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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之:编辑部里的年轻人
2011-08-29    杨牧之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655

“管家”华小林

 

    《文史知识》的“管家”是华小林。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她分来总编室工作的那天早晨。人事处的同志陪着她来到办公室,介绍过后便走了。当时总编室负责人是俞明岳。俞老先生,原本是公私合营前中华书局股东之一,有点中华书局的股份,文化大革命中没收不算数了,但后来落实政策,政府又发还了,说是有几十万元,有的说20多万、有的说30多万,谁也说不清。在上世纪70年代,二三十万 可是一笔大钱,比今天二三百万威力还大。这俞老先生为人极好,《文史知识》创刊号,他出资买了1000册,送人。那时还没有“赞助”一说,我常想,就凭俞先生这一壮举,《文史知识》要记他一辈子,感谢他一辈子。

 

    我刚到总编室时,因为只有一间办公室,我坐在老先生对面。老先生对我说:“从今以后,打水、扫地、擦桌子归你。”那当然,老先生那时也有60多岁了,这些事当然该我干。岂料人事处同志刚一走,俞老先生便对华小林说:“从今以后,打水、扫地、擦桌子归你了。”我愕然,想笑,难道我出师了?!华小林那时也就20出头,常穿一件半长的粗呢外套,眉目清秀,话却不多。她一早来了就打水、扫地,有时见我来得早已经打扫停当,嘴上没谢过,眼神却瞧着我笑笑。

 

    后来办《文史知识》,我就把她拉过来,让她负责所有编务的事。

 

    她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刊物的装帧设计,后来《文史知识》在设计上的庄重、大方、书卷气的风格,就是从那时候奠定的。

 

    她没有学过美术,也没学过装帧设计,但她能借重懂行的专家,比如曹辛之、张慈中、范贻光、王增寅、杨华如等,她都请来出谋划策、帮她设计。渐渐地她也很在行了。她是学历史的,把自己的所学努力应用在版面设计上。有一篇《投壶趣谈》的文章,介绍古代的投壶活动。她遍翻资料,找来河南南阳市卧龙岗汉画馆的投壶石刻画。画面上一只壶,壶两面各有一人正在抱矢投掷,两人之旁,一大汉席地而坐,醉态毕露,一望而知他是投壶场上的败将,多次被罚酒,已不能自持。这幅汉代石刻画配得多么好。看了这幅画,对汉代投壶游戏就很容易理解了。

 

    华小林对刊物版面的细微之处极用心,缘自她对刊物的热爱。《文史知识》上有一些装饰图案,很是古色古香,颇适合刊物风格,最见特色的是版头、尾花。杂志一般都分栏目,栏头有时要加一个图案,叫做版头。文章结尾,剩下一二百字空白,点缀一个小图,称为尾花。版头、尾花都是很细微的地方,华小林在这方面很动脑筋:版头常用篆刻图章,每期变化不同;尾花常用动物肖形印,生动有趣。一图之微,常得读者好评。

 

    编辑部里比她年龄小的、比她年龄大的,都管她叫“小林兄”,透着亲切和对她的尊敬。她父母都已去世。姐姐在美国搞研究,做着联合国的项目。妹妹在美国读书、工作。问她,你一个人,为什么不去美国和姐姐、妹妹在一起呢?她笑笑说,我还是守着家吧。一只鹰(姐姐叫小鹰),一只燕(妹妹叫小燕),最后都还是要回到林(小林)中来的,这是命运的安排。

 

    后来,她升任《文史知识》编辑部副主任。再后来,中华书局成立了一个方志办公室,需要一位踏实、肯干、有经验、懂历史的人负责,她便离开《文史知识》编辑部,到那里去做编辑室主任了。

 

风华正茂的余喆

 

    余喆是《文史知识》元老之一。他来《文史知识》工作,颇有些偶然。

 

    《文史知识》创刊之初,需要一个专职校对。中华书局有校对科,兵强马壮,能校中国古书,能校二十四史,那水平还能差吗?但《文史知识》是月刊,给校对留的时间很短,按一般书稿流程,来不及,非专设校对不可。我们就请书局出版部推荐一位能干的校对。一天,我在中午休息时到楼上校对科,想先见见他们推荐的那位校对。敲门而入,室内几位正在打扑克牌,没人理我。他们有的脚蹬在桌子上,有的激动地甩着牌,旁若无人。只有一位个头不算高的小青年过来和我说话,很有礼貌地问我,找谁。问答有致,彬彬有礼,告诉我要找的人没在。他的作派与旁边几位大战扑克的人形成鲜明对照,我十分中意。心里就有了倾向,回去和有关同志商量,就把他调到了《文史知识》编辑部。他就是余喆。那位上面推荐的人没来,认都不认识的余喆来了,这不是偶然吗?但他的素养让我喜欢,这又是必然。缘份让我们一起工作了十来年,共同经历了《文史知识》创业之初荜路蓝缕的艰难岁月,结下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友情。

 

    “青春的岁月是人生最怀念的岁月”,这是余喆在他的一篇随笔《风华正茂的歌声》中的一句话,这句话颇勾动我的心弦。

 

    余喆来《文史知识》后,就什么都干起来了。既是秘书,负责稿件收发、信函往复,又管校对,还负责跑厂,一个人简直就是半个编辑部。

 

    办刊物,尤其是月刊,按时出刊是头等大事。那时的印刷厂可是奇货可居,印厂要是看不上你,可就惨了。印厂那时主要还是铅排,工作量大,工人工作很辛苦,所以要求也多——稿件一定齐清定;版式一定合理、明白;插图一定预先制好版。余喆很快就弄明白了其中的要害,三个环节做得干净利索,深得工厂师傅好评。因为活儿做得好,《文史知识》稿件一到,立马排版,从没有因为编务拖过期。  

 

    余喆十分用功。当时《文史知识》编辑部只有4个人,每个人都得文武全才,余喆十分注意在工作中学习。他为给“怎样欣赏古典诗词”栏目组稿,特意去拜访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事前找来宗先生的著作认真阅读,做足了美学功课。见到宗先生,便向他请教“中国诗的艺术意境”之特点,请他讲“中国山水画与山水诗的关系”。老人在家很寂寞,见到有中华书局的编辑来访,且所问在行,又是他满腹心得的中国美学问题,便上下古今、妙语如珠地侃侃而谈。很快《文史知识》就收到了宗老寄来的稿件。

 

    又有一次,他陪我去古典文学专家蒋和森先生家里拜访。蒋先生很有学问,年轻时写就《红楼梦论稿》,坊间传诵,名满天下。我们拜访的时候,他正伏案创作长篇历史小说《风萧萧》、《黄梅雨》。看到蒋先生的瘦削和苍老,余喆深感作学问之不易,之后,他四处求寻蒋先生的著作,提高自己。

 

    就是这样努力,余喆很快也可以作编辑工作了。他年轻,脑子活,看我和黄克忙于组稿、编稿,便在经营上动脑筋。一次,我们得知周振甫先生在甘家口物资部礼堂讲授古典文学,余喆便约上黄克、胡友鸣,一人一辆自行车,每人车后驮一包《文史知识》,顶着夏日骄阳,去现场售书。没用20分钟,所带之刊物全部售光。那时候,走出去营销在中华书局还是新生事物,很惹人关注。回程时,见路旁一小饭馆正在卸啤酒,三个人跑进去,一人一升,痛快淋漓,边喝边筹划着下一个活动。

 

    至今回忆那段往事,余喆还不忘当日的豪情。他说尽管已经离开《文史知识》17年了,但每当长夜灯下,对着披霜的双鬓悠悠回想,仿佛自己又骑上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一摞刚刚编成的新稿件,耳畔轻拂着故宫旁的淡淡槐花香,驰向印厂……

 

第三任掌门人胡友鸣

 

    友鸣算是《文史知识》的一个“元老”了。他在《文史知识》只有四个人时就来到编辑部。那时,他还是个来这儿实习的北大中文系学生。

 

    后来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件小事。刊物创刊不久,为扩大影响,我们便带着《文史知识》及中华书局新出的一些书去北大三角地销售。恰值午饭时间,很多学生端着饭碗,边吃边翻着刊物。一个学生问:“饭票要不要啊!”我正惊诧着,旁边一个声音说:“行!”回头一看,正是北大实习生胡友鸣。我心想,这小伙子倒很热心,顿生好感。他对刊物真有一份热情,想尽办法推销。

 

    就这样,他留了下来,一留就是大半生,最终成为《文史知识》第三任“执行主编”。如他自己常说的:“《文史知识》多大,我在《文史知识》的年头就多长。”

 

    我愿为友鸣写上一大笔,因为他的一种坚守——对《文史知识》风格、精神的坚守。这在他“掌门”的13年中体现尤为突出。 《文史知识》的组稿原则:名人写名文。写这个题目的一定是研究这个题目的“名人”,这个专家写出来的文章,够不上“名文”,一定退改。落实这个原则,大概就是《文史知识》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后来我们都走了,友鸣仍然恪守着“大专家写小文章”的作法。

 

    有一次,刊物决定介绍《山海经》。谁能写,友鸣说:当然是四川的袁珂先生,他是中国著名的神话研究专家。于是友鸣便给袁珂先生发了一封组稿信。很快,袁先生便寄来他打算写的文章的提纲,还有一篇已经发过的文章。那意思是说,如果你们急,发过的你们可以再发一次。胡友鸣不肯通融,可如果等着袁先生写就不知哪年哪月了。换其它人又没有袁珂先生有影响,于是,友鸣亲自动手。他找来了一批袁先生发过的文章,参照袁先生的提纲,用袁先生既有的观点,尽力体现袁先生的语言风格,很快就又写了一篇,然后寄给袁先生过目。袁先生很是感动。后来,袁珂先生到北京开会,专门到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答谢,说,没见过这样的刊物,没见过这样的编辑。

 

穿白衬衫蓝裙子的张荷

 

    《文史知识》还有两位女士。一位是马欣来,一位是张荷。马欣来是北大中文系1984届毕业生,张荷是同届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被一起分配到中华书局,又一起来到《文史知识》工作。两人年龄相差半岁。

 

    第一个来报到的是张荷。那天是728,至今我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本来他们91报到上班就可以,她却早了一个多月。我就说:“还没到日子啊?念了那么多年书,很辛苦,今后可没有寒暑假了。”她说:“我就是想今天报到,今天开始上班。”我听出她话里有话,大感好奇。她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顿时喜欢这孩子了,她要把这个生日作为人生的又一个“开始”,可见她多么看重她走入社会的这一份工作。

 

    我真诚地相信,这一有意义的开始,会给她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前些天,三联书店出版了龙应台的《目送》,很畅销,居然发了50多万册。打开版权页看,责编是张荷。还有一本瑞典人林西莉(即塞西莉亚·林德奎斯特)写的《古琴》。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居然又研究到中国特有的古琴上来,而且此书在中国读者中颇受好评,首印数10000册,数月后又重印。一打听,原来责编也是张荷。这位瑞典作者1989年在三联书店出版过《汉字王国》,很受欢迎。《古琴》一完成,她特地请了中国人把《古琴》译成中文,张荷认真通读书稿,仔细校对史料,改正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许多错误。当作者看到张荷几乎把她的稿子改花时,顿时哭了。

 

    “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错误!”不信。

 

    还有学者的尊严。那是她凭借对中国古琴深深的热爱,写出的一部心爱的著作啊!

 

    作者又去社科院请专家帮她看稿子。专家认真复核了张荷的改正之处,对张荷说:“你改的都对,真下了功夫。”随后,专家又给作者写信,告诉她:“请你放心,编辑帮你修改得很好。”

 

    这时作者的心态平和了,她把改正稿与原稿一一比对之后,对张荷感谢万分。她明白了,自己碰上了一位好编辑。

 

    问张荷,何以如此用心?

 

    她说,这是《文史知识》打下的基础。

 

    张荷的父亲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母亲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中华书局,心里想着进古代史编辑室,看历史书稿,渐渐地熟悉某一领域,成为历史学科某一领域的研究者,然后写文章、著书,走中华书局编辑崇尚的“学者型编辑”的道路。可是中华书局领导分配她到了《文史知识》编辑部。她仍然高高兴兴地报到。

 

    “我感激《文史知识》对我的培养,这个培养是全面的。我如果到了历史编辑室,一二年也不必想选题的事,因为一部书稿几百万字,可以忙活一二年。我不必一字一句去审校原稿,古人的原著还能改吗?但《文史知识》是月刊,一期30多篇文章,逼着我去想选题;一篇文章三五千字,读者一目了然,编辑必须一字字审读加工。就是这份编辑工作,把我培养成为一个职业编辑。”

 

中学时便著文质疑红学家的马欣来

 

    马欣来报到时,我问她为什么要到《文史知识》工作,她的想法很真诚。可当我了解了她的情况就嘀咕起来了:北大高材生,人长得亭亭玉立,家庭条件又好,《文史知识》这个小刊物恐怕留不住她!便说:“《文史知识》条件不好,人少,工作条件差,你看这办公室又挤又乱,不如到其它编辑室。”然而她说,喜欢这份工作,一定会好好干。不怕条件差。

 

    我说,你再考虑考虑,免得走弯路,浪费了时间。记得这样谈了不止一次,具体话记不清了,总之都是劝她别在这儿干,理由是这里条件不好。

 

    最后,我见她言谈诚恳,明事达礼,就诚心诚意地说:“要说《文史知识》条件不好,也是事实,但那只是一个方面,《文史知识》也有好的地方。比如,这里特别锻炼人。中华书局其它编辑室,一部书稿,从组稿到成书,总得二三年时间。而《文史知识》从组稿到出刊,周期也就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就能见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知道你的策划是否受读者欢迎,能够及时总结、及时调整,那种锻炼不是一部校点书稿可以相比的……”

 

    后来,时间长了,我真正明白了马欣来到《文史知识》工作的原因。

 

    早在1980年,马欣来还是北京景山学校高二学生的时候,就写出《〈秦可卿晚死考〉质疑》一文,与当时小有名气、任《红楼梦学刊》编委的戴不凡商榷,令红学界啧啧称奇。这篇文章很得冯其庸的欣赏,冯先生便和她的老师说,马欣来不用考大学,直接作他的研究生吧。马欣来没有同意,坚持参加高考。大学毕业时,一些大报大刊,一些研究单位、大学都有名额,她却执意要到中华书局来。她说,单位名气大小,条件好坏,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工作有意义,有干事的环境。

 

    没过一年,马欣来就成了《文史知识》的骨干。

 

    她最大的长处就是能组稿。不论什么大专家,她一出马,稿子便组来了。当时著名学者李泽厚,各种刊物都约他写稿,《文史知识》需要请李先生与青年学生谈谈“80年代怎样治学”,起初是要陈仲奇去组稿,李先生摊出一大堆活儿,婉拒了。派马欣来再去时,也不知她都说了什么,李泽厚欣然同意,没过多久,便交来《新春话知识——致青年朋友们》一篇大文。把陈仲奇佩服得五体投地。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先生曾说:“《文史知识》的马欣来真了不得。她请你写稿,你没办法不写。”

 

    今天想想,能组稿主要不是靠能说会道,而是靠懂专业,靠能和专家学者对话,交流。专家学者认为你懂行,说到点子上了,信任你,于是愿意给你写稿。当年,马欣来写了《〈秦可卿晚死考〉质疑》,深得“懂行”的冯其庸先生赞赏。后来,马欣来研究王维的诗,写出《试论王维的佛教思想》,指出“王维是盛唐诗人中受佛学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的确对佛教禅宗感兴趣,但王维的信佛有它特殊的原因,“佛教只是他理想破灭后的虔诚,他在无可奈何中把这废墟看作人生不可逃脱的归宿”。(《陕西师大学报》,19852期)这个观点,在学术界总结二十世纪佛禅研究的“述评”中,被给予充分的肯定。她整理辑校的《关汉卿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在《关汉卿研究百年评点与未来展望》一文中,同吴国钦、李汉秋等专家的考订研究成果一起,被称为此时期关汉卿考订研究的重要成果。她和胡友鸣合作编著的《台湾文化》一书,成为台湾文化大学教授江天健先生讲授台湾社会文化史,向学生提供的十余种参考书的第一种。

 

    这些成绩说明了,当编辑,即便是周期短变化又快的月刊编辑,也是可以而且应该认真学习,深入研究,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的。研究、著述使一个编辑的学识不断提高;不断提高的学识,促使编辑的素养更加成熟。一个学者型的编辑一定会得到作者的尊敬,而且会为读者编出高水平的读物来。

 

快人黄松

 

    编辑部里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有趣的人。比如黄松,他也是1984年大学毕业,不过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生。他本来在中华书局总编室工作,但他不想在上面,而想到具体业务部门工作,就来到《文史知识》编辑部。他干活快,利索,交给他工作,总是一心一意很快做完。这在后来,他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时,发挥得更加充分。一件工作交给他,他一抓到底。到最后,不是你催他,而是他催你,是他在督促领导尽快落实。

 

    他脑子快,聪明。1985年,他陪我去山东出差。山东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时,我见到一盘扇贝又白又大,心想,这是扇贝吗?我们吃的多半小而黄。便问,这是什么菜?他立马说:“杨先生,您没看清吧,这不就是您家常吃的鲜贝吗?”我听后哈哈大笑。这小子,脑子真快,真会说。他是怕我露怯,是担心别人笑我没见识。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便我见多识广,我那时月工资不到100元,怎么可能“常吃”又白又大的鲜贝呢!

 

    黄松的大发展是在他负责古籍办公室的时候。几年下来,全国古籍出版社没有不熟悉他的,他和古籍出版社没有不友好的,为什么?他能为他们排忧解难,干事又风风火火。他协调古籍规划项目,请专家办培训班,组织古籍社编辑研讨业务问题,探讨古籍整理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是古籍出版社急于解决的问题。我想就是应了那句老话吧——想人家所想,急人家所急!

 

刘良富爬上了“鬼见愁”

 

    还有“四川佬”刘良富。他是编辑部中年纪最大的,虽然从年龄上看他也许算不上年轻了,但在这年轻的集体中,大家都把他当作年轻人。他身体不好,弱不禁风,头总晕,所以常用风油精。我们一闻到风油精味,就知道良富来了。一次,编辑部去远游,登香山“鬼见愁”,良富下大决心,兴致勃勃跟着去了。刚往上爬,他就不行了,大家一边鼓励他,一边前拉后推,终于登顶。他站在山上,极目远眺,十分愉快地说:“这是我这辈子登的最高的山了。多亏大家保驾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但良富看稿子极为认真,见到拿不准的一定去查书,所以大家对他看过的稿子都很放心。

 

    最近,听说他眼睛不好,视力很弱了,《文史知识》几位“老人”,都很挂念他,说,有机会到四川一定去看看他。

 

第二组组长陈仲奇

 

    仲奇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当初我把编辑部分成一、二两组,每组编三期。胡友鸣是第一组的组长,陈仲奇是第二组的组长。轮流编,目的是让大家在月刊工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快速周转中有个喘息的时间,利用轮休策划一下选题,读读书,以利再战。另外,两组的格局,客观上就形成了竞争的局面,各组都想干出特色来。

 

    这种竞争是快乐的,是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记得陈仲奇为了介绍民俗学知识,跑到民俗学大专家钟敬文先生家组稿。那时钟先生年事已高,眼睛不好,写字也困难,亲自写文章已经不行,但先生头脑仍然清晰,思路仍然敏捷,写作欲望仍强烈。陈仲奇为了拿到好稿子,便一次次到钟先生家里去采访,先生口述,仲奇记录,然后重加整理,形成文章。用这种办法,仲奇帮钟先生完成了两篇大作,且深受读者欢迎,给刊物增加了份量。

 

    编辑部里和我一起共事过的还有几位,老大哥黄克,戏剧世家,南开大学华粹琛先生的高足,文章写得生动、幽默、妙趣横生。那时,我很羡慕他举重若轻的文才,佩服他的大家手笔。他虽然在《文史知识》只干了一年,但那是垦荒辟土的第一年,他是开拓、奠基者之一,贡献大矣。还有后来的尹龙元、冯宝志、孔素枫、张文强,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在此一笔带过,真是紙短情长,留待后续了。

 

    ……

 

    谁怎样说话,谁怎样笑,谁上班来晚了会怎样说,谁组来一篇好稿子表情是什么样,谁喜欢什么小玩意儿,谁跟谁好,谁喝了酒爱吹牛,谁玩棋爱悔棋……往事历历在目,仿佛一切尽在眼前。那真是一个快乐的、追求向上的集体。在纪念《文史知识》30周年的座谈会上,张荷说:“那个时候在《文史知识》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乐趣是后来无法复制的。”一句话说出了大家对这个集体的怀恋、珍惜和感激之情。

 

    什么是生活?有人曾经说过,生活就是梦想和兴趣的演出。这话说得真好。我们为了明天的梦想,曾放弃了无数的诱惑;我们为了我们的兴趣,曾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地工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事沧桑,有多少曾经辉煌、曾经显赫的东西在岁月的脚下已经化作尘土,消散得无影无踪,一切都在变化着。

 

    但是,《文史知识》的朋友,他们创业中洋溢出的那种精神,作人的品质,对生活的热情,对实现梦想的全身心投入,却永远存在,它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让人感到温暖和怀恋。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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