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guoxue.com 国学资讯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国学网
国学资讯 / 理论观点 / “时名谁可嗣 父子尽贤良”——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时名谁可嗣 父子尽贤良”——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2010-04-08    曾枣庄    光明日报    点击: 3478

演讲人:曾枣庄

 

演讲地点:四川省眉山市纪念苏洵诞辰1000年报告会

 

 

 

   曾枣庄,1937120生,四川简阳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与刘琳共同主编有《全宋文》1.1亿字,另主编有《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1200万字。在个人研究方面,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从事三苏研究,先后著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评传》、《三苏传》、《苏诗汇评》(全四册)、《苏词汇评》、《苏文汇评》、《苏轼研究史》。后研究领域有所扩大,出版有《论西昆体》、《宋文纪事》(全二册)、《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等。

 

  一提起“三苏”,人们都会想到他们是文学家;一提起苏轼,人们就会想到他是通才。其实,“三苏”都是通才、全才,父子三人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崇高的地位,只是苏轼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而已。《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什么“无不相同”的人和事,三苏父子的性格、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苏辙政治主张的激烈、学术思想的复杂都超过了苏轼。

 

   这里,我想比较全面地讲述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异同。

 

大器晚成与少年得志

 

  苏洵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后的他地位也很低。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地方政绩显著,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少不喜学,而喜欢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如果说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可能与他“少不喜学”分不开,那么他二十九岁再举进士不中,特别是三十七岁举茂材异等亦不中,就要怪科举考试制度窒息人才了。

 

  苏洵在《广士》中说:“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不能为”,是说不长于此道;“不幸而不为”,是说不屑于此道。苏洵兼有二者,结果他这位“奇才绝智”之人就难免“有时而穷”了。

 

  苏洵的可贵就在于,他没有继续让自己去适应不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相反,在“举茂材异等不中”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不足为学也”(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于是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上韩丞相书》中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他在二十七岁后“发愤”于科举,而在三十七岁后则开始“发愤”于学术。这是苏洵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告别了科举考试,烧掉了为应付考试而作的数百篇文章,开始凭兴趣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过去是为应付科举考试不得不为文而文,没话找话说,现在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才著《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

 

  苏洵48岁那年,他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向欧阳修极力举荐苏洵。张方平与欧阳修是有矛盾的。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张安道(方平)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修)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诵之,苏轼兄弟又于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苏洵可说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

 

  苏轼兄弟的经历与苏洵刚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名动京师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五年后又同举制科入等。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八州,地方政绩显着,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自称他参加制科考试的策论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而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加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了年老的仁宗,指责仁宗“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结果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苏轼制科考试“入三等”。宋王朝的制科考试,一二等都是虚设,从没有人入一二等,因此三等实为一等,在此以前只有吴育一人入过三等。司马光参与崇政殿复试,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最为切直,也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之策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黜之。但仁宗不同意,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以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次。但斗争还没有结束。苏辙既入等,于是以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制词。苏辙深感失望,奏乞留京侍父,辞不赴任。这当然只是表面理由,正如苏轼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所说:“答策不堪宜落此。”《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迫使他当时辞官,而且使得他“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遗老斋记》),一直担任幕职,直至神宗去世前不久才任绩溪(今属安徽)县令。

 

  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过份美化之嫌,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清朝冯绘所作《三苏图》

 

北宋变法前后的政论家、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从未成为“王佐”,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变法时,三苏强调革新吏治。在苏洵生前,王安石变法还未开始,但争论已经开始。苏洵在《衡论》中已经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嘉佑三年(1058),苏洵与王安石分别有《上皇帝书》和《上仁宗皇帝言事》。他们未必看到过对方的上书,故很难说是谁反驳谁。但比较一下这两篇上书的内容,便能看出苏、王分歧的实质。王安石认为,当时形势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苏洵却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苏洵在《上皇帝书》中才大谈改革吏治,主张重爵禄,罢任子,严考课,尊小吏,复武举,信大臣,重名器,专使节,停郊赦,远小人。其中除停郊赦一条外,其余九条都谈的是吏治改革。

 

  苏轼兄弟后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实为苏洵与王安石分歧的的继续。熙宁二年初,兄弟二人守父丧期满返京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以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以苏辙为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以吕惠卿起草的青苗法向苏辙征求意见。苏辙说:“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还)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棰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王安石变法期间还加强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王安石也曾同苏辙讨论这个问题。苏辙说:“利之所在,欲绝私贩,恐理难也。”王安石有办法,他说,一村百家俱贩私盐,败者止一二,故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则不敢贩矣!”苏辙回答道:“如此,诚不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则起为他变矣!(苏辙《龙川略志》卷三)熙宁二年八月,他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对新法作了全面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为人“谨重”的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而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准备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对此有些怀疑,征询意见,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很重视,他说:“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神宗立即召见苏轼,问“方今政令得失”,并说: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也不客气,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当即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并鼓励苏轼说:“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宋史·苏轼传》)故苏轼又有《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全面批评。变法派于是下决心把他赶出朝廷。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扶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想获得“罪”证。苏轼“实无其事”,不屑同这些人争辩,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祸。于是被命通判杭州。苏轼一生多次被诬陷,这是其中的第一次。

 

  对元祐之政的态度,也表明苏辙在政治上往往比苏轼更激烈。苏辙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蔡京。大家都知道,苏轼草拟的《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制》是一篇著名的制词,却不一定知道这篇制词主要是根据苏辙的《乞诛窜吕惠卿状》起草的。此状历数吕之过恶说:“吕惠卿赋性凶邪、罪恶山积。自熙宁以来所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手实法)皆出于惠卿之手”;“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为人更加阴狠险毒:“()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以致“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择,不遗余力,必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苏辙主张对这样的人应“略正典刑,纵未以污鈇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

 

  苏轼兄弟在元祐年间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例如苏轼只是私下劝告章惇说,司马光“时望甚重”,“不可慢”(《亡兄子瞻墓志铭》)。苏辙却上章要求罢免章惇枢密使之职。在役法问题上,苏轼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辙却认为,“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苏轼作《复改科赋》称美此事,但苏辙比哥哥冷静得多,他虽然不反对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但主张推迟一届施行,并因此得罪了司马光,“君实(司马光)始不悦矣”(《颍滨遗老传》)

 

 

 

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县城西

 

三苏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三苏都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

 

  苏洵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太玄论》),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强调文贵自然,反对为文而文,认为不能不为之文才是“天下之至文”(《仲兄字文甫说》);强调文贵有用,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如五谷可以疗饥,药石可以伐病。他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南宋朱熹从正统儒家观点出发,斥苏氏父子兄弟之学为“杂学”,但对苏洵文章却很佩服,称“老苏文雄浑”(《朱子语录》卷一三九)。元人朱夏《答程伯大论文》说:“老苏之文,顿挫曲折,苍然郁然,镵刻削厉,几不可与争锋。”苏洵存诗不多,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古诗见长。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五古《欧阳永叔白兔》诗,结构谨严,形象生动,意味隽永;七古《赠陈景回》诗,波澜起伏,活泼跌宕而又情致委婉。《九日和韩魏公(琦)》更是洵诗压卷之作:“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前两句写参加韩琦重阳节的家宴;三四句感谢韩琦以他为太常寺礼院编纂,曲台指太常寺,但从“闲伴诸儒老曲台”的“闲”、“老”二字,也不难看出他那郁郁不得志之情;五六句写得最好,“佳节久从愁里过”,可见他一直不得志;“壮心偶傍醉中来”,可见他仍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末二句写宴后归来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萧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人以凄凉之感,表现了他壮志不酬的苦闷。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他的散文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他的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他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的词风,成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苏轼存词三百多首,苏辙存词仅四首,写得最好的是《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山东诸城)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今江苏徐州)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弄清赏,鸿燕起汀州。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从此词可知,苏辙并非不能作词,只是不喜作词罢了。此词上阙从长年离别写到今朝欢聚。一、二句写兄弟离别之久,从熙宁四年颍州之别至熙宁十年,已经整整七年了。“去年东武今夕”二句指苏轼为怀念苏辙而写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懐子由》(“明月几时有”)。苏辙词的后五句写今朝“同泛清河古汴”,《凉州》指《凉州词》,此代指唱曲的歌女。他们一面泛舟,一面欣赏歌女唱曲,惊起群群汀州鸿雁,够快乐了。但好景难长,下阙从今朝欢聚,想到明朝离别,发出一片悲凉之音。前三句写“坐中客”的装束,四五句感叹光阴易逝,盛时难再。接着以“今夜清樽对客”的欢聚之乐,反衬“明夜孤帆远驿”的别离之苦,而展望未来更不堪想象,恐怕只能像三国时王粲那样“相对永登楼”了。这个“永”字,语重千斤。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说:“子由相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其语过悲。”“悲”而且“过”就在于下阙,特别是结尾数句,太伤感了。苏轼在《中秋月寄子由》中回忆当时情景说:“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莫说那时的当事者,就是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首词,也有催人泪下之感。苏轼觉得弟弟太伤感了,在和词中安慰道:“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入西州。”并想象弟兄双双相亲相爱同返故里的情景说:“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苏轼这一功成名遂之后弟兄同归故里的愿望,一生从未实现过;后来实现的是兄弟二人“扶病”去雷州、儋州贬所。

 

  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关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什么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澹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秦观《答傅彬老简》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苏辙诗。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

 

 

 

苏轼书法——《黄州寒食帖》

 

 

 

苏轼梅花图

 

三苏是琴棋书画皆通的艺术家

 

  苏洵虽无词存世,但他是懂音乐的,蓄有雷琴;三苏会棋,但棋艺不算高明;三苏皆精书法;三苏均好画。

 

  词是宋代的乐曲,苏洵虽无词存世,但他是懂音乐的,蓄有雷琴。苏轼《家藏雷琴》说:“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村。”苏轼为了弄清雷琴的发音情况,曾把琴拆开来进行研究。《历代琴人传》引张衮《琴经·大雅嗣音》说:“古代多以琴世家,最著者……眉山三苏。”苏洵善弹琴,苏轼兄弟皆有《舟中听大人弹琴》诗,歌颂苏洵琴技,崇尚古乐而不满世俗之乐。苏辙的写法是由舟中听琴而联想到伯牙沧海学琴,末以“世人嚣嚣好丝竹,撞钟击鼓浪为荣。安知江琴独超绝,摆耳大笑不肯听”点明主题。全诗以写伯牙学琴为主,读起来平和婉转。苏轼的写法是由听琴而生议论:“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袵窃听独激昂。《风松》、《瀑布》已清絶,更爱《玉佩》声琅珰。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千年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微音淡弄忽变转,数声浮脆如笙簧。无情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江空月出人响絶,夜阑更请弹《文王》。”全诗纵横恣肆,议论风生,与苏辙诗的平和婉转适成鲜明对比。

 

  三苏会棋,但棋艺不算高明。苏轼晚年贬官儋州期间曾说:“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过,乃粗能者。儋守张中日从之戏。予亦隅坐竟日,不以为厌也。”(《观棋》)

 

  三苏皆精书法,《中国书法大辞典》都收有三苏的书法作品。颜真卿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苏洵有《颜书》,前半歌颂颜真卿起兵反对安史之乱:“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充满了对义士颜真卿、颜杲卿的仰慕之情。后半歌颂颜之书法:“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穏,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末谓见了颜书,自己都不敢写字了:“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骏极有深穏”,“骨严体端重”表明,他颇善于把握颜书的特点。

 

  苏轼从小爱好书法,少年时代曾在眉山城西八十里的栖云寺读书,在石崖上作“连鳌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在宋代四大书法名家即“苏()(庭坚)()(一说蔡襄,一说蔡京)”中,他名列前茅,是与他“幼而好书,老而不倦”(《东坡先生墓志铭》)分不开的。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这种信笔书写,无需推求的“无法”境界,是通过长期的依“法”练习获得的,是以“堆墙败笔如山丘”的艰苦劳动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书唐氏六家书法后》中才批评那些没有学会正楷就在那里胡乱作草书的人:“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楷书)(行书),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立正),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无法”必须以有法为前提,“意造”必须以苦练为基础。苏辙的《石苍舒醉墨堂》诗也说:“石君得书法,弄笔岁月久。经营妙在心,舒卷功随手。”这也同样说明了只有“弄笔久”,才能“得书法”,只有苦心“经营”,才能“舒卷功随手”。

 

  三苏均好画。阎立本是唐代著名画家,净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所画水官(水神)赠苏洵,苏洵撰《净因大觉禅师以阎立本画水官见遗,报之以诗》来表示感谢。诗的大部份内容是描述这幅画的:或写水官:“水官骑苍龙”,“龙行欲上天”,“浩若乘风船”,“不知几何长,足尾犹在渊”;或写从臣,说他们“矍铄相顾失,风举衣袂翻”;或写侍女,说她们“手执雉尾扇,容如未开莲。”这些描写都很形象,见诗如见画。诗的结尾更别开生面,苏洵没有向大觉琏师直接表示感谢,而是说阎画“见者谁不爱,予者诚已难”。但是,“在我犹在子,此理宁非禅?报之以好词,何必画在前!”这样结尾就不落俗套,比直接以谢语结尾有味得多。苏轼《次韵水官诗》叙云:“凈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画水官遗编礼公。公既报之以诗,谓某‘汝亦作’。某顿首再拜次韵,仍录二诗为一巻以献之。”此称其父为“编礼公”,嘉祐六年(1061)七月朝廷才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礼书。故此诗必作于苏洵晚年。苏洵还曾向文同(字与可)索画,有《与可许惠舒景,以诗督之》诗。苏轼《四菩萨阁记》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为了使父亲“一解其颜”,苏轼曾“以钱十万”,购得吴道子画献与苏洵。在苏洵所珍藏的百余幅名画中,此为压卷之作。

 

  苏轼二十一岁曾在成都净慈寺为镇守成都的张方平画像,后来与文同成为文人画即湖州画派的开创者。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总结文同绘画经验时提出了著名的胸有成竹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所谓“熟视”,就是仔细观察所要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客观对象;同时就在进行艺术构思,使所欲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对象完整地呈现于胸中。他在《书蒲永升画后》中说:“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纸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奔屋也。”“仓皇”、“甚急”、“如风”、“须臾”,正是灵感爆发,创作激情高涨的表现;而这种灵感突发是建立在“营度经岁”,即长期酝酿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营度经岁”就不可能有“须臾而成”。

 

  王维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和画家。苏轼曾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题蓝田烟雨图》)。当时在开元寺东塔,有王维画的真迹,他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说:“摩诘(王维)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这里同样强调了王维诗画相通,诗情画意融成一体的特点。吴道子名道玄,是唐代名画家,世尊为画圣。宋时开元寺和普门寺都有他的真迹:“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可见吴道子的画以“雄放”为特色。苏轼本人就是画家,他很推崇王维和吴道子的画:“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在二人中尤其推崇王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辙经常反驳苏轼,他在同题诗中针锋相对地反驳其兄说:“壮马脱衔放平陆,步骤风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闲独,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倾国,马能一蹴至千里。优柔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在苏辙看来,壮马奔驰是“刚杰”之美,美人嫣然一笑是“软美”,对二者不应有所轩轾。其实,苏轼在这里是在比较文人画和画工画的高低,他并不否认美的多样性。他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可见他们兄弟在美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问题上,实际是没有分歧的。

 

 

 

“连鳌山”——苏轼青年时手书

 

得《史记》笔意,正《史记》讹漏的史学家

 

  苏轼没有历史专著,但写了大量单篇史论;苏洵所著《史论》是一部很重要的历史著作;苏辙应制科试所上《进论》含有史论,晚年又撰《历代论》,多为历史人物论。

 

  在史学领域,苏洵、苏辙的成就高于苏轼。苏轼没有历史专著,但写了大量单篇史论,其中以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论》和晚年所作的《志林》中的史论部分为最有名。苏洵撰有《史论》上中下三篇,系统阐述了他的史学观;又与姚辟合着《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因欧阳修以参知政事为此书提举官,有些书目往往列在欧阳修名下。这既是一部礼书,又是一部史书。《中国丛书综录》即归入史部。苏洵《史论上》论经、史异同,认为其同有二:其义(写作目的)同:“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用(具体要求)同:“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其别有三:经、史都离不开事、词、道、法,但侧重点各有不同,“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靠史证实褒贬,史靠经斟酌轻重,二者作用不同而又相互为用;经为“适于教”的需要,或“隐讳而不书”,故经非实录;史是“实录”,其中有可遵循者,有不可遵循者,故史非“常法”。儒家的传统观点是把经奉为文章的最高典范,苏洵却经史并重,认为二者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史论中》论修史的四种方法:“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他阐明了史书的真实性同政治性(教化作用)的关系。史书是“一代之实录”,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历史情况;但又不能作纯客观的记述,而应通过作者对史料的精心剪裁和安排,表现作者的爱憎和褒贬,体现道与法,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对于“功十而过一”的人,本传记其功,他传发其过,这样,既忠于史实,又达到了褒善的目的;对于“过十而功一”的人,既要记其过,又要详记其功。这样,既能惩恶,又能开其自新之路。这就把史书的真实性和教化作用统一起来了。《史论下》历评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的得失。苏洵说:“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但指责司马迁“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史记》之中,指责班固“袭蹈迁论以足其书者过半”。历史就是历史,是既成事实,可以删其繁冗,补其遗漏,纠其谬误,但不能再创造。若已无冗可删,无漏可补,无谬可纠,则照抄前人记述比把前人记述改头换面以充己作,倒是更老实的治史态度。但班固照抄司马迁、扬雄的记述而不知剪裁,以至造成体例不统一。苏洵强调史书必须忠于史实,指责班固“贵谀伪”,陈寿帝魏而臣吴蜀,都是不忠于客观历史实际的表现。苏洵的多数观点,均切中前四史的要害。雷简夫称其“《史论》,真良史才也”,“得(司马)迁史笔”(邵博《闻见后録》卷一五),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一一称其“评骘诸家如酷吏断狱”,并非虚美之词。

 

  苏辙与苏轼一样,应制科试所上《进论》也含有史论,即“上自三王而下至五代”的朝代论十二篇,晚年又撰《历代论》四十五篇,多为历史人物论。苏辙有史学专著《古史》,是为纠正司马迁《史记》之讹,补充其佚而作。苏籀《栾城遗言》说:“公年十六为夏、商、周论,今见于《古史》。”可见苏辙《古史》也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撰著,但主要是两次贬官筠州(今江西高安)时完成的。其《古史序》中说:“太史公始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记五帝三王以来,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其《后记》云:“尧舜三代之遗意,太史公之所不喻者于此而明;战国君臣得失成败之迹,太史公之所脱遗者于此而足,非闲废有所不暇者也。”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一五称“其所作《古史》,则议论高绝,又非坡所及”。

 

  苏辙亦长于当代史,其《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四卷(今本为上下两卷),《颖滨遣老传》(自传)两卷,均属当代史。苏辙一生曾见过朝廷很多名臣,如欧阳修、张安道、韩琦、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元祐年间在朝时,刘贡父曾对苏辙说:“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堙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龙川别志序》)但当时他政务繁忙,无暇记这些名臣言行。晚年贬官循州(今广东龙川),他完成了《龙川略志》、《龙川别志》。苏轼晚年写了很多即兴式的笔记,而苏辙的《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的写作却是有计划的,《略志》记所历,《别志》记所闻。《东坡志林》记了很多奇幻怪异的事,表现了苏轼对新奇事物的浓厚兴趣。《略志》、《别志》所载,除少量炼丹术、养生术外,绝大多数都是严肃的朝政。苏轼的笔记,文学色彩浓,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苏辙的笔记政治色彩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正如《四库提要》卷一四W所说:“《略志》惟首尾两卷记杂事十四条,余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别志》所述多耆旧之余闻。朱子()生平以程子()之故,追修洛蜀之旧怨,极不满于二苏。而所作《名臣言行录》,引辙此志几及其半,则其说信而有征,亦可以见矣。”朱熹对苏辙《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的重视,充分说明二书对了解元祐之政和北宋名臣言行,具有重大意义。

 

 

 

河南郏县三苏坟“青山玉瘗”坊

 

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

 

  苏洵一反孔孟的传统观点,认为“利之所在,天下趋之”。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苏轼与程颐的分歧都在于认为他们不尽人情,苏辙思想尤杂。

 

  三苏父子都是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传统的儒家观点总是以礼抑情,以义抑利。宋代的理学家更进一步宣扬“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苏洵一反孔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观点,在《上皇帝书》中认为“利之所在,天下趋之”。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亡。”

 

  三苏文集中都有《六经论》,《苏轼文集》中的《六经论》实为苏辙《栾城集》中的《六经论》,《栾城集》为苏辙自编,《苏轼文集》为误收。但苏轼论及六经的地方也很多,以人情说解释六经可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苏洵《易论》认为,“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在苏洵看来,《易》之所以要写得茫茫冥冥,神秘莫测,无非是圣人利用人之常情,对那些“新奇秘怪”的事物特别尊崇的心理,来维持其对圣人之道的敬畏。苏洵实际上是把儒家视为神圣的《易经》看作神道设教,看作愚民手段,以使天下之人把圣人之道当作宗教来信仰。这样看待《易经》,确实是大不恭的。《朱子语类》卷一三W云:“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

 

  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苏轼与程颐的分歧都在于认为他们不尽人情。苏洵《辨奸论》说:“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轼与理学家程颐闹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党争,重要原因也是苏轼厌恶程颐不近人情,其《杭州召还乞郡状》说:“臣又素疾程頥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頥之党人无不侧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五说:“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

 

  三苏都是深受儒、释、道影响的大杂家,苏辙思想尤杂。他们都与僧人、道士往来密切。苏洵有《彭州圆觉禅院记》、《送蜀僧去尘》、《题仙都观》等诗。北宋兴起一股疑古思潮,他们的学术著作都是这一疑古思潮的产物。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西汉经学家),郑康成(即郑玄,东汉经学家),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而排《系辞》,废《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苏辙的《孟子解》不止“疑《孟子》”,甚至斥《孟子》“为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论也”。苏轼偏重于从政治上反对佛教、道教,他的《子思论》、《荀卿论》、《韩非论》、《韩愈论》都认为正是老、庄的“轻天下万物之术”,造成了法家的“敢于残忍而无疑”,结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韩非论》)。苏辙在儒、释、道问题上提出了很多大胆观点。苏辙晚年作《老子解》,主张儒、释、道合一,实际上在他青年时代所作的《老聃论》中已经提出来了。他认为老、庄反对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主张“无所是非”的观点符合《论语·微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主张;老子既讲“常欲无,以观其妙”,又讲“常欲有,以观其徼”;既讲“无之以为用”,又讲“有之以为利”;佛家既讲断灭,又讲“无断无灭”,认为这些主张“亦近于中庸”。他公开反对以周公、孔子之言论作是非标准。他说:“昔者天下之士,其论老聃、庄周与夫佛之道者皆未尝得其要也。”因为他们都以周、孔之言去驳佛、老之言,而佛、老之徒根本就不相信周、孔之言,因此,他认为“老聃、庄周之言不可以周、孔辩”。这就像与邻里辩论,“而曰吾父以为不然”,谁会以你父亲的话为是非标准?要怎样才算“得其要”呢?苏辙认为只能“平心而观焉,而不牵乎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只能就观点本身的“是非利害”进行辩论,只有那些“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的观点才是“天下之道”。早在宋代,苏辙就这样明确地反对以周、孔之言为是非标准,是大胆的、深刻的。经过苏辙的“平心而观”,他认为老、庄学说比杨朱、墨翟之言深刻得多,全面得多。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兼爱,“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说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爱,断之以为我,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老、庄就不是这样:“今夫老、庄无所是非,而其终归于无有,此其思之亦曰详矣”;“老聃、庄周,其思之不可谓不深矣”;“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均见《老聃论》)这简直是公开为老、庄思想唱赞歌。苏轼多批评佛、老对治国的危害,苏辙则认为即使在治国上,儒、道两家亦各有所失,各有所得:“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丰;汉武取儒者之所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御试制科策》)由此可见,在对佛、道的态度上,苏轼兄弟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苏辙不仅政治观点比苏轼尖锐激烈,而且他的学术思想也比苏轼更加复杂和大胆。

 

结 语

 

  在三苏中,一般更推崇苏轼,但我认为更应推崇苏洵,他对两个儿子进行了精心的教育,为我们培养出苏轼、苏辙这样的一代文豪。前人经常论及这点:“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韩琦《苏洵员外挽词》);“一门歆、向(刘歆、刘向)传家学,二子机、云(陆机、陆云)并隽游。”(张焘《老苏先生挽词》)清人邵仁泓在《苏老泉先生全集序》中说:“二苏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异也。老泉先生中年奋发,无所师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韩、欧,以传之二子,斯足异也。间尝取先生之文而读之,大约以雄迈之气,坚老之笔,而发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极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间。先生之文,盖能驰骋于孟()、刘(向、歆)、贾()、董(仲舒)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继韩、欧,下开长公(苏轼)兄弟。”这段评论相当精彩,它首先强调了苏洵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颇不容易。苏轼兄弟幼而习之,又有家父培养,能成一家,不足为奇。而苏洵发奋既晚,又无师承,全靠自己摸索,而能与孟、刘、贾、董抗衡,上继韩、欧,下开苏轼兄弟,确实是了不起的。

责任编辑: 林杏子
查看最新文章>>

相关文章
苏老泉到底是苏洵还是苏轼 - 12-05 10:31 am - 点击: 1556
张学良:成功的失败者——作家王充闾先生在辽海讲坛的演讲 - 05-31 08:50 am - 点击: 2231
谈苏轼转败为胜的写作智慧 - 03-01 05:49 pm - 点击: 2419
范子烨:《琴诗》的妙理与法螺的妙音 - 01-19 08:43 pm - 点击: 3480
苏东坡谪居黄州遗址今何在——何学善先生在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演讲 - 11-10 10:26 am - 点击: 2841
猿鸣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赵慕媛在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演讲 - 11-09 01:55 pm - 点击: 3219
海外苏东坡热爱者的殷切愿望——内山精也在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演讲 - 11-08 09:17 am - 点击: 3285
中秋节的人间情怀 - 09-21 04:25 pm - 点击: 2610
考古手记:我为慈禧整理遗体 - 08-13 02:58 pm - 点击: 5009
西北汉简一百年——张德芳教授在甘肃图书馆的演讲 - 08-02 04:08 pm - 点击: 4123

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GUOXUE TIMES CULTURE TRANSMISSION CO.LTD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www.poetry-cn.com 合办
Powered by phparticle & tp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