地权”,以解决土地问题;第二,“节制资本”,以解决资本垄断问题;第三,生产与分配并重,以解决国民所得在分配上相对平均、相对公平。“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的。”由此可见,孙中山发展实业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不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指标,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改善民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要四万万人都可以享福,把中国变成一个安乐国家和一个快活世界”。

 

    在孙中山看来,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大力发展国家资本,方能在经济发展中兼顾国计民生,有效地防止贫富不均。

 

孙中山实业思想再认识

 

    《实业计划》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最富想象力,最为宏伟、全面、系统的经济近代化建设的纲领。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博大恢宏,全面系统,集中反映其实业思想的《实业计划》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最富想象力,最为宏伟、全面、系统的经济近代化建设的纲领,但它又具有突出的超前性特点,无论是修筑十万英里铁路和百万英里公路网,还是建设世界级的三大海港,以及黄河、长江、淮河的治理,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当时的中国也不具备从事如此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孙中山所设定的许多宏伟建设目标,时至今日也还没能完全实现,就是明证。所以孙中山本人一再强调,他所提出的只是中国实业建设和经济现代化的“大方针”、“大政策”,具体实施还有待进一步的科学论证和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故所举之计划,当有种种之变更改良,读者幸无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庶乎可。”

 

    但我们又绝不能据此断定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只是空想,是说大话(如同当时一些人所批评的那样),指责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不切实际。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孙中山的不公正评价。必须加以再认识和纠正。其实,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有其内在依据的,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也相当切合中国工业建设的实际,只是由于军阀混战,战火连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又未取得胜利,《实业计划》为中国设计的这种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在当时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其中包含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思想,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经济思想遗产。从长远来看,均是可以实现的。

 

    实业理想能否得以实现,要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如一百年或更长。随着对孙中山《实业计划》的深入研究和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现,其实这一宏大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计划,完全不是过去所认为的“空想”,反而是经过了大量认真的调研、勘察,从长远看,完全是符合中国国情,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雄伟规划,并正在一一变为现实。我们不得不佩服孙中山在制定这一计划时所具备的广博的知识、宏大的眼光和惊人的历史预见性。

 

    孙中山最为看重的铁路建设,如今中国铁路营运里程总长已达11万公里(约合6.835万英里),接近孙中山所设想的建设10万英里铁路。尽管在管理运营上还有种种问题,但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公路里程更是达到了398.4万公里(约合247.55万英里),超过了孙中山所设想的建设百万英里铁路约1.3倍。青藏铁路的通车,实现了孙中山修筑高原铁路线直通拉萨的构想。上海港、洋山深水港、天津港、黄埔港等一系列大港口的建设,使孙中山建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等世界级大海港的良谟宏愿正逐步得以实现。

 

    孙中山有相当系统的区域发展思想,视经济发展为一个关联互动性的区域整体,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发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孙中山所设想的分别以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为中心的“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经济辐射圈,如今已变成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环渤海湾”、“泛长三角”、“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带,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正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孙中山“振兴中华”的遗愿正得以实现。

 

    关于浦东,孙中山提出“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如今浦东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耀眼的明珠。孙中山主张武汉是“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提出要修建长江、汉江大桥或凿通江底隧道,“联络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市”。这些设想在今天都一一实现。孙中山对广州情有独钟,强调“广州附近景物,特为美丽动人,若以建一花园都市,加以悦目之林囿,真可谓理想之位置也。”孙中山关于广州花园城市的建设设想今天也已经实现了。经过亚运会期间的城市综合整治,广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宜居城市。

 

    孙中山十分重视内河水利整治,关于黄河、长江、淮河的治理有一系列的设想。如关于武汉长江水患的治理,孙中山强调重点改造龙王庙地段,今天的长江防汛工程正是如此设计的。孙中山还是中国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近代人物。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在“三峡建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24817,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民生主义》,更明确说明在三峡建坝还可发电。“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让这么大的电力来替代我们做工,那便是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如今,长江三峡大坝建设工程已顺利建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孙中山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要合理分配财源使国民所得平均,以避那恶果。”一百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孙中山所言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问题,却并未完全解决,代表贫富悬殊差别的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便是民生问题日趋紧迫的明证,“民生”一词也随之成为媒体上曝光最多也最为引人瞩目的流行词,也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据新华社研究员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解决民生问题正成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施政目标之一。

 

    这一切,都证明孙中山当年的实业发展规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也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只不过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奋斗。孙中山惊人的历史洞察力和预见性再一次为历史所证实。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启示

 

    孙中山固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怀抱着要使中国国强民富的宏大理想,但又并非空想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干家。

 

    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对后人的启迪是广泛而深刻的。在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可能做到:

 

    第一,要具有更加长远、宏大的眼光,注重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可持续性。孙中山认为:“欲谋实业之发达者,非谋其一端之可成效也。必万端齐发,始能收效。”这种“万端齐发”的系统、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思想,对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中既注重工业的先导作用,又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既注重当下,又看到长远,寻求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二,要以更加开放的思想,继续利用外资、外才,在改革开放上寻求新突破。孙中山思想十分开放,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力求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取世界之所长来发展中国的经济,而不是故步自封,关起门来搞实业。这种彻底的开放心态和学习西方的态度,是我们今天在世界经济更呈一体化、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更需要继承和效法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善于利用外资、外才,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改革开放或关起门来搞建设,就只有死路一条。

 

    第三,要更加注重中国国情,切合中国实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孙中山固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怀抱着要使中国国强民富的宏大理想,但又并非空想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干家。恰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所评价的那样:“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是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这一切,对我们正在潜心探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及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无不具有深刻的历史启迪意义。

 

    第四,要更加关注民生,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社会更趋公平、公正与和谐。在解决民生问题或社会问题上,孙中山曾提出了许多极富建设性的思想与实践,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在民生建设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真正做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生产与分配并重,国强与民富同步,一切以人为本,以改善民生为本,以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作为我们所奋斗的根本目标。

 

    总之,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思想中,有许多的经济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对我们探索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大有裨益。对我们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也有着很多的启示,十分值得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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