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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岐:难忘的背影——写在《卞孝萱文集》出版之时
2010-09-15    卞岐    中华读书报    点击: 2755

 

 

 

“卞孝萱”这个名字,在学界名闻遐迩。但在种种名誉的背后,其人生经历和坎坷身世,知道的人却不多。

 

    一年前的8月,我随全国出版界同行组团赴俄罗斯参加莫斯科国际图书博览会。展会工作结束后,顺道进行短暂的文化考察。200995,经过一夜火车的颠簸,来到了文化名城圣彼得堡。刚在酒店安顿下来,急促的电话铃声驱走了旅途的倦意。电话里传来噩耗——我的父亲、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因突发心脏病逝世……父亲的突然离去,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未能守护在他的身边,成为我内心的巨大伤痛。

 

    眼下已是20108月,还有几天,就是父亲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凤凰出版社新近推出了7卷本《卞孝萱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作为对一位学者的纪念。手捧带着浓浓墨香的图书,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大约六七年前,父亲就有了编纂《文集》的想法。此后很长时间里,《文集》编纂工作一直没有进行。主要原因在于,父亲虽然已年过八旬,但学术研究工作始终没有停下,手头总有做不完的课题,所以无暇顾及编纂《文集》的事情。20098月,父亲因病住进南京鼓楼医院。住院期间,他曾提及编纂《文集》一事。可以说,编纂《文集》是父亲的一个遗愿。在此,感谢凤凰出版社,感谢师友们,有了你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父亲的遗愿才得以实现。

 

    “卞孝萱”这个名字,在学界名闻遐迩。但在种种名誉的背后,其人生经历和坎坷身世,知道的人却不多。正如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人物”专栏开场白所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1924620,父亲出生于扬州没落的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捐纳的国子监生,因为是中年得子,所以格外珍爱。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出生不到两个月,祖父便因病去世,祖母与父亲相依为命。按照家族“尊、宗、敬、祖”的排行,父亲行“敬”,谱名卞敬堂,字孝萱,取“孝敬萱堂”之意。父亲到了读书识字的年龄,却因家境贫寒,根本请不起私塾先生。于是,不识字的祖母每天先向邻人学写几个字,回来再教给父亲。后来,柳亚子先生在赠给父亲的诗中写到:“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形象地记录了父亲幼年接受启蒙教育的情形。到了青少年时期,日军侵华,战火频仍。扬州沦陷,物价飞涨。父亲为了求学,来到苏北水乡溱潼,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在恶劣的环境里读完了高中。18岁毕业后,便只身前往上海谋生。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走上自学之路。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

 

    父亲学术生涯的开始,应该是在20世纪40年代。1949年父亲调动到北京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从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碑传入手,研究清以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发表了一批学术文章。后来整理出版的《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两书,正是他早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总结。1956年调动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作为范文澜的助手,参与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学术研究的方向亦转为专攻唐代文史。多年的磨砺,以及名师的指点、提携,父亲养成了“专通坚虚”的学风,探索出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出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广阔领域。20世纪70年代,曾协助章士钊先生校订《柳文指要》。《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钊在赠书上题词:“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父亲先后出版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丛考》等专著。在唐传奇小说研究方面,《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等书,备受学界称道。20091231《中国社会科学报》开辟“2009逝去的背影”专栏,悼念一年中离去的学人。中华书局编审、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在致辞中写到:“卞先生绩学多能,博闻强记,贯通文史,兼识书画,著述丰繁,名驰中外。对唐代小说之新探,独具慧眼,别出匠心,于学者启迪尤多。”父亲晚年锐意于新领域的探索,《郑板桥丛考》、《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等,都是耄耋之年的力作。

 

    屈指算来,父亲潜心学术研究,前后长达60年,留下了丰硕的著述。既有《刘禹锡年谱》等专著,也有与他人合作的《五代史话》、《刘禹锡评传》等论著,还主编了《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唐代文学百科辞典》、《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45)、《六朝文学丛书》(8)、《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8种)等多种丛书、套书;校点整理了《郑板桥全集》、《十朝诗乘》(合作)等典籍;编选、注释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卷本)》(主编)、《新译唐人绝句选》(合作)等读本;也有文献资料汇编一类的《辛亥人物碑传集》(合作)、《民国人物碑传集》(合作)等。上述各类著述合计共有37种。此外,发表的各类文章近400篇。其总字数逾千万。这些著述范围广泛,时间跨度长,形式亦多样。特别是一些早年的著述,现在查阅起来已比较困难。总结其一生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学术界提供查阅的便利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借鉴,这成为编纂出版《文集》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因此,编纂出版《文集》,除了纪念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价值是延续学术,是一项文化积累工程。

 

    各类著述的繁复情形,给《文集》的编纂带来一定的难度。首先就是收录标准的确定。如果不加区分地全部收录,《文集》必然会十分庞杂。那么,怎样取舍呢?我们认为,《文集》当以展示个人学术研究成果为重点,所以在编纂中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未公开出版、发表的一律不收。如未刊论文、未出版的著作以及学术交往中的书信、谈话等。(2)担任主编的丛书、套书、工具书等一律不收。如《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唐代文学百科词典》等。(3)与他人合作的学术论文、论著一律不收。如《刘禹锡研究》、《刘禹锡评传》等。(4)对他人作品(主要是古代作品)加以校点、整理、编选、注释、讲析的著作一律不收。如《郑板桥全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卷本)》等。(5)文献资料汇编一类的著作一律不收。如《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等。(6)论文已收入“论文集”者,只收“论文集”,单篇论文不作重复收录。有了这几条原则,编纂《文集》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放在我们面前的7卷《文集》,总字数约370万,收录各时期的著作11种。在编排上,论著在前,论文在后。论著的编排,大体按出版时间的先后为序;论文的编排,先进行分类,在同一类之中,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可以说,刚刚问世的《文集》,体例得当,规模适中,装帧典雅,堪称图书精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我始终感觉他老人家还在我的身边。当我一遍遍阅读父亲的论文论著的时候,在我伏案校阅《文集》书稿的时候,特别是长时间工作稍感劳累的时候,父亲埋头工作的背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久久难忘。“衣钵相传,学脉延续;生命有限,学术不死。”作为《文集》的编纂整理者之一,同时又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回顾自己付出的辛劳和努力,既感到欣慰又感到骄傲。《文集》的编纂出版,不仅仅完成了个人的心愿,更大的价值在于为推动学术研究的前行出了一份力。“人类不断前进的历史上,生命的躯壳,永远委地为泥,而学术的魅力,却如醇酒,愈久弥香。”(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312009逝去的背影”)但愿《文集》的编纂出版能为学术的延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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