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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成长——孙震先生的演讲
2010-07-05    孙震    光明日报    点击: 3764

编者按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台湾“孔孟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0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日前在台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儒学的核心价值”等论题展开为期两天的讨论。应主办方之邀,孙震先生在开幕式上就儒家传统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题演讲。经作者同意,本刊摘要发表。

 

  孙震先生简介

 

  孙震,1934年生,山东省平度县人。台湾大学经济系与经济研究所毕业,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台湾新竹工业研究院董事长等;现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台湾“中华企业伦理教育协进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学,主要著作有《总体经济理论》、《成长与稳定的奥秘》、《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台湾经济自由化历程》等。

 

  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十五六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如今你们的公司破产,我们国家陷入危机,你自己却弄到四亿八千万美元。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这样算公平吗?”

 

 

  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讲习会上遇见一位先生,他对我说:“你来谈经济,我来讲道德。”道德是君子立身处世之本,当然优先于经济,可惜这些年全世界经济挂帅,道德沉沦,令人忧心。就以刚刚过去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而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一月二十日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当前经济的困境是由于很多人“贪婪和不负责任”。

 

  很多人认为儒家思想重视伦理不重视财富,所以现代经济成长不出现于中国,资本主义重视财富而不重视伦理,所以经济成长发生很多弊端。这话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也颇符合历史的现实。如果我们将现代经济制度加上伦理,则经济发展一定会有更好的成就。这也是儒学对当前世界可以产生的重大贡献。

 

 

  我想先谈谈儒家对财富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不能笼统地讲,而是应分成三方面,就是人民、政府官员和儒者自己。

 

  对人民而言,财富当然重要。孔子适卫,看到卫国人口众多,曰:“富矣哉!”弟子冉有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使人民富裕是重要的施政目标。财富对人民重要,政府负责任的高官当然要重视,但应重视的是增加人民的财富,不是聚敛政府和自己的财富。《大学》:“德之本业,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所以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很生气,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至于对儒者而言,财富虽好,但必须符合原则才接受,否则宁愿没有财富,因为人生还有比财富更重要的价值。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门高弟“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和匿居乡野“不厌糟糠”的原宪。

 

  在孔子的时代,农耕是所得的主要来源,所得积累而为财富。当时人力相对于土地稀少,所以各国招徕人口以辟土地,增加生产。当时虽然也有工商业,但是还没有现代生产的观念。生产是经济价值的创造。一切经济价值,甚至一切价值(包括非经济价值),来自人欲望的满足。欲望满足产生效用,效用产生价值。农业和工业固然创造了新增的经济价值,现在叫做“附加价值”(addedvalue),商业改变商品供给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效用提高,价值增加,同样创造了价值。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要等两千多年大家才明白。我们中国多年来轻商,因为不知道商业是生产性的。在西方,重农主义以为只有地里长出粮食才是生产,重商主义以为经由对外贸易,赚到金银财宝才是生产,直到18世纪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出来,才知道劳力所生产供我们享用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是财富。再后来,才知道这些必须品和便利品是因为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愿意花钱去买,才产生价值。

 

  一国的生产能量,最后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技术条件。国人追求财富的努力,以及引导国家精英人才追逐财富,可能导致创新,使技术水准提升,国家所能产生的总生产量增加,但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使总生产量与人均产量或所得持续不断增加,是现代技术研发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现代经济成长”,因此,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不顾技术条件的限制,对财富过分热衷,不但使个人更不满足,而且引起社会争夺不安,以致伦理不容易维持。

 

  虽然孔子博学多能,“多能鄙事”又懂得各种技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有人知道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更不用说技术进步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论语》樊迟请学稼,孔子说他不如老农,请学圃,他说不如老圃,孔子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孔子更重视的是礼乐教化。《论语》有另外一段故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自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儒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成就德才兼备的君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机会就“出仕”为国家做事,为百姓谋福利,没有机会就独善其身,凭着高洁的人格和丰厚的学养,一样可以自得其乐,活出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人生还有比财富(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价值。

 

  最近恰好读过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三章《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pp43-58),让我引用余先生的高见,在这里补充一下。余先生认为:大体来说,自汉至宋,儒学思想对商业与商人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对于子弟经商只给予维持衣食无虞的最低限度。明代的王阳明虽然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但又说治生“不可以为首务,徒起营利之心。”只有“调停得心体无累”,我猜想就是对金钱不放在心上,才能“不害其为圣为贤”。十五六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以正常化营利的行为,使赚钱合于“道”,而赚了钱从事公益活动,觉得并不是只有“治国平天下”才有贡献,商人一样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2001年我在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看到一副对联: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

 

  商人一样有高洁的人格。“山陕会馆”位于古运河之畔,为清初山陕商人所建,正殿供奉关圣帝君,关羽忠义诚信正是正派商人仰望的典型。

 

 

  说到资本主义,大家可能立刻想到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位理论大师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一句名言: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利益更有效。这就是斯密的私利公益调和说。

 

  为什么追求自利可以达成公益?在什么条件下追求自利才可达成共益?难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欺骗,也可以达成共益吗?当然不是!斯密是苏格兰格拉斯高(Glasgow)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当时伦理学和经济学都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让我们追求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与名声,由此引申出“审慎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为什么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成为美德?因为人要生存发展,不能不有一点物质财富,而人在社会中需要被认同、被肯定,有一点地位和影响力,觉得活着有意义。难道不能照顾自己由别人照顾自己才算美德吗?利他出于同情,看到别人幸福感到欣慰,看到别人不幸感到悲哀,由此引申出公平的美德(th e v irtu e o f ju stice )和仁慈的美德。公平是不减少别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别人的利益。斯密的同情很像孟子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利己之心强烈,利他之心薄弱,这是人性的本能。就像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但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所以,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真是颠覆了传统的想法。

 

  在利他的美德中,公平是积极的义务,必须要求;仁慈是非积极的义务,只能期待。社会如能进入仁慈的境界,当然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平。公平才能和谐无争,使社会在安定和秩序中产生效率。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如果未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则唯有为社会创造了新增的利益,自己才可能得到利益,而他所创造的利益,才是社会净增加的利益。

 

  任何生产事业,不论工业和商业,必须为社会创造增加的价值,自己才能从中取得一部分作为利润。市场上的竞争汰弱存强,使社会有限的资源流入效率最高因而利润最大的事业,使所有生产事业创造的总产值最多。因此我们不必每天想着如何利他,如何对社会有贡献,只要努力而又公平无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有效成就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说,我们得到晚餐,并非由于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这是何等简单有效的机制,不过如果生产者和享用者都存着感恩的心,社会就更美好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使经济持续增长,其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就是17世纪于欧洲兴起的现代科学和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提升了生产技术的水准,而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技术取得持续进步的可能性。有持续不断的进步,才有持续不断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现代经济成长”。这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以前所没有的现象。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经说:中国虽然富有,但却没有进步(成长)

 

  斯密所说的公平近似儒学所说的义。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维持公平的原则,犹如明代士人“弃儒入贾”所强调的“以义制利”。不过务实的亚当·斯密对人的利他意志并不是很有信心,他宁愿让市场发挥公平的作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论购买原材料,出售货物或劳务、借钱、租房子、聘雇员工、都各有其市场决定买卖双方都接受的价格。不过问题是,市场不是都公正可靠;市场有时候被垄断或操纵。我们如果太鼓励追求自利,有时候会牺牲公平。所以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让利牵着鼻子走,以致侵犯到别人的利益,当然会引起怨恨,甚至发生冲突,让大家都受到伤害。

 

  此外,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资源耗竭的问题,在斯密的时代尚未受到重视,然而,孟子已经注意到了。孟子强调不能“竭泽而渔”,也就是缺少所有权的公共财富使用问题。由于无人主张所有权,所以缺少市场和价格节制,只有靠伦理或外在的规范来约束。

 

 

  按照亚当·斯密人生三美德的说法,财富可称为经济价值,地位和名声可称为社会价值,合称世俗价值,公平和仁慈可称为伦理价值。

 

  人的行为一方面受价值引导,一方面受规范约束。社会的价值系统(valu e sy ste m )如果对各种价值有平衡的安排,使社会分子在追求功名利禄、世俗价值同时也重视伦理价值,社会就可以在富裕进步中,维持和谐,增进幸福。

 

  然而,在当前全世界热衷于追求快速经济成长的文化中,经济成就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经济价值高于一切,伦理价值日愈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追求财富,不择手段,弊端就会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形下,自利不能充分达成公益的目的,利润也不能完全反映对社会的贡献,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后,众院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主席魏克曼(HenryWaxman)责问雷曼执行长傅德(Richard Fuld):“如今你们的公司破产,我们国家陷入危机,你自己却弄到四亿八千万美元。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这样算公平吗?

 

  200112月安隆案爆发后,美国国会于20027月迅速通过沙宾法(Sarbanes-OxleyAct),加强公司和外部监督。企业经营是否从此可以弊绝风清?答案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美国麻州理工学院的梭罗(LesterThurow)教授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那些为了防范弊端发生所设计法规,就像还在打上一场战争的将军,这些法规如果存在,今天的弊端就不会发生,但不防止明天的弊端,因为明天的弊端会从新的漏洞出现。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外来法规的节制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心对伦理价值的坚持,让我们有所不为。这正是儒家思想对当前这个功利社会能够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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