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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明:我的父亲王国维——清华琐忆
2010-02-01    王东明    书摘    点击: 5845

西院居处

 

  我家迁入清华园,是民国十四年四月间事。清华西院宿舍,每栋只有正房三间,右手边有下房一间,内一小间,通正房,可作卧室或储藏室。左边外为厨房,内为浴室及厕所,设备已稍具现代规模,有抽水马桶,只是浴盆是用白铁皮制成,天气稍凉,身体接触盆边,有一种冰凉透骨的感觉,因此后来将它拆下,改用木盆。厨房旁邻接隔壁房屋处,有一小厕所,是抽水蹲式便池,专备佣仆之用。

 

  这些房屋的特点是院子比房屋的面积大,每户都栽种很多花木,屋后紧接邻家前院,门开右边,左邻刚相反。如此共有两列连栋房屋,合计二十户。每户都是朱红漆的大门及廊柱,闪着金光的铜门环,在当时看起来,倒也气象万千。

 

  第二个特点是窗户特别大,一个房间中有三扇大玻璃窗,上为气窗,向后有两扇小窗,对着别家前院,装得特别高,以确保各家的隐私权。除气窗外,均不能开启。气窗上面,蒙有绿色纱布,北方人叫它做冷布。每逢更换冷布及裱糊顶棚,是一件大事,在北方住过的老年人,大半都知道。每户除门铃外,每间上房,均有电铃通下房,这种设施,在当时还很新颖。

 

 

 

王国维

 

  屋外是一条平坦的柏油路,路边种着高大的洋槐树,外面即为石砌的大围墙。这条围墙除南院外,包围了整个园区。正对两列宿舍中间的大马路,有一对大门供出入。门内侧的传达室有人全天候守护。大门外即为通西直门大道,旁有小河,终年流水,清澈见底。冬天仅有靠两岸结冰,春夏山上融雪,急流汹涌,沿着河边散步,听着水声及林间蝉鸣,为一大乐事。

 

  我们向校方租屋时,原为十七号及十八号两栋,以为连号必然毗连,等到搬家时才发现十八号在最西面,十七号在最东面,两宅相距一二百尺,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先住下再说了。后来不知是否与十六号交换了房子,还是十六号正好空出来了。因当时我尚未赴平,事后也忘了追问。总之当年冬天母亲回乡带我来到清华时,我们已住在西院十六号及十八号了。

 

  十六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间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另有藤躺椅一只,置于书架间之空隙处,备疲乏时休息或思考时用。中间为客厅,只有一张方桌及几把椅子而已。东间为塾师课弟妹处,厕所后墙开一扇门,通达十八号。门虽开在厕所,但门一打开,即把马桶遮住,所以虽为访客必经之途,尚无不雅感觉。十八号为家人饮食起居之所,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很拥挤的。

 

  前院平常很少有人进去,大门常年关闭,后院颇整洁,母亲爱花,老佣人钱妈是农家出身,对种花很内行,虽然没有什么名花蕙兰,春天来时,倒也满院生香。

 

父亲的辫子

 

  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不休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人们只要一看到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当然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父亲对仪表向不重视,天冷时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上穿黑色马褂。夏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平时只穿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头上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绒线帽。那时清华园内新派人士,西装革履的已不在少数,但父亲却永远是这一套装束。辫子是父亲外表的一部分,他自日本返国后,如在其中任何一时期剪去辫子,都会变成新闻,那决不是他所希望的。

 

父亲教我读四书

 

  我到北平清华时,在民国十四年阴历十一月中旬,已入严冬季节,那时家中请了一位老师,专教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没有安排我入塾。直到新年过后,父亲才准备了一部《孟子》,一部《论语》,开始自己教我念书。

 

  每天下午两点,照规定是我到前边书房“上书”的时候,吃完饭,我就紧张了,上一天教过的新书还没有读熟,指定的一张大字没有写好,于是一面写字,一面结结巴巴地念着、记着,到了两点,捧着书和字,战战兢兢地到了书房,一放下书,就背起来了,但很少是很顺利地背完那段书,有时忘了,就偷偷地看父亲一眼,希望他提我一句,只见他皱皱眉头,慢慢地提了我两个字,好容易拖拖拉拉地背完书,就要教新书了。有时连提几次都背不下来,就要来日连新教的一起背了。

 

  父亲在讲书或听我背诵的时候,从来不看书本,讲解时也不逐字逐句地讲,他讲完了,问我懂不懂,我点点头,今天的功课就算完了。

 

  不到一年,一部《孟子》算是读完了,接着是念《论语》,这可没有《孟子》那么有趣味了,读《孟子》好像读故事,比喻用得特别多,而且所用的那些比喻,连我这十三岁左右的孩子,都能体会到它的妙处。《论语》却不然,天天“子曰”“子曰”,所讲的都是为人的大道理,好像与我毫无关系似的。我很羡慕塾师教五弟读《左传》,可是我不敢向父亲说。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半,《论语》才念了一半,父亲忽然去世了,全家顿时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不知道如何来接受及因应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

 

  等到丧葬事宜告一段落后,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问题,有了初步的决定。三哥虽已办好燕京的转学手续,但清华学校给了他研究院的一个职员位置,因此就辍学了,四哥上了崇德中学高一,五弟、六弟及松妹则进清华的子弟小学——成志小学。只有我,暂时不准备入学,虽经赵伯母(赵元任太太)再三相劝,我仍坚持己见,当然,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最后的决定,是由赵万里先生教我念古文,一部《古文观止》,倒也选念了数十篇文章,这时一改以前漫不经心的态度,用心听讲,用功熟读,想到以前背书时父亲皱眉头的情形时,心中总不免感到一阵愧疚,他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自己却轻轻地把它放过了。

 

父亲对饮食的偏好

 

  父亲喜爱甜食,在他与母亲的卧室中,放了一个朱红的大柜子,下面橱肚放棉被及衣物,上面两层是专放零食的。一开橱门,真是琳琅满目,有如小型糖果店。

 

  每个月母亲必须进城去采购零食,连带办些日用品及南北什货。回到家来,大包小包的满满一洋车。我们听到洋车铃声,就蜂拥而出,抢着帮提东西,最重要的一刻是等待母亲坐定后,打开包包的那一瞬,这个吃一点,那个尝一尝,蜜枣、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等,大部是苏式茶食,只有一种茯苓饼,是北平特有的,外面两片松脆薄片,成四寸直径的圆形,大概是用糯米粉做的,里面夹着用糖饴混在一起的核桃、松子、红枣等多种小丁丁,大家都喜爱吃,可是母亲总是买得很少,因为外皮容易返潮,一不松脆,就不好吃了;一些细致的是为父亲买的。其他如花生糖、蜜供等,是我们大家吃的,酥糖是六弟吃的,虽然说各有其份,放在一起,常常会分尝一点。六弟享些特权,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因为他到五岁尚不能行,也不会讲话,后来忽然站起来走了,而且也会讲话了,大家都对他特别关心与爱护,父母亲对这个小儿子,也最钟爱,尤其是钱妈,把他看做自己的儿子一样,事事都卫护他,所幸他并没有恃宠而骄,从小到大都是最乖的。

 

  父亲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算是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会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我们这一辈,大致都承袭了父亲的习惯——爱吃零食。

 

  父亲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母亲做的,他才爱吃。在北平,蔬菜的种类不多,大白菜是家常必备,也是饭桌上常见的蔬菜,其他如西红柿、茄子(形状有点像葫芦,圆圆的)、鸡蛋等,也常吃。豆类制品如豆腐、豆干、百叶等,他也爱吃。鱼在北平是很稀罕的,所以很少记得有吃鱼的事。平常除了炖鸡以外,都不煮汤。

 

  我们到北平以后,母亲和钱妈,也学会了包饺子,这种面食,父亲也喜欢吃。吃剩下来,第二天早上甩油煎了,“就”稀饭吃。每天早上,除稀饭必备外,总有些固体的食物,如烧饼、包子等等。

 

  父亲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较难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其他如橘子、柿子、葡萄等,还较喜欢吃。我们大家也就跟着他吃。

 

天哪!这是母亲的遗书

 

  父亲的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仆佣亦不例外。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包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才能再漆,费时不少。

 

  接着购地、挖掘圹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正好又到坟地去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些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较冷静沉着,她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西院一号陈伯母(陈达教授太太)、四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太太)等三人比较接近。两人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的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口,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相商。她叫我不要惊慌,她一定会尽力说服母亲的,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多管大家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解劝,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当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地放下了大半个心。

 

  那一年里面,母亲要出门,我必定要问她到哪里去,有时她烦了,就说我不该管她的事。尽管这样,我还是偷偷地在后面跟着,一直看到她去的地方,我才回家。有时她出去迟迟不归,我和钱妈两人总是提心吊胆的,等到见她进门才安心。那年秋季我本该入学,可是不放心母亲,我推说对学校的规矩都不懂,除国文外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无法上学。赵伯母曾数次相劝,我仍以这个理由推拒了。

 

  我们有两位舅父和一位姨母,都比母亲小,他们之间,手足之情的深厚,是少见的,母亲得到他们宽慰,精神逐渐振作,一一安排我们入学。

 

父亲的消闲生活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平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我们住在城里时,他最常去的地方是琉璃厂。古玩店及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在那里,他可以消磨大半天。古玩只是看看而已。如果在书店中遇到了想要的书,那就非买不可了。所以母亲知道他要逛琉璃厂,就先要替他准备钱。迁居清华以后,很少进城,到书店去的时间也就减少了。记得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房内把包裹打开,原来是一本书,他告诉母亲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页内的一页旧书。我看到只不过是一张发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一般,我想一定是从这页书里找到了他很需要的资料。

 

  我们唯一的一次出游,是与清华同仁共游西山,那天,父亲是骑驴上山,母亲则步行而上,我和妹妹同骑一驴,可是我因脚踏不到足蹬,几次差一点被驴掀下来,虽有驴夫在侧,我仍然下来步行。妹妹以前骑过,已有经验,一点也不害怕。一路上大人与大人在一起,我们小孩,自成一队。父亲那天玩得很高兴。

 

  弟妹们在家,总爱到前院去玩,有时声音太大了,母亲怕他们吵扰了父亲,就拿了一把尺装模作样地要把他们赶回后院去。他们却是躲在父亲背后,父亲一手拿书继续阅读,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真使母亲啼笑皆非。

 

  平常他在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的,常围着他,要求他吟诗给我们听,那时我们不懂得吟,只说是唱,他也不怕烦。有时求他画人,其实他不会画,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我们也就满足了。

 

  (摘自《追忆王国维》,三联书店20095月版,定价:45.00)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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