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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新探究
2010-12-23    刘重来    中华读书报    点击: 2101

 

 

 

《〈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陈晓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月第一版,39.00

 

    想通过对一部书的研究来窥探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似乎不可思议,但陈晓华的《〈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却实实在在回答了这一疑问。

 

    然而平心而论,陈晓华研究的这部书,并非等闲之书,而是一部举全国之力,聚当代名家大儒,由乾隆皇帝敕编的卷帙浩繁、规模空前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说它卷帙浩繁、规模空前,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这部丛书收有图书3461种,共79309卷、36078册,7亿多字。可以说是集我国古籍之大成,代表了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水平和成就的巨著。

 

    更引人注目的是,为编纂这部丛书而聚集的知识分子,其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的,仅皇帝亲自任命的总裁官就达16人,总纂、总核等达360人,抄写人员更达3826人。这其中,包括了当时学术精英如朱筠、纪昀、王念孙、戴震、邵晋涵、任大椿、翁方纲、余集、杨昌霖、周永年、姚鼐等等。可以说,围绕《四库全书》,当时清王朝知识分子的精英大都云集于此,是一代名家硕儒的大荟萃。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仅相当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全国的学术水平和成就,也相当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因此,通过对《四库全书》的研究来窥探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不仅完全可行,而且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陈书的独到之处,一是对《四库全书》的修纂给予了全新的评价。按过去一般的说法,都认为纂修《四库全书》是因为乾隆皇帝个人“好大喜功”,是为了烘托“康乾盛世”,是为了表现封建统治者稽古右文的伟绩,是为了稳定清王朝的统治,是为了维护文化专制。不少学者还以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删毁了一些不利清朝统治者的图书为由,否定其成就,甚至还以鲁迅所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为据,认为纂修《四库全书》对我国文化遗产是一场巨大灾难。而陈书通过大量的史料,从全球视野出发,认为“《四库全书》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世界瑰宝。其成书之日,便以代表东方文化的资格,取得了世界性的地位”;认为“《四库全书》是对清乾隆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文化的一次全面总结,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认为“《四库全书》始终以其‘典籍之总汇,文化之渊薮’的巨大魅力赢得世界的关注,始终以其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与辉煌,屹立在人类文化前进的大道上,俯瞰着人类的风云,鉴示着人类的未来,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绝唱”。

 

    陈书还认为,《四库全书》的纂修,固然与乾隆皇帝亲自倡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乾隆时的学术文化进入了总结期。这种总结的大势迫切需要对国家藏书和社会藏书做一次全面的清理,编撰一部反映当时藏书盛况和总结文化学术发展的大型目录书”。也就是说,《四库全书》的产生,与其说是乾隆皇帝的个人意愿,倒不如说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这样,就把《四库全书》的产生的原因,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总之,陈书一改过去对纂修《四库全书》或贬多褒少,或毁誉参半的局面,而是给予了更公正切实的评价。

 

    二是对直接和间接参与《四库全书》纂修的知识分子,包括前前后后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表现及心路历程,也给予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下,总是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是在政治高压下的无奈之举,也是清统治者为了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而采取的一个手段,让他们只埋头于古籍整理与考证,无暇政治活动,不再关心天下兴亡之事。总之,编纂《四库全书》是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对知识分子才华的压抑和摧残,是“文字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陈书却一改这些传统看法,以大量史实,证明“四库馆开,学者们非常兴奋,开馆修书为国家盛事,而能参与馆事,历来为士子无上光荣”。认为“清开馆修书为其一朝风尚,官方的导向与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特征,决定了知识分子以参与馆事为荣耀,而入馆修书亦可谓晋升的一大捷径”,认为知识分子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是发挥其才干的难得机遇,如“当时戴震入馆,轰动不小,‘天下士闻之,咸喜,以为得发抒所学矣’”。总之,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对编纂《四库全书》认为是国家盛事,评价很高,对于能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态度十分积极,认为是无上光荣之事,并非态度消极无奈。

 

    陈书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种种思想、行为,包括他们的弱点、缺点和失误也不讳言。如一些馆臣为了讨好乾隆皇帝,故意在进呈书中留下一些明显的错漏字句,“待高宗校出指斥,以示圣明之天纵”,“倘圣明偶尔失察,错漏就从此生根”,本可避免的讹误因馆臣的讨好献媚而以讹传讹下去,造成本可避免的损失。还有一些学者“一边迎合朝廷立场,尽弃所谓鄙诞之书,一边却私自抄存满足个人喜好,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融于一身”。还有一些学者,流连声色犬马,如袁枚、裘曰修等人,陈书则认为“学者们的纵欲,以及对纵欲的宽容或不宽容,其实亦是一种观念变革的信息,只是处于其间的学者们自己尚未清晰认识到这其实就是观念变革的前奏”。

 

    总之,陈书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背景和切入点,对前前后后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行给予了较全面、深入的剖析,不仅为《四库全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而且也为考察研究中国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增添了新的平台,是一个可贵的尝试。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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