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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华简:《保训》主旨与“中”字释读
2010-12-06    郭伟川    光明日报    点击: 3756

武王所说的《训典》,亦即文王之临终遗书,就是今日之清华简《保训》。

 

    舜如何摆脱在历山务农的困境,并谋求向中土发展自己的事业呢?

 

    周文王之所以在遗书中一再向姬发提及“中”字,我认为指的就是“中土”。

 

    直至目前为止,对《保训》释读的分歧所在,关键仍在一“中”字。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一文中认为,“中”字系指思想观念的“中道”而言,并引《论语·尧曰》中之“允执其中”及《尚书·大禹谟》的相关篇什以证其说;同时指出:“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

 

    高嵩松先生不同意李先生对“中”字的释读,认为:“从下文微‘假中于河’、‘归中于河’来看,显然,这里的‘中’绝非形而上的‘中道’。”他与吴从周先生一样,都将“中”看成是假借字,读为“众”。高先生认为:“这样解读,此篇内容无不文从字顺。众即民众,从简文不断提及‘求众’、‘得众’、‘假众’、‘归众’来看,周文王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本思想。”(高嵩松《清华简<保训>篇的“中”是指“中道”吗?》,载《上海书评》2010726)  

 

    高先生等人将《保训》篇之“中”释读为“众”,显示周文王在遗言中以“民众”观念和“民本思想”训诫姬发,这亦属思想观念的范畴,难道不也是“形而上”吗?何况在周文王的相关文献中,“众”与“中”各有其字,毋须假借,不能混淆。在周文王的时代,在社会政治观念的范畴里,“众”指民众,“中”喻公平公正,即所谓“允执厥中”,言为“中道”,未始不正确。但问题在于,周文王这种“民本思想”和“中道”观念的政治说教,在《逸周书》的《度训》、《常训》、《允文》、《小明》、《程典》、《文儆》、《文传》诸篇中,多有涉及,相信他的政治接班人对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已经滚瓜烂熟。因此,在周文王临终之际,他以郑重其事的方式,以书向姬发交代政治遗嘱,我认为他显然不会讲那些平日一讲再讲有关“民众”和“中道”的大道理,因为这并不符合殷周之际的政治形势和周文王晚年积极筹划伐纣、准备取中土而代之的历史事实。而这显然才是周文王临终务须交代的心头大事。

 

    拙著《两周史论》中有一篇专论周文王的文章,里面论及文王在西岐苦心经营四、五十年,其仁政德治令天下归心。而纣王则倒行逆施,诸侯、百姓乃寄厚望于文王,皆曰纣可伐矣。因此,至文王后期,所谓“应天顺人”,积极做好伐纣的准备,并采取巩固西北、东征伐纣的战略,于是自陕出甘,征服密须,震慑犬戎;继之南下伐邘、伐崇,旋即建酆邑为王都。《诗·大雅·文王有声》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酆”,可为之证。

 

    而伐崇之举,令殷纣君臣大为震惊,因为崇是殷商之与国,伐崇表示周文王与殷纣分庭抗礼的决心。其时殷纣之暴虐无道天怒人怨,大失民心,而且又正用兵于东方,无力西顾。因此,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利好因素毕集于文王一身。当他正要筹划集合天下诸侯力量共同伐纣,以实施其东进取商而代之的计划时,不幸病卒于毕郢。(见郭伟川《两周史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那么,周文王临终是否有遗书命姬发继起完成其翦商取中土的未竟大业这一心中的头等大事呢?——事实证明,历史确有其事。

 

    有关姬发接受其父文王遗书《训典》的问题,《逸周书·小开武》记载了此一事实,文中云:

 

    “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

 

    当武王听周公说了一番“顺天得时,顺地得助”及“宿以纪月,日以纪德”等道理后,就说:

 

    “余闻在昔,《训典》中规,非时罔有格言,日正余不足。”

 

    我认为,武王所说的《训典》,亦即文王之临终遗书,就是今日之清华简《保训》。而《训典》中之“中规”,乃“中土”之谓,与我一开始即认为清华简《保训》篇之“中”字乃历史地理学上的名称,可谓完全一致。

 

    为什么我说《训典》的“中规”即“中土”呢?如所周知,古语所谓“无规矩则不成方圆”,而上古之人认为“天圆地方”。潘振正是训“规”为“天”的,其注云:“规圆,指天。”(见《逸周书·小开武》潘振注)故“中规”即喻“天下之中心”,也即“中土”之谓。我认为恰好与《保训》之“中”及全文的主旨吻合。下面,我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释读清华简《保训》篇之“中”,并分析其主要内容。先说舜事: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祗之哉!

 

    首先,我认为必须明了舜的简历,因为这有助于解释文王遗书的上述内容。据《史记·五帝纪》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古冀州包括范围甚广,今河北、山西二全省、河南省黄河以北及辽宁省滦河以西皆其地。舜实际上是山西省蒲州虞乡人,其家乡地处晋西南,与河南及陕西二省交界。他祖上数代皆为庶人,其本人亦干过多种行业。他先在家乡东北面的历山开荒务农,而历山处崇山峻岭之中,西南既有中条山横亘其间,东南则为王屋山所阻,极为闭塞,故舜深为自己的前途耽心,谋求自己有朝一日能到河南的中土发展。因为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五十三年帝尧“祭于洛”,可见其时河洛一带的“中土”已是帝尧时代政治和宗教文化的中心。我认为这正是清华间《保训》篇所述舜“耕于历丘,恐,求中”之由来。

 

    那么,舜如何摆脱在历山务农的困境,并谋求向中土发展自己的事业呢?原来,他弃农就渔。舜的家乡本就在黄河边,亦即今天的三门峡水库附近,所以他乘舟顺流而东,到山东的雷泽(濮县东南)捕鱼。此即所谓“渔雷泽”。不久,他又发现百姓对陶器的需求甚殷,所以返回家乡,渡过黄河的三门峡对岸,到古代陶器之乡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从事陶器生产,此即“陶河滨”。他既从事手工作坊,又将大批陶器运至黄河下游的山东曲阜贩卖,此即“作什器于寿丘”。所以,舜先后从事农、渔、工、商等行业,既满足远近百姓的多种需求,又广结各阶层民众,形成社会影响,事业非常顺利,在中土享有时誉。此即《史记·五帝纪》所说的“就时于负夏。”郑玄指“负夏,卫地。”卫地实即中土。舜在历山时曾立志“求中”,至此终于“得中”。这正如清华简《保训》篇所言:舜“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舜既得以在中土享有时誉,又以孝闻,所以四岳荐之于帝尧,尧以二女妻之,并试舜五典百官。舜虽然说自己不易庶民的身份,实际上身名地位已大为改变。他惟有勤勤竞竞,并以“三德”获得帝尧的嘉许。所谓“三德”,我认为指舜:一居家能孝悌,二在朝能典百官,三在社会能举贤去恶,能帝尧之所不能。其事《史记·五帝本纪》皆有记载。于是,尧认为舜足堪大任,故禅让帝位,此即“用授厥绪”。“厥绪”者,帝王之统绪也。

 

    以上就是我对清华简《保训》有关舜“求中”、“得中”及相关史事的释读。

 

    至于商祖上甲微及成汤的史事与“中”字的关系,周文王的遗书是这样说的:

 

    “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

 

    上述人物史事,《今本竹书纪年》适有记载:

 

    (夏帝泄)十五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殷人报焉。……(夏桀)十五年商侯履(即成汤)迁于亳,……二十一年商帅师征有洛,克之。……三十一年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放桀于南巢。”于是成汤受大命,即位居亳,就是今日的河南偃师,亦即是中土。而从清华简《保训》可知,当年成汤的先祖上甲微“假中于河”,在“复有易”成功之后,又“归中于河”。这里,我认为首先必须明确“河”字之义。众所周知,上古之时,“河”是黄河的专称,此处亦莫能例外。因此,我认为“假中于河”,是指上甲微借师河伯而据于黄河的中部平原一带,亦即中土。而“复有易”报了仇之后,他仍然回归并据有黄河之滨的中土,此即“归中于河”。他显然认为,得中土者得天下。对此,他矢志不忘,并将此信念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以师定中土而取桀代之,商革夏命成功,此即“用受大命”。因三代之时,凡言天命或大命之转换,表示政权之交替。周文王之所以在遗书中一再向姬发提及“中”字,我认为指的就是“中土”。因此,先秦时期所谓“定鼎中原”、“逐鹿中原”的说法,正是自尧舜至文王以来,强调“得中土者得天下”此一观念的赓续。至于有关“大命”亦即“天命”的问题,在遗书末段,周文王指出,他不久前得到上天的指示(文王善卜),即“朕闻之不旧”,因商纣无道,天怒人怨,所以其“命未有所延”,即是说,殷商之“天命”将至纣而中断。故勉励发要“祗备不懈,其有所由矣”。明示周革殷命,乃顺天意而合人心。最后,周文王不无遗憾地对发说:“不及尔身受大命”。其意即:可惜我看不到你“身受大命”的那一天了!而最末一句:“日不足,惟宿不祥”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知子莫若父,乃文王提醒发:如果刚毅之气不足,缺乏魄力,一味优柔寡断,那是成不了大事的。事实上,从《逸周书》诸篇可知,姬发确实魄力不足,他在伐纣前后经常发恶梦,实际上最终死于忧患。

 

    我作这样的解释,正因为前述《逸周书·小开武》中曾言及“宿以纪月”。而日主阳刚,月主阴柔。“日不足”,就是阳刚不足;“惟宿不祥”,指如果一味阴柔,当然干不成“周革殷命”的大事,那么就是“不祥”。对于周文王在遗书中关于“中土”等主旨和“日不足,惟宿不详”的这一提醒,《小开武》篇末尾记载了周武王的回应:“余闻在昔,《训典》中规,非时罔有格言,日正余不足。”——武王说文王的遗书《训典》中的格言,增强了他的勇气和信心。“日正余不足”,正是对清华简《保训》篇中“日不足,惟宿不祥”的回应。可见西周初年,周文王的遗书被称为《训典》,实即今日之清华简《保训》。是否还原其名?——我尊重李学勤先生的意见。

 

    20101018日于香港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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