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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国风”——叶廷芳先生在国图的演讲
2010-08-12       光明日报    点击: 2783

演讲人:叶廷芳 演讲地点:中国国家图书馆

 

 

 

  叶廷芳,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留任助教后,于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任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中国作协、剧协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主要著作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卡夫卡及其他》、《美的流动》(随笔集)、《遍寻缪斯》(散文集)、《不圆的珍珠》(随笔集)等;译著《老妇还乡》(迪伦马特喜剧选)、《变形记》(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卡夫卡传》(合译)、《溺殇》等多部以及编著《论卡夫卡》、《卡夫卡全集》、《德语国家散文选》、《外国百篇经典散文》、《世界名家随笔金库》、《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合编)、《从颠覆到经典——现代主义大师群像》(合编)等30余部。此外有相当数量的有关戏剧、建筑与艺术方面的评论文字。

 

  小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势待发。一朝被引,即成疾风。所向披靡,倾倒一方。

 

  主持人开场语

 

  上一期的光明讲坛刊登了王岳川先生的演讲,演讲中提到,对今天不断发展强盛的中国而言,大国文化战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是一个必须正视和重视的重大文化战略问题。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也要走出去。

 

  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对周边国家影响深远,而且还跨过千山万水,传播、影响到欧洲。下面,我们就请叶廷芳先生给我们讲讲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国风”。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所以文化不管什么类型,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乃至相互交融。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会很快交融,有的甚至还会发生摩擦,以至战争,例如宗教文化,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但大的趋势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过程。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也会对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欧洲人自17世纪起就开始摆脱农耕文明,开始了工业文明。他们的文化遂转型为“工业文化”,而我们直到现在,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工业化了,但文化形态基本上还保留着农耕文明的特点。因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工业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以“普济众生”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阳刚文化,强力文化,它是进取性的,是岀击型的。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它是封闭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跟西方这种“工业文化”的特点很有关系。因为是岀击型的,所以它要输出他们的文化,首先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这就必须派传教士;因为是进取性的,求知欲很强,急于了解世界的事情,并且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初的西方传教士就起着这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这就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潮。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儿”是欧洲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有双重的素质:虔诚的布道士和执著的科学家、探险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最初他们只知道有个产“丝”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赛丽斯”,后来又叫“契丹”,再后是“奇那”。中国有史料说,罗马人曾在67世纪派使团来过中国。但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那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图)。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他死在中国,生前留下了《利玛窦札记》。他的墓直到现在仍在北京。利玛窦是个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利玛窦开了个好头。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当然这两个人的译本还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它们本身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们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康熙于1692年宣布基督教对中国“有益无害”),而且还亲自和他们交流。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发奋地研究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仍把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作要务之一。于是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儒家经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译本,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时期,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译本,它们是由法国传教士孙璋、宋君荣和钱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们还用法文写了《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这已经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利玛窦

 

高潮

 

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有下列几个方面

 

中国学成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著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达400多册。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影响最大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

 

哲学家唱出最高音

 

  1718世纪是欧洲近代哲学的高峰时期,德国是这个峰巅的所在地:康德、黑格尔、谢林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德国。而莱布尼茨是他们的先驱。

 

  莱布尼茨(G ottfried W 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是文艺复兴时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他是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狄德罗称之为德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此外他还是外交家和科学活动家,曾创办了当时被看做世界四大科学院之一的柏林科学院,他甚至还应俄国彼得大帝的要求,帮助俄国建立了彼得堡科学院。欧洲人的进取精神在莱布尼茨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你看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从21岁起就对中国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过。在这方面他比黑格尔更有眼光。黑格尔只拘泥于对中国人国民素质的批评,而莱布尼茨则着眼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发展潜力和前途。他的《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几个方面。这时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谁来匡正它呢?他认为唯有中国!因为“中国人较之其他的民族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的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而达官显贵之间的交谈也温文尔雅,从不侮辱对方,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不诉诸于辞色,而在家庭、邻里之间都保持着这种礼仪,这跟欧洲大不一样。”应该说,莱布尼茨在这里讲的未必句句都中肯。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无疑是正确的,即使用我们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也是站得住的。因此他提出:“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智慧之光。”为此他给即将从罗马回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M arie Philippe grim aldi,16391712)的两封长信中,向他提出了30个有关中国的问题,请他详细了解。这些问题大到天文地理、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小到养蚕方法、棉絮制作,直到推荐“几种值得欧洲人借鉴的舒适的生活方式”。他相信通过这样的借鉴,“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发。”

 

  莱布尼茨把他对中国的态度传给了他的弟子沃尔夫(Christian W olf,1679-1754),沃尔夫也成了中国迷,发表文章,四处演讲。他因此而受到普鲁士国王的“绞刑”威胁,从而丢了饭碗。他是德国重要的启蒙学者之一。他把他的观点又传给他的学生康德。但康德这位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却不像他的两位前辈那样一味赞美,而是有肯定亦有所否定。

 

 

 

莱布尼茨

 

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刚才提到的几位哲学家都是德国的。现在来看看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的态度。

 

  兴起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主义统治,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客观上它为新兴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舆论准备,直接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主要国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包括狄德罗(百科全书发起者)、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至今仍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他们的关注点涉及各个领域。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是基督教统治,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

 

  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挣脱了神的统治,确立了人的尊严。但是那时教会势力仍很强大,人们是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基督教、否定上帝的口号的。所以马克思说,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古代的幽灵”,来为自己壮胆,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现在启蒙学者们敢于公开这样做了。他们认为基督教用谎言蒙蔽了世人,掩盖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基督教统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欧洲,因而他们无情抨击和嘲弄基督教神学的种种谎言,揭露欧洲的所谓文明。

 

  百科全书学派们当时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他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说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哲学辞典》)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因为《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和神奇,说“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这里有一段插曲。伏尔泰曾经结识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二世,一度成为好友,所以被这位大帝接到他的行宫——波茨坦“无忧宫”住了几个月。在伏尔泰的影响下,腓特烈大帝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在他的“逍遥园”里,在无忧宫旁边盖了一座“中国茶亭”,成为这个皇家园林里的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书学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员霍尔巴哈(德国血统的法国学者,撰写的百科全书条目达376条之多)也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良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张,并且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狄德罗与上述两位的思路是相近的,他视线里的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以此他把孔子与古希腊的圣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荷马与孔子相比不过是“糊涂虫”。波维尔也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看做欧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此外中国的科举制度也为百科全书学派们普遍叫好,认为铲除了贵族的世袭制,每个人靠自己的本事,“学而优则仕”。(当然欧洲的贵族也可以凭本事取得,如以往的歌德和当代的英国建筑师N·福斯特。)

 

  启蒙思想家中有一支“重农学派”,又称自然主宰学派。这个学派主张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权(这实际上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回归自然”观点的延伸。这在稍后德国浪漫派那里也得到反映,他们已经嗅到了工业化发展的弊端)。

 

  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他的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Francois Q u e sn ay 1 6 9 4 -1 7 7 4 )。他于1 7 6 7年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获得了“中国的孔子”的声誉。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T urgot1727-1781),一度当上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便挽留他们再待一年,以便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在整个18世纪,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也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

 

  总之,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对人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文学、艺术激起的反响

 

 

 

慕尼黑英式公园里的“中国木塔”

 

  当时西方的文学界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主要是因为,西方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却没有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尽管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但信息传递不及时。直到18世纪中叶,即“中国风”的尾声中,中国文学才开始远征西方。而它的第一个引领者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文学家,而是一位英国商人,名叫詹姆斯·魏金森。他在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这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刊印了出来。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但马译本没有唱词,所以1741年英国出了全译本。

 

  刚才讲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学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赞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这出元杂剧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它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是一则舍生取义、替友人救孤复仇除奸的故事。伏尔泰则从人文主义出发,把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年代,用那些大善大德的事例感染成吉思汗,使他从热衷于血腥征服的暴力迷狂中转变为懂得体恤爱护民众的君王。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学的西征作了前导。

 

  几年之后,即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外,很快有了法译本和德译本。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认为这个剧“最深刻动人”。1781年歌德曾着手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一个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愿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歌德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就像当年的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而一概视之为“蛮人”一样,当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尽管他知道,这些书“肯定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他相信“中国有千百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歌德还把中国诗人与法国诗人贝朗瑞作了对比,指出“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的吗?”于是他认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出于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歌德晚年还根据某些中国诗歌的主题,写了一个小诗集,提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共14首诗。

 

  歌德的伟大盟友席勒也是对中国很感兴趣的德国作家之一。1794年他从一位德国译者即穆尔那里得到一本《好逑传》的德译本,爱不释手,因嫌译得不好,很想把它改写一番,而且已经和一家出版社签了约,打算最晚在1806年完成。可惜1805年他就去世了,留下遗憾。年轻时,1782年席勒曾把意大利戈茨的歌剧《杜兰朵》改编成话剧,有人猜测,是不是因为剧中有“中国公主”的缘故呢?

 

  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经典要晚,但比文学要早,在18世纪上半叶即引起反响。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法国有两位代表这个时代欧洲画风的画家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一位是瓦托(Je an -A n to in e W atte au 1 6 8 4 - 1721),另一位是博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两人都是欧洲罗珂珂风格的主要代表,前者比后者更有名。他们都倾向于淡雅、柔美的审美情趣,而中国的水墨画,尤其是山水画比起欧洲的油画确实要清淡得多。有人评价瓦托“深得中国六法”。据说他的一幅最具中国画韵致的《孤岛帆阴》藏于卢浮宫,我查了一下英文版的《卢浮宫藏画集》,可惜没有。他和博歇是师生辈,所以常常是瓦托给博歇出一些有关中国的题意,让博歇来画。可是这在他们的主要作品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在一些装饰性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如沙发和座椅的靠背、壁毯、陶瓷制品和屏风等。还有就是某些速写小品。当时英国有一批水彩画家也受过中国画的影响,如柯仁和他的学生特涅等。

 

  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发生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园林艺术。中国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富有妙趣的石桥、假山、钟楼以及蜿蜒的小径等都使他们赞赏不已。他们还专门给“蜿蜒小径”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蛇形曲线”。当年席勒就很欣赏这种蛇形曲线。欧洲不少国家都利用中国造园艺术的这些特征作为部分元素纳入他们一些重要的园林设计中。如18世纪德国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畔盖了一座皮尔尼茨宫,其中的“水宫”就是按中国建筑的风格建造的。德国卡塞尔一位以往的伯爵威廉·索赫还在一条叫“吴江”的小溪旁建了个“木兰村”,连挤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国服装,俨然是个江南园林。至于波茨坦的茶亭和慕尼黑的木塔就更是代表作了。难怪18世纪中叶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即《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一书的作者,在他的经典性著作《东方园艺》(1772)一书中这样赞美中国园林艺术:“中国人设计的园林艺术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的灿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这位年轻时曾在广东生活过、后来还再度去那里考察过的资深建筑师在书中强调:“中国庭园以自然为模范,主张一切美来自自然,模仿自然中的无秩序。”因此他主张“我们的庭园通常只与原野相似,完全近乎自然的摹写。”最能体现他的艺术主张的是他自己设计的、位于伦敦郊区的“丘园”,园中还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国塔。这种审美趣味显然造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像英国作家爱迪生、诗人蒲伯等都造了中国式花园。而且还有理论著作做支撑,如哈弗潘尼的《中国趣味的田园建筑》(1750)。这样,欧洲的公园就形成了两种模式:英式公园和法式公园。前者遵循曲线造型,小桥流水,树木参天,富有浪漫主义的田园风味和野趣;后者按照几何造型,整齐有序,人工雕琢痕迹较重。领头反对“规矩花园”的英国曲线美学的倡导者肯特有一句名言:“大自然不喜欢直线!”英国人的这一观点显然也影响了法国,所以后来法国也出现了“中英式庭园”。

 

罗珂珂风与“中国趣味”

 

 

 

德国迈尔创作的中国人物小瓷雕

 

  欧洲的文学艺术在文艺复兴(1416世纪)以后分成两大流向,一个是以法国为中心的古典主义流派;一个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巴罗克风尚。前者以继承自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一正宗的传统,强调理性、庄重、对称、谐调等等这样一些美学法则,即所谓“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这一流派自17世纪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叶。巴罗克则在中南欧、东欧一带风行了整整一个世纪即17世纪。然后就开始式微,朝一种新的风尚即所谓“罗珂珂”方向偏移,蜕变为一种不太值得充分肯定的新的变种:它喜好弧形的造型、纷繁的装饰、艳俗的色调、纤细的笔触、矫揉造作的情致。而巴罗克则是粗犷、华丽、动感、夸张、俏皮、嘲讽、戏剧性等等。罗珂珂这股风尚差不多持续了半个来世纪,自18世纪初期至中期,或更晚一些。在艺术上,法国主要表现在绘画方面,而德国则在建筑中比较突出。刚才提到的“无忧宫”便是罗珂珂的建筑代表作,已列入“人类遗产”。

 

  罗珂珂这股风尚本身本来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用石头盖房子,我们用木头;他们吃面包和土豆,我们吃米饭和馒头;他们用刀叉吃饭,我们用筷子;我们穿长袍马褂,他们穿轻便的西服;我们的女人三寸金莲,亭亭玉立,他们的女人迈着大脚信步由缰……问题是,这时的欧洲由于发展了工业,又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海外掠夺,生活不断富裕,特别是上层社会追求奢华;原来的劳动阶层许多上升为市民阶层,消费意识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潇洒”了!于是:建筑讲究装饰,唯恐不能弄得满满当当;住宅也想布置得尽量让人羡慕,穿戴更希望能抢人眼球!而这一切如果能加点“异国情调”那就更刺激了!而“异国”中,经过两个世纪的信息积累和感情升温,他们正“热恋”着中国。这时候欧洲人的海外贸易已发展起来了,恰恰从中国运来了他们所没有的许多特产,它们显然可以构成罗珂珂风尚的某些装饰要素,满足他们消费的需求。那时全欧洲都在流行一个法文的新词儿:Chinoiserie,即“中国趣味”,或“中国时尚”,指的是对中国风格的工艺品和日用品的爱好。例如丝绸,又光亮又柔软又细腻,还有精妙无比的刺绣等等,哪个女人见了不心动?特别是瓷器。那瓶瓶罐罐,千姿百态的造型,用的大多是柔和的弧形曲线,这正符合罗珂珂厌弃方形、锐角的审美趣味,是多好的装饰品啊!而且是多好的餐具、茶具啊!以前欧洲有钱人用的杯盘都是金属制作的,锡啊,铜啊,银啊等等,既昂贵又笨重,而且没有色泽。现在你看,搪瓷!又漂亮,又便宜!所以路易十五国王曾经下令:把所有的银质餐具统统熔化掉,派作更重要的用场;餐具一律用瓷器替代!那时连法国戏剧家莫里哀也成了中国瓷的热烈爱好者。在上层社会,瓷器还用来收藏,作为积累财富的手段。尤其是王公贵族都竞相购买。难怪1604年,一艘载有中国货的葡萄牙大帆船被荷兰人劫掠(荷兰人最爱瓷器),海盗们将这批中国瓷器取了个名儿运回国内去拍卖,法王亨利四世和英王詹姆斯一世闻讯后都派人去抢购。后来的法王路易十四还命令他的首相创办中国公司,专门到广东订造中国瓷器,凡尔赛宫就辟有专室储藏这些东西。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都不例外,后者更把储藏瓷器作为最大的财富。不难想象,中国瓷器怎样刺激了欧洲的外贸活动,尤其是荷兰和英国。据统计, 16021682 80 年间,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各国输入的中国瓷器达1600万件!想想看,再过80年,也就是到罗珂珂的末期,该有多少中国瓷器播散到西方世界啊!要知道,此80年非彼80年,罗珂珂时期随着茶叶和咖啡在欧洲的普及,瓷器已经从上层社会走进普通家庭。17世纪末,英国进口的茶叶是二万磅,至19世纪初达到2000万磅。增加1000倍!那么茶具需要增加多少呢?

 

  既然瓷器这么吸引人,何不本土制造呢?于是自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意大利、荷兰、德国都进行了努力,最后,终于在1709年让德国人抢先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造出了彩瓷。过了半个世纪,法国在研究了景德镇的瓷土后,也在本国找到了瓷土,于1768年生产出了硬瓷。同一年英国也获得了成功。这样,中国的“瓷蛋”在罗珂珂风中在欧洲普遍孵出了瓷“小鸡”,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工业品生产。

 

  在罗珂珂风中,中国的漆器也备受欧洲人青睐。漆除用作墙壁和物件的涂料外,还可制作各种观赏性的工艺品,不仅王宫里少不了它,作为一般居家的摆设也很常见。当然这一中国特产,同瓷器、丝绸、壁纸等一样,都被欧洲人仿制了!他们还出版了有关的专著。当然他们模仿的结果都达不到它们的母体的工艺水平或质量。

 

  除此以外,中国的某些生活用品也引起欧洲人的兴趣和模仿欲望。如轿子。1700年初,路易十四为庆祝新世纪,在宫中举行盛大舞会。他自己穿的就是中国的服装,坐着由八个人提着的大轿子入场,带来全场一片活跃。但中国的轿子传入西方后,从来没有被人抬过,都是用手提的。这大概可以归结为文化的差异吧。其他如折扇,尤其是绢制的聚头扇,也成了宫廷里的贵妇人必不可少的随身装饰品,不论冬夏都使用,代替了16世纪流行的羽毛扇。那时的商业广告、书本插图、舞台美术、演员化妆以至饭馆服务人员的穿戴等等无不以中国的风格为时尚。醉心于中国的奥地利有为的女皇玛丽亚·苔莱西亚(Maria T h e re sia1 7 1 7 1 7 8 0 )也曾亲自在一出歌剧中扮演一名中国妇女。人们甚至学中国人饲养孔雀、金鱼等。这就不奇怪,人们在路易十四的宰相玛萨林家里看到了满满当当的中国陈设和各色名贵的中国物品。有着同样爱好的路易十五还曾于1764年将一席由博歇设计的、由九幅画组成的中国主题的壁毯赠送给乾隆皇帝。在路易十五的影响下,他的美丽情妇蓬巴杜尔夫人也成了中国迷,她喜欢穿中国丝绸,也爱养中国的金鱼,而且是中国诊宝的狂热收藏家。法国还有一位叫兰菲的才女,主持一家有影响的沙龙,充当了“中国风”在民间的有力推动者。

 

  所以,说来就不难理解了:那时许多欧洲王宫都设有中国馆或中国室。比如斯德哥尔摩的夏宫、法国枫丹白露宫、凡尔赛宫、奥地利古都茵斯布鲁克的宫堡、维也纳的美泉宫、柏林毁于二战的首饰宫、夏洛特堡王宫、慕尼黑的纽芬堡王宫、马德里的阿兰霍埃斯离宫、那不勒斯郊外波尔幸齐王的别宫等等。

 

 

 

伦敦郊区丘园里的中国塔(1763

 

退潮

 

18世纪后期起,中国文化风由于欧洲人的殖民意图而被推了回来

 

  凡事有兴必有衰。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一见钟情”的单恋本来就预伏着危机。日久见人心。100年的时间说来也不算短了。随着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及其对世界市场的日盛一日的兴趣,欧洲人的进取心变成了咄咄逼人的出击姿态。这在以封闭性和防守型的心理为特征的中国统治者看来是忍受不了的,他的“天子”的无上尊严更不容挑衅。还在“中国风”吹得正盛的时候,就听到刺耳的不和谐音了。这就是1715年,当罗马教皇听说他在中国的传教士居然参加中国民俗的祭祀活动,断然下“禁约”教谕。本来对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不放心的康熙皇帝,岂能容忍这样的无礼,马上下达禁止传教士活动的谕令。传教士们当然就不会再有歌颂中国的热情了。只因此时启蒙运动正在兴起,才未被官方阻力影响总的趋势。

 

  另一方面,欧洲的统治者本来想趁欧中之间长期以来发展的大好势头,进一步推动贸易发展,打开中国的通商门户。但18世纪60年代初,正当腓特烈大帝受了伏尔泰的影响,满怀对中国的憧景,模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写完了他的书信体小说《中国皇帝的使臣费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攻击了一番罗马教廷,赞颂了一番中国。他以为这无疑是一件给中国皇帝的上好的见面礼。没想到,当他向乾隆皇帝提出他的通商要求时,马上被拒绝了!这使腓特烈大帝对中国的热情骤然下降!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那些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的古怪的野蛮人”,并说那位“当上了中国皇帝的满族人”乾隆是个蹩脚的诗人!腓特烈大帝这一态度的转变,标志着开端良好的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转折,也可以说是整个中欧外交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因为,腓特烈大帝的情绪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洲那些正走上殖民道路的统治者的情绪。

 

  统治者的这种政治倾向实际上也被当时新的社会思潮所推动。自18世纪后期起,西方派到中国的多是新一代的重商主义者,他们对中国的古代哲学不再感兴趣,而对中国那些与西方文化不相容的地方则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写的考察报告都写负面的东西。例如1778年出版的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麦纳的著作《在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论文集》对美化中国的论调进行批驳。法国的皮埃尔·索拉内特于1783 年发表的《17741781年东印度和中国之行》称中国人绘画“只知用刺眼的颜料乱涂一起”;说孔子思想也不过是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梦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话与一点点哲理糅合在一起的大杂烩”。1793年英国派遣使团,说是为乾隆皇帝祝贺83岁大寿,却让他们写了三份考察报告,对中国进行贬损。这时启蒙运动已经过去,新一代知识界反启蒙运动者不乏其人,他们厌烦罗珂珂,而且把它与中国相联系。他们更反感启蒙主义者对中国的热情,而对那些来自中国的负面报道满怀兴趣,包括歌德、赫尔德一度都如此。

 

  这样,由于欧洲人的召引而向欧洲劲吹了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风,又由于欧洲人的殖民意图而被推了回来!

 

结语

 

  一种文化,魅力昭昭,走出深闺,风情万种。坐等膜拜,时久魅收。留下血缘,再催新潮!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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