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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有:《金瓶梅词话》的非小说意味
2011-02-21    陈东有    人民政协报    点击: 2464

  演讲人:陈东有,教授,为史学博士、著名历史学家、文学研究专家。他曾任职于南昌大学,长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中国文学史等专业的研究与教学,现为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的专著《走向海洋贸易带》、《现实与虚构》、《金瓶梅文化研究》在学界影响巨大,他还主编过《中国的农民》,合著《科教兴国论》等著作。

  

  我们这个社会对《金瓶梅》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或者说是存在着悖论的。“人皆好之,人皆恶之”。既有好奇、好读之心,又有讨厌、防备之意。

  ——陈东有

  

  阅读提示: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一部描写世态人情、自然人性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它产生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比《红楼梦》早200年,与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四大奇书。

 

  ■书中人物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主要人物,书名就叫《金瓶梅》,又称《金瓶梅传》;西门庆也是书中重要人物,所以又称《西门传》。

 

  ■1932年北平图书馆从山西收购到一部《金瓶梅词话》,该版本刊行于公元1617年,是迄今为止《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刻本前附有序言,署名“欣欣子”,指明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是何人?学术界有争论。

 

  ■《金瓶梅》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毁誉聚于一身,清代康熙年间小说理论家张竹坡曾做评点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肯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今天来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读《金瓶梅词话》的一些想法,一些研究心得。

 

  从小说的文学文本中走出来,因此定的题目是《〈金瓶梅词话〉的非小说意味》,请大家批评指正。

 

  金瓶梅中的经济意味

 

  记得十多年前,与几位经济史同行闲聊,聊到了股份经济的历史,大家都说到,股份经济和股份制,大概是在17世纪初,首先是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于是,我讲了《金瓶梅词话》中的一段故事,请教诸位。

 

  西门庆从开生药铺入手,赚了钱,开了绒线铺,又赚了钱,于是想开一家绸缎铺。他有钱,但缺铺面和经营管理人才,于是与乔大户商量。乔大户把自己临街的房子打开,作为铺面和仓库;西门庆出资本;又请来甘、韩、崔三个伙计做经营管理,算是管理技术入股。关键是利润分成,书中第五十八回写道:

 

  “西门庆叫将崔本来,会乔大户那边收拾房子卸货,修盖土库局面,择日开张举事。乔大户对崔本说:‘将来凡一应大小事,随你亲家爹(指西门庆)这边只顾处,不消多较。’当下就和甘伙计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三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

 

  故事很简单,参股分红说得清清楚楚。于是大家议论起来,有人认为这还只能算是传统的合伙经营,不能算股份经济。有人则认为这是典型的股份经济,其中不仅有以物资、资本入股,还有以管理技术入股,只是还没有形成股份制度。有人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告诉说,《金瓶梅词话》有一署名“东吴弄珠客”所作的序,留下了时间标记是“万历丁巳季冬”。“万历丁巳”为1617年,而根据此序所说,书已经流传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即使以此为成书年限的下限,那么书中所说股份经济最迟也是在十七世纪初。

 

  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在十七世纪初就已经有了股份制了,但不能否认股份方式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股份经济的早期模式在一些很有头脑的经营者那里已经是运用得十分娴熟。

 

  《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成功地写活了一个十分纷繁复杂的社会:以西门庆及其家庭为中心,写了市场买卖,写了官场来往,写了朋友哥们,写了妻妾仆妇,真可谓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偏好从中获得文学的审美。《金瓶梅词话》给我们提供的经济史料是十分丰富的,这是它十分宝贵的所在。它生动形象地提供了大量明代中期的经济资料,这种资料虽然不可与史料相提并论,却也达到了一般史料达不到的生动细致水平,记载了史料所没有记载的生活真实。比如刚才说的关于股份经济的事情,还有棉花、棉布、绸缎及其加工和市场行情;服饰、饮食、家具的加工及其市场行情。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小说展示了当时京杭大运河的河运、商业贸易、税收的情况及由此带动起来的服务业发展。

 

  金瓶梅中的道德意味

 

  我们这个社会对《金瓶梅》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或者说是存在着悖论的。“人皆好之,人皆恶之”。既有好奇、好读之心,又有讨厌、防备之意。问题不仅是因为它其中有百余处近两万字的性描写,或者说是与人物命运紧密关联的性故事,更是因为让人们看到很多故事就是发生在今天,一些人可以从中看到现实中的某某,看到现实中的社会某个方面。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这样看来,《金瓶梅词话》的道德说教也就不是简单的可以用“封建”“传统”概括得了的。

 

  西门庆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一号角色。他的两只脚,一只踩在商场上,一只踩在官场上;他的两只手,一只不断地收进钱财,一只伸向女色。商场上,他是最会赚钱,十年不到,家产从数千两发展到近十万两。官场上,他上结京城要官,下联县府四衙,中央、地方的官员有很多是他的朋友,既有不少是他需要的朋友,也有不少是需要他的朋友。女色上,直接有性关系的女人有二十多位,他好女色,最终为女色丢掉了性命;女色也好他,有钱的原因,有权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的风流倜傥舍得在女人身上花钱花时间的原因。因此,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还有中国的文化史上,他得到的道德批判要比他应该得到的文学批评和文化评论多得多。到后来的今天,则干脆就是“流氓”“恶霸”“市侩”的评判。其实,我们对书中的道德说教研究得并不够。

 

  《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的主旨集中体现在小说开篇的《四季词》和《四贪词》以及第一回的开场白上,穿插在全书人物和情节中的说教都由此展开。《四季词》和《四贪词》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以具体的酒、色、财、气为批判对象,以西门庆等人的命运故事作为案例,对自己所肯定的道德规则和人生价值作了辨析和说教。

 

  一是戒贪酒。酒不能不饮,“酒熟堪酌,客至须留”。但那是在清幽的茅舍之中,获得“无荣无辱无忧”状态,所以才可以“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四季词)。不能贪酒,贪酒能乱性,令饮者失去原本应该有的行为约束。“酒损精神破丧家,语言无状闹喧哗”,“失却万事皆因此”(四贪词)。“万恶淫为首”,但“酒是色媒人”。因此,“切须戒,饮流霞,若能依此实无差”(四贪词)。小说中说到纵欲行为,大多与酒密切相关。西门庆所用春药一定要用酒为引,是形象的“色媒人”。

 

  二是戒贪色。“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具有浓厚的子嗣观念和养生意识的中国人不提倡也不接受禁欲主义。但不能贪色,不能纵情,更不能纵欲,纵欲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生理问题,纵欲必然导致伦理混乱和折寿夭亡。西门庆就是顺着这条邪道走到黑的。戒贪色不等于禁欲,而寡欲则为节欲的表现。所以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少贪红粉翠花钿”,“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四贪词)。情色二事,关系密切,互为因果。戒色,必然要做到抑情。“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第1回)情生于自心,为体,有情则好色,遇色则情煽。所以“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四贪词)。这是以抑情来节欲,从而达到“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的戒贪色的目的。《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中针对的最大道德问题就是色欲。

 

  三是戒贪财。作者道德说教的批判标准不是不要财富,而是一要公道本分之财,“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四贪词)。“富贵自是富来投,利名还有利名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第14回)。二不能贪多,不是公道本分之财不能贪,就是公道本分之财也不能多。贪财者会因贪而不仁,财多者因富而致祸。“淫嬻从来由浊富”(第27回),“富遭嫉妒贫遭辱”,而且“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四贪词)。三强调积财不如积善,“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多少有钱者,死了没棺材”(第79回)。西门庆受批,最大的罪过是纵欲,但最先的罪孽是有钱,是因富而获名,因富得贵,也因富而纵欲。没有那么多的钱,他哪里能那般地用银子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也就能做成什么?结果,死时连棺材也没来得及备妥,近十万家财也没带走一分一厘。

 

  四是戒使气。使气也可曰“尚气”,气是强梁之气,强横之气。“一时怒发无名穴,到后忧煎祸及身”,所以待人“莫太过,免灾迍,劝君凡事放宽情。合撒手时须撒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四贪词)。主张“柔软立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第1回)。在小说中,使气逞强逞能者大多无好下场。西门庆、李瓶儿、潘金莲、孙雪娥、宋惠莲、春梅、陈经济,一概如此。尤其是潘金莲、春梅,都是有理无理皆不饶人的人物,春梅更是一副刚性脾气。

 

  这些道德说教中包含的价值观、人生观,有传统社会的标准,值得商榷,值得反思,但其中不乏人生和社会规律性的东西,很有承继的意义,不能一概否定。特别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了很大很快的进展,而社会建设、道德建设却跟不上的时候;特别是有些人的财富也有了很大很快的发展,而个人却无法恰当地处理这些财富的时候,由财富而滋长的色欲、物欲、霸气却超常表现出来,《四贪词》的告诫就不无道理了。《金瓶梅词话》并不是反财富论之书,而是告诫人们在获取财富上需有正当手段,在处理财富中要有智慧。于是,小说中人生观、价值观的哲学意味也就透显出来。

 

  金瓶梅中的哲学意味

 

  道德观是社会伦理意识,实际上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人生观、价值观又取决于人的行为的根本指导思想的世界观或者说哲学观。社会的道德说教不仅要依靠一定的社会伦理准则,而且更要以哲学思想作为基础。

 

  《金瓶梅词话》成书时间约为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故事所写的空间乃为当时商业经济和市民阶层最为发展的中国东部运河一带。故事所反映的现实,或者说道德说教所批判的对象,是十分活跃的商镇河埠中的商人市民阶层构成的商业小社会反传统道德的观念、行为,说明当时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新的能够规范人们行为伦理道德体系还没有建树起来。从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金瓶梅词话》中说教的道德标准的构成主要是作为大众行为准则的明代理学中若干训条和融道、佛二教善恶观、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民间宗教意识以及民众的生活经验。作者的这种选择,自有自己的哲学基础。

 

  一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节欲观,寡欲以养心。

 

  从《金瓶梅词话》的道德说教主旨看,西门庆、潘金莲这类人都坏在人欲上,而且是过分的贪欲。“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但应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欣欣子序)不可似“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东吴弄珠客序)这正是《中庸》中所谓的“中和”节欲观的具体运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不同意禁欲。“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强调用伦理规范来约束人的男女关系及其各种欲求,同时又使这种约束作为一种修养来促进人的道德的完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寡欲存善,多欲失善,养心在于存养善性,当要寡欲。

 

  二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寡欲以保身、养生、养亲、尽年。

 

  对于人的种种欲望持什么态度,在先秦诸子中已有不同的看法。《老子》提倡“无知无欲”,原因不复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所以“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老子这种愚民不知以达到无欲的哲学,是过于理智了,大概在当时“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现实中就行不通,到后来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就更行不通了。但是其中说到物欲的缘起和节欲在社会伦理中的意义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的终归自然的思想却是启发了其他的哲学家,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人。《金瓶梅词话》中也就有了不少“宽性宽怀过几年,人死人生在眼前;随高随下随缘过,或长或短莫埋怨;自有自无休叹息,家贫家富总由天;平生衣禄随缘度,一日清闲一日仙。”之类的说教。(第49回)

 

  与老子同,庄子主张寡欲,主张回归自然;与老子不同,庄子把寡欲同贵生、养生结合起来。庄子追求他的“逍遥游”,期待的是有涯之生命获得无涯之逍遥。但他同时也深知“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所以讲求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庄子·养生主第三》)。庄子认为人生有涯,实质上是肯定人的自然属性,所以其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论的就是自然之身的保养,这与儒家寡欲以获得道德的完善不同。“夫富者,若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也。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至乐第十八》)轻欲重生,止欲而贵生。庄子的这些思想,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也不例外。生命的内涵是什么?后来者有不同的看法,追求生命的自由逍遥当然大有人在,把贵生发展成为养生,甚至发展成为养生之术的也大有人在,但对广大民众来说,主要还是健康保命。《金瓶梅词话》的《四季词》宣扬的就是寡欲养生的境界,而书中不少的说教是重在寻求健康保命的目标上。

 

  三是杨朱一派适(节)欲顺生观。

 

  杨朱之学认为人欲与人的生命存亡密切相关,有关观点主要保存在《吕氏春秋》的《贵生》、《重己》、《情欲》等篇中。“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重己)“适欲”就是“节欲”。“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芳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贵生)“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情欲)这里认为贪心与欲情也是人天生的,无论是谁,要生存,就要节制自己天生就有的这种贪心和欲情。圣人修节止欲得到的就是不过节之情,于是得以生存;而未能得生存者是因为不能修节止欲,失去了不过节之情,也就是放纵了自己的欲。“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沈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情欲)人欲与人之生存的利害关系,解释了作为自然的人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关系,合乎自然之理,也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也成为后来包括中医诊治预防由贪欲而引起的疾病在内的各种说法的思想基础。(孙思邈《千金宝要》卷六有:“快情纵欲,极意房中,稍至年长,肾气虚竭,百病滋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七《养性序》有:“恣其情欲,则命同朝露也。”)《金瓶梅词话》在说教中劝人们节欲的指导思想当然与此有关。

 

  这就是《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的哲学基础,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人也都知道,这些哲学基础又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命题。

 

  金瓶梅哲学意味的反思

 

  《金瓶梅词话》不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其道德说教以中国哲学的传统命题作为自己的基础。《金瓶梅词话》的道德说教目的不仅在于维系或弥补或重建被经济社会冲击了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而且还在于关注人,关注人自身的命运。所以,这部作品才会具有超越时空的美学魅力和哲学内涵。

 

  一是处理生命与欲望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面对着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由于理性压抑而扭曲了人性的现实,更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而膨胀了的欲望发泄的现实,传统的伦理秩序受到了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也失去了曾有过的约束人心人行的力量。所以作者总是强调生命和欲望之间关系的辩证说法,反贪酒贪色贪财使气以节欲,节欲以保身,以达到生命与欲望的和谐。

 

  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生就一副可以承受任何欲望摧残的金刚之身,人的肉体的形成、成长、死亡,是自然的规律。人不仅生命有涯,而且肉体的承受力也有限。人的欲望是意识活动,不仅无涯,而且会不断膨胀。以有涯、有限的自然生命之体去抗争无涯、无限的欲望追求,必然导致肉体的崩溃。若要阻止这种崩溃,就必须把无涯、无限的欲望追求限制为有涯、有限的欲望实现。节欲、寡欲的意义正在于此。生命与欲望之间关系的合理性,就是合乎自然规律性。《金瓶梅词话》在敷演第一号人物西门庆的一生时所从事的道德说教,正是要说明这么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批西门庆毒害人命,占人妻女,腐蚀官吏,得财枉法,还是属于表层次的道德批判,深层次的批判在于他对自身的自毁,他那难以抑制的纵欲在破坏社会伦理的同时,也在消耗他自己。他要求胡僧给他那百十粒春药丸如同他以肉体生命为赌注的筹码,以纵欲来消耗自己生命的赌博,每一次都是失败的,用去一粒春药,就是失去一个筹码,最后必然药尽命丧。作者为了强调这一点,对西门庆临死时的惨状作了突出的渲染。我们应该客观地肯定这种死对生命与欲望关系作出的合理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在“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前前后后,在西门庆、东门庆、南门庆、北门庆身上都是合乎事物的普遍规律性因而具有积极意义。

 

  二是肯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性。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地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哲学命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人与动物世界、植物世界,与山地河流、海洋极地之间符合自然规律的共生共存,也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欲望的人与肉体的人之间合乎规律的生存与发展。人本身就有自然属性,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员,人应该通过自己的理智控制自己超越自然之体的承受限度的欲求行为,实现良好的健康生存。尤其是在一种束缚人的自由发展、完全扼杀人的自然欲求的时代行将结束,而新的伦理道德尚未成熟之时,人的欲望在财富与权力的支持下,必定会无忌无惮地喷涌出来,人与自然和谐的命题就更为重要,肯定人的生活欲求与自然生命的和谐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四百年前的明代社会,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深刻的认识,但是《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提出来的问题和对人们的告诫,正是在阐释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尽管书中的节欲观带有浓厚的传统道德色彩,但节欲并不是禁欲,道德说教不等于扼杀人的天性。我们不否认明清时期以官方理学为武器的道德说教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束缚,具有压抑人性解放和个性发展的弊病,但是针对一个在金钱、权力和肉欲的支配下人可以失去理性的时代,不能把人应有的自我约束和社会应有的理性都看做是封建的枷锁。

 

强调享受生活的权利,是现代观念,以此观念去批判中世纪西方的禁欲主义和东方的以维系天命纲常为目的的明代禁欲理学是对的、进步的。但即使在现代社会,享受生活的权利也并不等于无节制的纵欲。恰恰相反,享受生活更重在对生命的珍重。因此,我们在批判明代理学对人的正当生活欲求无情遏制时,不能把人的纵欲行为说成是积极的、进步的、合理的,否则,就等于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了我们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强调个性的解放,褒扬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不能等同于颂扬娼妓和一夫多妻行为以及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伦理的行为。否则,悖论的价值观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使新的文学和新的文明陷入到一个新的否定怪圈之中,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不利于人自身合乎规律的发展。

 

《人民政协报》2011221

责任编辑: 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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