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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文化的物化与心化的呼声
2011-03-17    商伟    中国社会科学报    点击: 2227

在新媒体日益盛行的时代,文化更多地借助于大众媒介的传播手段向受众渗透,越来越呈现出物化的趋向。在此背景下,文化的审美与发展面临着哪些挑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大势如何?带着上述问题,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

 

当审美文化的物化遇到“感兴”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您一直关注大众文化范式的生活论转向。这种转向具体有哪些表现?

 

  王一川:当代生活与审美文化的新状况,一方面,随着媒介技术、材料技术、文化产业等的日益发达,生活与审美文化的传统距离正趋向于消融或模糊化,生活本身也被审美化了,可以说是“泛审美”态势。另一方面,随着金钱、物质在审美文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审美文化本身也被物化了。

 

  如果说,生活的物化意味着金钱和财务已成为日常生活过程的主宰;那么,审美文化的物化则意味着原本指向内在精神价值高空的艺术,已转回头指向它原本力图超越的日常事物或实物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就是所谓的“生活—文化的物化”吗?

 

  王一川:我理解的生活—文化的物化,是指生活—文化的内在精神维度被弱化,而其外在的物化维度被强化的特定状况。也就是说,人们的符号表意系统、价值取向不再指向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完整性,而是指向了个体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欲望的满足。

 

  作为审美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艺术本来是要超越人类的生活层面而提升到精神层面的高度,但现在却反过来把人重新拉回生活层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生活与艺术间的边界早已消融。审美文化更经常地被提升到软实力的优质资源高度,从而被“实力化”或“权力化”,而非仅仅是过去被看重的个体精神修养的优质资源。还有一点,审美文化更多已经不是人们的个体精神鉴赏对象,而是代表了一种日常生活行为本身。

 

  《中国社会科学报》:于是,您提出了“感兴”。

 

  王一川: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感兴的奥秘在于个体要从物的感染中兴起而非沉沦于物本身。古人把物不是当做实用物品而仅仅作为实用物品之类的表征去描绘,这样就可以过滤掉抽空物的现实诱惑力,而让其仅仅以审美外观加以呈现出来。从美学功能上,可以用托物起兴、离物构象和化物返心来概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观众产生弃物品兴的实效,从而应对和化解当代生活—文化的物化趋向。

 

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化会从此走上物化的单行道吗?

 

  王一川:不会的。应当看到,与文化的物化方面被尽力伸张并行的,其实还应有对文化的内在化、精神化或者心灵化的竭力呼唤,人们也严肃地提出要强化人的内在精神或心灵维度的持守问题。可以说,哪里有物化,哪里就有心化的呼声。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文化或艺术会走向何方?

 

  王一川:哪里有文明的冲突,哪里就有文明的展示。人们可能谈虎色变,但是也在消费它,所以物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我认为物化内部可以进行区分。“物化”和“物恋化”(也就是恋物癖)要划清界限,还是要倡导一种回归人的心灵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可以倡导从中国美学传统中寻找一些思想、概念加以改造,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今天这个时代物化遭遇的问题及其克服的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思想和概念具体是什么?

 

  王一川:中国古人写诗讲“诗兴”、“兴会”,欣赏艺术作品讲究欣赏“兴象”、“兴味”。它强调“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不是看物质满足自己欲望的程度,不是满足功利目的的那一面,而是欣赏物质的兴象、欣赏它周围的精神意味,享受对它形式的关照。

 

慧眼识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对此,您如何看?

 

  王一川:用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来概括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表述,因为世界早已不是启蒙时代或文艺复兴时代。我们在面临很多全球化现象或者“后现代碎片”的条件下,无法把过去完整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搬过来,所以今天只能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针对中国遇到的问题,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提问和思考。

 

  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倡现实主义精神,但整个西方都没有处在现实主义条件下,所以现实主义很快就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冲得无影无踪。当然这个比喻有点夸张。今天某些地域文艺(如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地域文学)还有一些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但全国的文学主流不是这样了。例如,更多的是“类型化”而不是典型化,像葛优、赵本山都是类型化的人物,甚至是符号化了。

 

  一个现实又可怕的问题摆在这儿:人的欲望无止境,但社会资源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不以心导物怎么办?谁都不可能纵情驰骋自己的物质欲望。如果没有精神的克制、节制、调节,社会就很可怕。现在越来越多清醒的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要相信国民的素养。

 

  国民要有一双善于识别是高级艺术还是低级艺术的眼睛,要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借我一双慧眼”,借每人一双“慧眼”以便识别艺术水平的高低。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谁来做这件事呢?

 

  王一川:所有的人都要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政府的管理部门从制定政策、经费投入、政策投入、政策保障上就要考虑,公益的艺术事业怎么做,支持哪些艺术家、哪种艺术,这都很重要。政府要有抵抗和识别能力,批评界的声音要强烈起来,公众要擦亮眼睛,首先要对媒体、对艺术有所怀疑,要相信艺术是可以说谎的,很多艺术是建构起来的。

 

在现代性的怀抱中发展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一边借鉴外国,又在此过程中把本民族、传统的一些东西丢掉了,导致文化“找不到家”,失去“民族认同”和话语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一川: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也容易造成一种误解。现在有些人主张回归古典,好像谈起这个来就很时髦,走到哪里都很理直气壮。但是,人们问过没有:我们现在还能回归古典吗?回到唐代还是宋代?恐怕都不可以,古人会“开除”我们的。

 

  我的考虑有两点。第一,要坚持在现代性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制下发展中国文化和艺术。只能在现代性的氛围中,继续创造、发展我们的文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在现代性的基础上来思考问题,绝不能因为强调传统而把这个改变。第二,在这个基础上,适度地传承中国文化的精神,从中国古代找到一些有益的思想、概念和范畴加以改造,来帮助安置我们的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学术界呈现“中国美学热”的现象,不少内地学者对中国哲学很推崇,但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却似乎难以与世界对话和接轨。是不是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是一种表面的虚华?

 

  王一川:谈不上虚华,实际上这是现实的写照。虽然有一些中外学者对话,但还形不成“即时对话”,即还不能完全做到与外国学者在同一个时间、空间节点上对话。在很多方面,双方考虑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原因很复杂,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很多著作没有被很好地翻译成英文。中国的东西被翻译得少,让西方心动的就更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阅读、理解西方著作的能力还多少有差距。另外,各自的文化背景也不太一样,中国的国情和体制跟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之处,学术话语的对接还没有真正实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接受还必须有一个西方语境。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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