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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生玺:“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何以不仕
2010-09-13    陈生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中华读书报    点击: 8154

 

 

 

有一位学者说孔子是“丧家狗”,所谓丧家狗就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他很牺惺,也很无奈,焦唇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流浪狗。这位先生不仅辱骂了孔子是丧家狗,而且把所有怀抱理想而未能如愿的知识分子都骂为丧家狗。在这里,他不仅骂了孔子,也可以说是骂了几千年尊崇孔子的中国人。这位先生骂孔子为“丧家狗”的根据,无非说孔子牺牺惶惶,周游列国,没有被诸侯所任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实际上这是用世俗的势利眼光来观察问题,好像只有被诸侯任用做了官,才算成功,否则就是失败。没有用是非原因来做判断。孔子为什么不被当时的诸侯所任用,孔子曾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政治主张不同,不能共同谋事。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要诸侯接受他的政治主张,进行治国,而不是相反,为了做官以适应诸侯的需要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富和贵是人所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接受;贫和贱是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掉它,就不抛弃。君子抛弃了仁德,怎么成就他的名声呢?孔子一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放弃他所坚持的仁政学说原则,也未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像商鞅去见秦孝公那样,先说以尧舜的帝道,秦孝公不悦,复说以三代的王道,秦孝公仍然不悦,最后迎合秦孝公说以霸道,才被重用了。孔子是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原则的,合则留,不合则去。

 

    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十五岁就立志学问,到三十岁就学有所成,能自立于社会了,开办私学,教授生徒,在社会上已有很大的名声。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婴访问鲁国,齐景公就问孔子说,过去秦穆公为西鄙小国,何以能够称霸。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而志向大,地处虽然偏僻,行政措施得当,能够任用贤人百里奚,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孔子三十五岁,因鲁国内乱,他到齐国去为贵族高昭子家臣,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主要尽君道,臣子要尽臣道,父亲要尽父道,儿子要尽子道。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史记·孔子世家》)好哇!如果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父不像个父,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够吃得着吗?当时齐国大夫田氏专政,有不臣之心,所以孔子针对这种情况,是强调加强公室的权力,所以齐景公非常高兴,打算任用孔子,要以尼谿一块齐地封孔子,却遭到晏子的反对,因为晏子主张理财,孔子主张礼制,齐国的其他大夫也害怕齐景公重用孔子之后对己不利,打算谋害孔子。致使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同前)孔子便离开齐国,回到鲁国。当时的鲁国由三桓(季孙氏、仲孙氏、孟孙氏)执掌政权、而季孙氏的家臣杨虎又操纵了季氏的政权,“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同前)所以他不做官,杨虎曾以送豚的名义,邀他出来做官,他拒绝了(《论语·阳货》),便专门从事诗、书、礼、乐的修习和教学工作。

 

    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为中都宰(今山东汶上县东),治理一年,大见成效,四方各地都来效法。遂由中都宰升为司空(管理田土工程),由司空升为大司寇(掌鲁国刑狱)。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五十二岁,齐国和鲁国讲和。齐国的大夫黎鉏向齐景建议说,鲁国重用孔子,势必危害齐国,建议和鲁君和好,相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市东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夹谷之会。鲁定公准备乘着车子前往,由孔子代理司仪事务。孔子建议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史记·孔子世家》)国家有文事活动时必须要有武力准备,有武事活动时也必须要有文事准备。国君出行疆界,必须有武官随从,要配备左右司马官,鲁定公同意了。在夹谷设立坛位,土阶三级,双方以礼相见,登坛而上,互相敬酒之后,齐国便献以乐舞。齐国是想借乐舞的机会,劫持鲁君,便让东部的莱夷奏四方之乐,于是手持旄羽剑戟的莱夷武士一拥而上。孔子见此情状,快步上前,一脚一级登上两个台阶,就站住了,举起衣袖说:两国君主和好,为什么要演奏这夷狄之乐,请有司把他们撤下去,乐队仍不肯离去,大家看着晏子和齐景公的脸色,齐景公自觉惭愧,挥手让他们撤下去。齐国仍不甘心,过了一会,又请求演奏宫中之乐,于是一些倡优侏儒上前,演奏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戏谑歌舞,是想趁乱劫持鲁君,孔子立即快步上前,登上两个台阶说:下等人侮辱诸侯的其罪当斩,请令有司官员惩罚,齐景公不得已命令惩处,将这些人斩杀了,手足异处。齐景公知道这次做错了事,得罪了鲁君,便将所侵占的鲁国的郓邑、汶阳、龟阴的田地归还鲁国,表示谢过。这次夹谷之会,充分表现了孔子当机立断的从政才能,大大挫败了齐国的阴谋,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迂夫子。

 

    鲁定公十四年(前496)(或云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即代理丞相职务。鲁国季氏为大司徒,即上卿丞相,孔子代理相事,必然侵占季氏的权力。齐国看到鲁国重用孔子,将来会称霸诸侯,对己不利,于是便使用了反奸计,离间孔子和鲁定公、季氏的关系,献女乐美女八十人,文马一百二十匹,赠送给鲁国。鲁君与季桓子观看多次,三日不理朝政,而且郊祭之后,又不按礼将祭祀的烤肉分送给大夫。孔子知道自己被冷落了,就离开了鲁国。从此他便带着他的学生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活动,先后到卫国、曹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卫国是昭公奭之后,鲁国是周公旦之后,鲁卫是兄弟之国,鲁国在山东曲阜,卫国在河南帝丘(今濮阳),两国相近,所以孔子离开鲁国便先到了卫国,卫灵公问他在鲁国得禄几何,孔子回答:“奉粟六万。”卫灵公也给孔子六万。由于有人在卫灵公前进谗言,孔子在卫国只呆了十个月就去了陈国,路过宋国匡城(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因为阳虎曾祸害匡人,孔子貌似阳虎,匡人以为阳虎复至,围据孔子五日,弟子都非常害怕,孔子说:文王去世以后,周代的礼乐制度和文化都在我这里,难道上天要丧失这种文化吗?“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并操琴而歌,匡人知是孔子,便解围而去。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孔子离开曹国到宋国时,在大树下与弟子习礼,遇宋司马桓魋,因为他曾责备桓魋奴役工匠为自己预造石椁非礼,桓魋便想杀孔子,拔其树,弟子们说快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在任何困难面前,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毫无惧色。

 

    鲁哀公二年(前493),孔子五十九岁,闻赵简子招贤,将西去见赵简子,赵简子名鞅,为晋国正卿。孔子走到河边,听到贤臣窦鸣犊和舜华之死,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也,命也夫!”多么美的水呀,浩浩荡荡地流着,我不能渡过去,真是命运啊!子贡问他为什么?孔子说窦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人,赵简子没有得志时,依靠这两个人协助他从政,等到他得志以后,便杀了这两人而执掌政权。要是刳胎杀夭麒麟就不会出现,把水抽干捕鱼,蛟龙就不会兴风致雨,覆巢毁卵,凤凰就不会出来飞翔,为什么?“君子讳伤其类也。”君子忌讳伤害他的同类。(同上)孔子曾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他认为赵简子是危邦,所以他没有去,再返回到卫国,居大夫蘧伯玉家,后复离卫前去陈国。

 

    鲁哀公三年(前492)孔子年六十,在陈国,季恒子生病,很感慨地说,过去鲁国几乎要兴盛起来,由于我得罪了孔子,没得兴盛,对儿子季康子说,我死后你必相鲁,相鲁后一定要召回孔子。季恒子死后,季康子代立,想召回孔子,鲁大夫公之鱼反对说,过去用孔子不能始终,为诸侯笑,今若用孔子,不能始终再为诸侯笑。显然这是借口,因为这时孔子年高而名声很大,若被鲁国重用,其他人就得退居其次。于是便召了孔子的弟子冉求。冉求后为季氏将帅,与齐国战于郎地(今山东鱼台县东北),打败了齐国,季康子问冉求,关于打仗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冉求答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

 

    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在蔡国,楚昭王准备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迎孔子至楚,楚令尹子西反对说:王出使诸侯的使者有子贡那样的人吗?答曰没有;王的辅相有颜回那样的人吗?答曰没有;王的将帅有子路那样的人吗?答曰没有;楚国的祖先是由周王室封的,封地只有五十里,现在已经有几千里了,孔子讲三皇五帝的治理之道,周公召公辅佐天子的事业,王若用孔子,能保证楚国世代享有几千里的土地吗?孔子把他的弟子召来帮助他“非楚之福也。”对楚国不利(《史记·孔子世家》)。事实上这和公之鱼反对季平子用孔子一样,都是怕用孔子后对自己不利。令尹子西为楚王近臣,掌军政大权,楚昭王便打消了用孔子的念头。于是孔子便离开楚国,又回到了卫国。卫国在卫灵公时,由于南子淫乱,卫太子蒯聩欲杀南子未遂,逃亡在外,鲁哀公二年(前493)卫灵公死,便由灵公之孙蒯聩之子辄即位,是谓出公,诸侯都责备卫国,卫国一直处在内乱之中。孔子的弟子多在卫国做官,孔子这次回到卫国,子路问他,假若卫君请您从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必先正名。“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史记·孔子世家》)这是说凡做事必须名分正当,若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办不成。君子为政必须名分正,说出来的话一定要能实行,对自己的言语,不能马虎草率。按照孔子的正名思想,卫国应该由太子蒯聩回来即位,国家才能安定,而出公是拒绝他父亲回来的,所以卫国没有用孔子。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季康子派人带着礼物迎接孔子回到鲁国,这时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为政在于选择大臣;季康子问政,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把正直的人放在邪曲人之上,邪曲的人也就变成正直的人了。“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

 

    以上就是孔子周游列国未能为仕的原因,齐景公想用孔子遭到晏婴的反对,季康子想用孔子遭到公之鱼的反对,楚昭王想用孔子遭到令尹子的反对,这些反对的根本原因,都是,和孔子的政治主张不同。孔子当政对于大夫专政不利。当时列国纷争,为了争权夺利,子弑父,臣弑君,乱伦败德的行为肆无忌惮。孔子作《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时期,臣杀君的有三十六个,大国灭亡小国的有五十二个。孔子认为要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只有尊天子、复周礼、行仁政。所谓尊天子,因为当时诸侯国的权力,是周初由周天子分封来的,周室是天下的共主,只有尊周室各守封疆,不侵夺他国,按照周礼礼尚往来,才能维持天下一统、各国间的正常关系。因为当时的历史发展,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能够取代周室,而且周室亦无重大的失德。行仁政,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根本。而当时的诸侯都在谋求自己的霸权,互相战争,自己怕被大国兼并却要兼并其他小国,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针对这一时弊而提出的,遂成千古不易之箴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诸侯以为自己强大可以号令天下,结果自己的大夫都乘机篡夺自己的政权,晋被六卿篡夺,鲁被三桓篡夺,齐被田氏篡夺,天下便陷入了这一恶性循环之中。孔子纠正时弊的主张即在于此。孔子周游列国,虽然经历了各种挫折,但传播了他的思想学说,并教育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在孔子晚年,他已被当时的诸侯公认为是贤哲和大思想家了。今天我们评价孔子,必须彻底抛弃文革中“批林批孔”对孔子的定位,他是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要根据他的思想和主张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来做判断,更不能用政治家或政客的标准要求他。1985年美国《人民手册》将孔子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为首,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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