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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抗战风云下的联大知识分子
2010-02-25    刘宜庆    中华读书报    点击: 2516

 

 

 

《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闻黎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0月第一版,39.00

 

  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它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更是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合,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责任的联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绝徼移栽桢干质”,“尽笳吹弦诵在山城”。这是联大师生谱写的中国教育史的奇迹。西南联合大学知识分子群体,专指联大师生,扩而言之,亦可推及因抗战迁移到云南的中国智识阶层。西南联合大学实体已不复存在,但它留下的精神之光并没有被时间湮没,继承西南联大留下的文化遗产,挖掘西南联大的思想资源,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已有不少从教育史、学术史、生活史等方面研究的专著。闻黎明教授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将西南联合大学放在抗日战争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以历史学的方法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与抗日战争的互动关系,描述这所大学在抗日战争中运行的轨迹。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爆发的产物,从成立到复员,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在波澜起伏的抗战风云中,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关注战争时局的发展,激发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热情,他们始终与危难中的中国同呼吸共患难,对抗战保持必胜的信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联大知识分子离乡背井,别妻离子,南渡西迁,带有悲壮的意味。联大师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临危不惊,跑警报,设叙永分校,往乡村疏散,没有丝毫的妥协,弦歌未辍。联大师生不仅仅停留在躲和避,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文人抗战”、“学术参战”。联大有四次从军热潮,大批联大学子投笔从戎,血染疆场。本书从第一章“动荡年代”,勾勒出西南联大前传,到最后一章“关注日本”,联大教授探讨如何处置战后日本等问题,抗战主题贯穿始终。在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位联大师生的非正常死亡,一方面是战争的阴影,一方面是大学的弦歌,这双重主题的交响,奏响联大抗战的响亮音符。

 

  我们不妨通过书中所叙述的若干历史场景,来重温联大学者的坚守和境界、勇气和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危在旦夕,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用血泪之笔见证了日寇对南开大学的轰炸,坚守秀山堂至最后一刻,才冒着敌人的炮火和子弹离开张伯苓创办的这所私立大学。

 

  三校师生刚到长沙,就面临日寇飞机的轰炸,于是又有了西迁昆明的意见,不少联大学子从此奔赴前线。

 

  在南岳衡山,临时大学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汤用彤先生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桌书,考订《周易》”。

 

  在昆明,日寇于1940年、1941年狂轰滥炸西南联大,校舍可以倒塌,联大始终岿然不动,联大英籍教授吴可读在跑警报时受伤,后去世;联大化工系同学孙毓驷乘坐的民航客机遭到日寇丧心病狂的袭击遇难。

 

  面对凶残的日寇,联大师生尽其所能参与到各种抗战活动中。曾昭伦教授普及国防化学,周先庚教授倡导军事心理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等人准备核武器的研究并于次年赴美国考察原子弹。1944级的联大男生全部服从政府的征调,或做盟军的翻译员,或参加远征军,抗战中有不少联大学子的身影和英魂。

 

  闻黎明教授以翔实的史料,周密的考证,将这些消逝的历史场景呈现在今天的读者眼前。联大师生在复兴中华民族征途上,所做的可歌可泣的努力,不仅仅是一笔历史遗产,更是一种学术与文化、勇气和信念的薪火相传。这不单单是一本透视中日历史关系的学术著作,更是一本让青少年了解国情、了解历史的爱国教育读本。可以这样说,闻黎明教授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完成了这样一部结构严谨、史料丰赡的学术著作。

 

  本书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不少是首次披露。从此书后记可知,闻教授曾连续四年奔赴昆明,搜集史料。除了档案资料,他翻阅了大量的旧报纸,从《云南日报》《益世报》《正义报》《扫荡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纸上,抄录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史料,正是这种沙里淘金的工作,使得闻黎明教授将笔触伸到历史的幽暗之处,这是以往的研究西南联大的专著中没有触及的。在第四章“反对妥协”中,汪精卫一行叛逃曾途经昆明,这引起联大师生的强烈愤慨,西南联合大学1019名学生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通缉汪逆,并处以极刑。1939715,西南联大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罗文幹、陶孟和、张奚若、杨振声、周炳琳、傅斯年、罗隆基、钱端升面对汪伪组织的投降言论,发表讨汪通电。这两份函电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也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心声。这两份函电的原文在此书中与今天的读者见面,有赖于闻黎明教授的钩沉之功。

 

  笔者格外留意闻黎明教授所征引的文献,他掌握的文史资料,屡次照亮笔者的眼睛。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王世杰日记》(手稿本)、《温德教授的珍贵日记》、姚从吾的《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事史料搜辑计画书》(1939年),这几种当属珍贵史料,非常罕见。

 

  阅读此书,又激起笔者悬置久远的一个愿望——想编一本联大师生的信函集,分为家书篇和师友篇。笔者一直关注联大师生的日记和信函(回忆录多已出版)。联大教授的日记,常见的《吴宓日记》《梅贻琦日记》《朱自清日记》《南岳日记》《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缅边日记》《夏济安日记》等多为研究者关注,但联大师生在战时收发的信函,或分散在其文集中,或为收信人私藏,殊不易得。联大师生的信函集,如能编辑出版,善莫大焉。这应是编撰联大史料的一个新的方向。笔者收集了一些,但若想收集齐全,非一人之力能为。

 

  美中不足的是,《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有一些小的瑕疵,虽然无损其学术价值,但亦不应留下遗憾。笔者在此指出,以期此书再次印刷时更正。“生物系教授李继桐”应为“李继侗”;赵乃抟应写作“赵迺抟”,应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师花名册为准;脚注中的“《西南联大诗抄》”应为“《西南联大诗钞》”。除此之外,还有两处说法不准确,应予更正。(1)第30页,“清华大学教授杨振声为教育部代表,担任秘书主任职务”。1937年,抗战爆发时,杨振声负责主编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书,不是清华大学教授。(2)第334页,“和缪弘一样,穆旦也牺牲在抗战疆场上”。穆旦原名查良铮,是西南联大的诗人,参加了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以诗歌见证了历史。但穆旦没有牺牲在疆场,后以翻译家闻名,1977年去世。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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