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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奖得主赵园谈文史研究:没有什么疆界不可跨越
2010-12-07    王小宁    人民政协报    点击: 2651

没有什么疆界不可以跨越

 

——全国政协委员、新一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赵园谈文史研究

 

  编者按: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赵园近日以新作《想象与叙述》荣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本书上承作者1999年出版的,轰动一时的力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与2005年出版的《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把对历史的“想象与叙述”作为研究对象,发挥和延展了“明清之际”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无论从写作的角度还是学术的角度都具有开新的意义。本刊近日就文史研究的话题专访了赵园委员。

 

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史学写作

 

  问:学术著作往往很枯燥,但是您的作品,比如之前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现在获奖的《想象与叙述》,都不存在这个问题,可读性很强。有报纸评论说,您是用文学的方式写学术著作,是这样吗?这和您早年所做的现代文学研究有关系吗?

 

  答:我的学术写作并没有刻意用文学的方式。写《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时候,我是努力向史学学习的,但毕竟原来的学术背景在,已经形成的学术方式在,难免影响到学术作品的面貌。到写《想象与叙述》,我已经比较自觉地认识到,自己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并不是需要摆脱的东西,而是我进入史学领域的一个路径——和史学工作者不完全相同的路径。在《想象与叙述》中,我还有意地谈到了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

 

  本来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史的界限并不清楚,截然分开是引进了西方学科体制的结果:搞史学的人可以完全不关心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也可以不了解史学成果。文史之间在学术方法和学术训练方面没有交集,通才通识训练缺乏,造成了学科视野的狭窄,使后来整个知识状况都受到影响。其实在前辈学者中,通才和通识者是非常普遍的,像陈寅恪、孟森,他们的著作用今天的标准很难严格地说是文学还是史学。《柳如是别传》中有考证也有推测,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吗?在这种情况下,我面临的不是刻意打通的问题,而是利用自己已经形成的学术方法来处理新的材料和分析新的问题。这样就造成了你刚才谈到的印象,似乎是有意运用文学方式来研究史学。

 

  问:您的研究中,利用了很多明清之际的文集。文集,一般史学不大将之作为主要材料,但您的研究中却大量采用。

 

  答:是的。文人文集在史学中被利用得确实不够。前辈学者陈垣、孟森都大量使用文集,陈寅恪就更不用说了,《柳如是别传》中涉及了多少部文集!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历史学者对文集的利用不够。不止如此,我感到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的那种“集部之学”,较之经学、史学更为衰落。什么是史料?这是个问题。一般认为正史、野史、笔记才是史料,可我宁愿把它们看作“叙述”,尤其野史,那是更个人化的“叙述”。其实正史中也包含了个人化的叙述,尤其是担任那一部分主笔的人,他的个人倾向往往在里面。《明史》的倾向就很明显。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说过,《明史》是用“东林”的观点写的。所以你很难说,正史就是客观的,更不应该认定它就是史实。

 

  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著作就援引了游记甚至小说作为材料,尤其关于某一个时代物质生活的细节。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和史学显然没有什么疆界不可以跨越。

 

学者要有“两副”笔墨

 

  问:您的《想象与叙述》获得了新一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类),带给学术界一份惊喜。评委会对这本书的评语是:该书以文学批评的方法处理社会历史文本,从“想象”和“叙述”两个层面,对明清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作出了富于洞见的分析。您怎么看待您的学术著作获得了文学奖?

 

  答:得这个奖我是比较意外的,因为《想象与叙述》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著作,而是以历史叙述作为主要讨论对象的。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会对评奖理由有说明,我反复听到的一个词是“跨界”。我对“跨界”这个概念是认可的。依我的理解,有关的评委希望由更宽广的学科视野中寻找资源,来丰富当代的文学批评。我认为这是鲁迅文学奖评选的一个有益的思路。

 

  问:学术著作可以获得文学奖,您是不是有一些写作上的经验可以和学术后辈分享?

 

  答:在《想象与叙述》附录中,我谈到了学术文体,说学术文体值得训练,“对于学术,文体并非‘决定性’的,但不可模仿的却又往往是文体”。上世纪90年代,我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写散文。我的经验是,把学术作品处理得好读一些是可能的。学术化的东西不一定都要正襟危坐。我比较自觉地这样处理的,《想象与叙述》之外,还有《易堂寻踪》。《易堂寻踪》好读,和它的性质有关,因为那是一本“文化寻踪”类的书,有较多叙述的成分,只是我在叙述中加入了考据。我不大能欣赏将历史故事化的那种写法。

 

  我也有写得不太好读的作品,比如《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续编。如何写也取决于要写的是什么。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生前曾要求我有“两副笔墨”。我则以为作为学者,可能要有不止两副笔墨。你要动员你所有的训练,所有的潜能,为内容寻找形式,把你的论述、你的材料装在一个尽可能适合它的容器里面。而如果你想拥有“两副”(以致两副以上的)笔墨,那确实是需要训练的。对年轻的学人,对我的学生,我建议他们进行文体方面的自我训练,以便更灵活地调遣文字。

 

  但是归根结底,作为学者,重要的是你有何种(甚至有没有)真正的学术贡献,而不是写得有多么漂亮。我认同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这个价值序列。义理、考据较之词章,毕竟是更为根本的,是决定学术作品的品质的东西。

 

始终关注“知识分子”的问题

 

  问:读您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想象与叙述》等著作,亦文亦史的叙述方式非常富有感染力,使人感到您对那个天崩地裂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身世命运的关注和同情。您为什么格外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

 

  答:我在从事学术工作之初,就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应当与当时刚刚经历过“文革”有关。我的第一部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就是这一方向上思考与探究的成果。即使写作家论,关注点之一,也是作家的人生道路。后来又有研究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的关系的《地之子》。只有《北京:城与人》例外。那是“计划外项目”,写作的缘起有点特别。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那一时期,我和我的友人们,都在试图经由学术,探究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同时反省自身。而我自己进入“明清之际”后的“士大夫研究”,是那一种“知识分子研究”的继续。当然,时段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关联,是不难看出的。

 

  问: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还将继续关注下去吗?在叙述方式上会不会有所变化?

 

  答:我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探究当然会继续下去,至于写什么和怎样写,不好预先拟定。这个话题还是留待将来再说吧。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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