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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献:中华文明的重要记录——舒大刚教授在四川大学的演讲
2011-07-19    舒大刚    光明日报    点击: 2386

演讲人:舒大刚 时间:62 地点:四川大学

 

 

 

大凸眼铜像,被誉为“面具之王”,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具特色。

 

 

 

三星堆博物馆外景

 

 

 

《华阳国志》,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等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

 

 

 

舒大刚  1959年生,重庆市秀山县人。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儒学文献、巴蜀文献研究,曾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孝经学史》、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儒家文献学研究》、国际儒学联合会项目“历代学案”等课题。目前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首席专家兼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首席专家兼总编纂。

 

主持人语

 

    谢和平: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由光明日报社和四川大学共同主办的“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论坛。

 

    巴蜀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分支,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巴蜀文化底蕴深厚、悠久绵长,孕育了三星堆青铜文明,历经了金沙文化玉器时代,三国蜀汉文化流光溢彩,藏、羌、彝少数民族文化独具魅力;巴蜀大地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巴蜀自古多才俊,文翁治蜀文教敷,太白诗仙李白、宋代文豪苏轼、画坛巨擘张大千、文坛英杰郭沫若等大批文人大师汇聚于此,孙中山先生曾感言“惟蜀有才,奇瑰磊落”。

 

    作为地处巴蜀文化圈中心的高水平大学,在115年的办学历程中,四川大学植根巴蜀文明沃土,汲取蜀学文化精髓,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具有巴蜀特质、带有川大烙印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学校曾汇聚了郭沫若、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等一大批国学大师,他们对巴蜀古史传说、民族宗教、历史考古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研究,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其中,徐中舒先生撰写的《巴蜀文化初论》被誉为“巴蜀文化论著的里程碑”,冯汉骥先生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的先河。目前,在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巴蜀文化研究方面,学校拥有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宗教学等12个国家重点学科,为培养巴蜀文化研究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人文社科科研经费突破1亿元大关,获得国家及教育部社科重大招标、委托项目13项,特别是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开创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在国内较早成立了“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参与了三星堆遗址、三峡古人类遗址等巴蜀考古重大成果的发掘,编撰出版了《中国道教史》、《儒藏》、《苏轼全集校注》等一大批巴蜀文化典籍。此外,学校博物馆馆藏4万余件极具巴蜀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历代书画、藏羌文物、石刻艺术等珍贵文物,被誉为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珍贵宝库。

 

    大学不仅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是思想文化创新的力量之源。今天,我们与光明日报社共同举办的高端文化论坛,汇聚了包括学术界、文化界以及新闻界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围绕“巴蜀文化与文化强国战略”这一主题,广泛交流巴蜀文化研究的前沿成果和发展趋势,共同思考继承弘扬巴蜀优秀文化遗产、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创新举措。我们相信,此次论坛上各位专家及同仁们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流和智慧的启迪,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学校人文学科、特别是巴蜀文化研究水平,必将有利于深入推进巴蜀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必将为开创四川乃至全国巴蜀文化研究新局面,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1年6月2

 

    历史文化记忆是由实物、遗迹、图书和口碑等方式实现的。

 

    对实物、遗迹的考察和研究诞生了考古学;对图书和口碑的整理与研究则是文献学的任务。由于信息承载的完整性、全面性和持久性,决定了文献学成为历史研究中最古老,也是最系统的学科之一。研究历史文化,在很长时间内的很大程度上,成了对历史文献或文化典籍的研究和整理,而文献典籍也成了历史文化繁荣与否的集中反映和突出标志。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其文献典籍必然丰富多彩而且数量庞大。换言之,一种文化是否发达,是否持久传承和永世隆昌,文献是否丰富也就成了重要的标志。历史悠久的中华先民,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也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璀璨的精神文明。这些精神文明成果(也包括部分物质文明成就)都记录于以“经、史、子、集”为分类体系的数十万种图书资料中,它们是中华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灿烂宝库的主体内容,它们既永恒地记录了过去历史的辉煌,也将持久地点燃人类智慧,照亮着人们生生不息、进德修业的漫漫长路。中华文明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并持久繁荣,甚至中华民族是否真正实现伟大复兴,不仅取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借鉴和运用,而且也取决于是否能对这些文献典籍所记载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一国如此,一个地方也不例外。一方富庶,其文化必兴;而文化若兴,其文献必富。于是“故家乔木”、“文献旧邦”,就成为评价一个地方历史文化底蕴的专用名词。

 

    巴蜀地区是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古文明的重要摇篮。这里水土肥沃,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号称“陆海”、“天府”,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孕育发展的沃壤。岷峨毓秀,江汉炳灵,这里不仅有距今204万年的“巫山猿人”、旧石器晚期的“资阳人”,有大禹治水、蜀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和巴王廪君等优美动人的历史传说,而且还有长江三峡古文化遗址群和成都平原古城文化遗址群等重大发现。不仅有世界上历时最久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人类最早利用天然气的“火井”,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等经济建设成就;也有历史悠久、魅力横生的“巴蜀古文字”、“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青铜文明,还有首创并主撰于巴蜀的集地理、志怪于一体的世界奇书《山海经》,这里还是政府首开学宫传播儒家“七经”从而形成历久弥新“蜀学”传统的地方,还是最早发明和运用雕版印刷术的地区之一,至今还保存着国内仅有年代最早的印刷品(同时也是世界上保存最早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咒》。巴蜀地区还以其丰富的物产和悠久的文化资源,哺育出一代又一代文化名贤和“蜀学”精英,有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轼等文学家,有扬雄、卫元嵩、赵蕤、李鼎祚、房审权、来知德等《易》学家,有张栻、唐甄、刘沅等思想家,有洛下闳、王灼、秦九韶等科学家,有陈寿、常璩、李焘、李心传等史学家,有魏了翁、虞集、杨慎、李调元等文献学家和博物学家,还有严君平、郑子真、赵蕤、陈抟等大德隐士君子,有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等经学家和改良学者。此外,还有李阳冰、文与可、苏轼等书画名家,有张道陵、张鲁、宗密、马祖道一、杜光庭等宗教学者等等。他们都应时而生,卓然振起,以天下为己任,勇为天下创,创造了“文章冠天下”、“蜀学垂无穷”以及“易学在蜀”、“天数在蜀”、“宗教在蜀”、“史学在蜀”、“方术在蜀”等一个个文化奇观,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四川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献富省,历代学人的文化创造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丰富多彩的文献典籍。据不完全统计,巴蜀古代文献多达5000余种,现存者超过3000部。不仅数量庞大、内涵丰富,而且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大而言之,遍及经、史、子、集,举凡《四库全书总目》经部10类、史部15类,类类齐全;子部14家、集部4家,家家咸有。举凡地理之沿革、政治之兴替、经济之发展、文化之繁荣、军事之胜负、社会之变化、风俗之移易,以及思想之精妙、奇士之风雅、民族之风貌,无不应有尽有。

 

    研究巴蜀上古史,有《山海经》、《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研究秦统一后的四川历史文化,则有《华阳国志》、《蜀梼杌》、《蜀中广记》、《蜀典》、《蜀故》、《蜀都碎事》等,其中特别是《蜀中广记》收集文献相当丰富,内容十分广博。研究巴蜀的地理、风俗、物产等,则有《蜀水经》、《蜀水考》,历代所撰《总志》、《通志》以及各府州县志,甚至各种山川志(如《峨眉山志》、《青城山志》、《嘉陵江志》等)和名人游记(如《入蜀记》、《吴船录》、《秦蜀驿程记》等);如果要考察“蜀学”的发展史,既有《蜀学编》、《四川儒林文苑传》、《拟四川艺文志》等综合著述,还有蜀学大家所撰的学术专著:在《易》学上有李鼎祚《周易集解》、苏轼《东坡易传》、来知德《周易集注》、刘沅《周易恒解》等;史学上有陈寿之《三国志》、常璩之《华阳国志》、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李焘《续通鉴长编》;文学上有相如扬雄之辞赋、陈子昂李白之诗歌,三苏父子之文章;科技上有冯鉴《续事始》、李石《续博物志》、唐慎微《证类本草》、秦九韶《数书九章》;子学上则有严遵《道德指归》、苏辙《老子解》、唐甄《潜书》等;术数则有扬雄《太玄》、卫元嵩《元包》;宗教则有张道陵《老子想尔注》、李荣《老子解》、彭晓《参同契注》、宗密《华严经疏》、释绍叟《五家正宗赞》、释性统《续灯正统》等;民族则有樊绰《蛮书》、来保《平定金川方略》、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赵翼《平定两金川述略》、李心衡《金川琐记》等,无不多姿多彩,应有尽有。

 

    除内容丰富外,巴蜀文献还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扬雄《太玄》、《法言》,肇开拟圣仿经之先河;常璩《华阳国志》,首成地方总志之典范;赵崇祚《花间集》、苏轼《东坡乐府》,树立宋词婉约、豪放二派之风格;昝殷《经效产宝》、《食医心鉴》、陈士良《食性本草》、王灼《糖霜谱》、唐慎微《证类本草》,始得妇科学、食疗学、制糖学、方剂学之先声。至于扬雄《方言》之开方言研究新领域,李鼎祚《周易集解》首集汉易之大成,魏了翁《周易集义》首集宋易之精义,杜大珪《琬琰集》之开碑传新史体,杨慎“古音”六书之创闢明代古音学途轨等等,皆是蜀人树之风声、成其典范的,真是“大雅出巴蜀,文章焕星斗”!

 

    丰富多彩的巴蜀文献,既是巴蜀文化的主体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记录。研究巴蜀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固应首当关注和整理这些巴蜀文献,充分发掘其中的文化精华。而总结历代治蜀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凸显和表彰历代巴蜀学人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创的原创精神和人文底蕴,对重振巴蜀文化、发展巴蜀文明也不无借鉴意义。在实施“文化兴川、文化强国”战略的当代社会,在充分学习与吸取世界先进文化,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似乎再也不能长此地“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矣!目前,一项由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批准、国家社科基金委托的重大项目《巴蜀全书》编纂,为我们全面地调查巴蜀历史文献,系统地整理巴蜀精品文献,科学地保护巴蜀善本文献,提供了很好机缘。做成、做实、做好这件事,是我们告慰于巴蜀历代先贤,服务于巴蜀当代建设,嘉惠于巴蜀后代学人的光荣使命,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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