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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弹指兴亡三百载都在诗文吟唱中——清代诗文简论
2010-01-19    戴逸    光明日报    点击: 5221

编者按 有清一代,文化发达,学人众多,传世文献浩如烟海,其中清人诗文著述即逾四万种。自国家清史工程开展伊始,编纂委员会即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用于清代文献史料之搜集、整理、出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持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即被列为国家清史工程之重大项目之一。全书收录清人诗文集4000余种,现已陆续问世,计划在年内全部出齐。该书是迄今内容最为丰富、涵括最为全面、卷帙最为浩瀚的断代诗文总集,不但对纂修清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保存、学习、利用、宏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重要意义。为了让读者了解这部资料丛书的大致内容,本期特刊发一组文章。

 

  《清代诗文集汇编》浩瀚广博,收四千余家,录诗文不下五百万首,鸿篇巨著,洋洋大观。诗与文是我国悠久的文学体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诗》仅四万首,清代诗文之多远迈唐宋,其艺术水平亦高超卓绝,可与唐宋相比肩。

 

  文士诗人即事撰文,即情吟诗,所作皆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所知,真实可信。其中有军国大计、朝政庙谟,亦有战乱灾祲、民间疾苦,作者据实而书,感叹沧桑,价值很高,可据以编史著作,亦可暇日吟诵,以广见闻,这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清朝灭亡之后,战乱频仍,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和整理。此后,虽有些整理出版,然数量有限,致使这笔浩博的文化遗产散落各地,未为人知。这次收集、整理、出版数量达八百册之多,在我国出版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要了解近三百年的清代诗文的全貌和特点,需要写一部厚重的《清代文学史》,这里只能作极简要之介绍,说其内容梗概,写其发展趋势,挂一漏万,势所难免。

 

  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裂的乱离之世,干戈扰攘,中原板荡,清兴明亡,满汉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也围绕着这一主轴而与时俱变,当时文坛上充斥着明遗民的诗文,痛家国之沦亡,斥清兵之凶残,思明亡之教训。其代表作家有清初三大儒、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大家等。清初三大儒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以深沉的思考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精彩篇章,突破了君臣之间的纲常伦理,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顾炎武写《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针对明末贫富不均、土地兼并,主张“均田”、“均赋”。王夫之在《思问录》、《周易外传》中提出唯物主义以及变化、矛盾的哲学观点。他们在诗歌方面贡献亦多,如顾炎武的“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海上》),黄宗羲的“顽石呜呼都识字,冬青憔悴未开花”(《寻张煌言墓》),王夫之的“家国遥睇怜征雁,溪路含愁听早莺”(《山径》)等等,都抒发了思念故国的深情。

 

  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突出的是屈大均,他长期跋涉远游,“所目击者宫阙、陵寝、边寨、营垒废兴之迹,故其词多怨伤慷慨”(卓尔堪:《明遗民诗》)。他一直活到康熙中叶,当清朝收复台湾时,他还从失去复明基地的角度出发,悲叹“茫茫一岛是天留,父子经营作首丘,恨绝生降虚百战,桓文事业付东流”。

 

  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是另类的遗民,一度降清,后来内省忏悔,悲怨深切,形之于诗。钱谦益是当时诗坛的领袖,降清不久即归乡家居,写下“周室旧闻迁金鼎,汉宫今见泣铜驼”、“林木犹传唐痛哭,江云常护汉衣冠”。当郑成功举反清义旗进长江、围南京时,各地响应,钱亦喜极欲起,仿杜甫秋兴诗写诗一百多首,歌颂欢呼。陈寅恪称“《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乃三百年未有之绝大著作也。”

 

  吴伟业也是失节仕清的诗人,著《梅村集》,其中《圆圆曲》、《永和宫词》、《松山吟》皆为书写明清史事的著名诗篇。他临终时怨艾自责,写《贺新郎》一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恨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屐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痛苦与煎熬。

 

  清初还有傅山、朱之瑜、侯方域、方以智、张煌言等一大批诗人文士,留下了许多诗文,吐露了自己的哀伤之情。

 

  康熙中叶以后,清廷致力于发展农业、奖励耕垦、蠲免租税、兴修水利,又出塞用兵,抗击俄国侵略,统一新疆、西藏,内部又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尊孔崇儒,开博学鸿儒,征召山林隐逸,满汉矛盾渐趋缓和,对立情绪消褪,清朝进入盛世,诗文风气因而大变。

 

  盛世诗人早期的代表可推王士禛,他著有《带经堂文集》,官居高位,交游广泛,极享盛名。他的诗描绘景色,指点湖山,称神韵派。他写诸如《方山道中》等诗,吟及:“前山白云外,缭绕一江横,渔舍参差见,风帆自在行。烟花怜故国,湖海寄浮生,洗盏船头坐,一声沙鸟鸣”,把平凡常见的湖山花鸟勾划得清新幽雅,令人神往。

 

  当时与王士禛对立的是赵执信,著有《饴山堂诗文集》,他反对王士禛的“神韵”说,批评王“诗中无人”,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言语为役”。赵的诗较注意现实,“笔力遒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二人“王以神韵飘渺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很能说明他们的诗风特色。

 

  稍后的沈德潜标榜“格调”,主张“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沈著有《归愚诗钞》,他在《说诗晬语》中反对以吟咏风花雪月为事,在诗风上主张“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他的诗较多颂圣赞德之作。更后的郑燮,号板桥,一反“神韵”、“格调”之说,主张表现性情,抒写人民疾苦,他能诗善画,工书法,世称“三绝”。他在山东潍县当知县时所写《画竹》一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代最有成就的诗歌改革家是袁枚,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他是雄视乾隆一代的诗坛巨擘,倡“性灵说”。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反对将诗歌作为单纯卫道的工具,主张诗可以抒写山水之景、男女之情,强调“灵感”的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遣兴》)。袁枚诗作,确能写出自己的生活感受,直抒性情,清逸灵巧,别具风格。如“秋深古迹诗愈健,霜满黄河浪不骄”(《题壁诗》)。“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梦长”(《苦妾》)。

 

  和袁枚齐名的有蒋士铨、赵翼,都是性灵派诗人。蒋有《忠雅堂诗文集》,其诗“清新蕴藉,皆发诸性情”,如“已知豪气吞云梦,便买扁舟下岳阳”(《洞庭秋泛》),“前尘事事都难忘,不到伤怀总不知”(《题忆园》),“自喜结根依小草,不随飞茵堕苍苔”(《落花》)。赵翼有《瓯北诗钞》,他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所作《二十二史札记》驰名于世。他曾从军远征,跋涉川黔闽粤,又扈从乾隆帝出塞行围,歌咏蒙古习俗,大漠风情。蒋士铨说他“天才卓越,又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其奇,兴酣落笔,雄伟奇恣,不可遍视”(《瓯北集序》)。他写诗力主创新,不蹈前人窠臼,他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尤为人耳熟能详。

 

  清代中叶,文章亦臻于极盛,诞生了桐城文派,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始创于康乾时代的方苞、刘大c、姚鼐,下传到十九世纪的梅曾亮、方东树、管同、曾国藩、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林纾等,薪火相传二百年之久,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据说有名可数的作家有600多人,大多有诗文集行世,故当年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说。他们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佳作如林,精彩纷呈,而且有文学理论。方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刘大c标榜文章的“神、气、音、节”,姚鼐又细化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桐城派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大的文派。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它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妖遗孽”。这时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桐城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地位下跌,一落千丈。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但它对传统诗文的评论具有片面性。其实桐城派文章是清朝盛世的产物,接续着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中国思想和知识的传播载体,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应该客观正确地分析对待,不可一笔抹杀。

 

  跨过清朝的乾嘉时代,中国迎来了狂暴急骤的西风欧雨,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亦随之大变。一是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充实了诗文的内容;二是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潮兴起,诗文也随之扩展新视野,歌咏新事物,产生新理念;三是改革与革命兴起,诗文成为改造中国、振奋人心的武器。

 

  近代爱国爱民的新诗文萌生于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的“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郑观应有《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历述了中国的被侵略、被凌辱,“一自海禁开,外夷势跋扈,鸦片进中华,害人毒于蛊,铁舰置炸炮,坚利莫能拒,诸将多退怯,盈廷气消沮,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狄葆贤有《平等阁诗钞》,感叹“尘海微生感逝波,沉沉大陆竟如何,睡狮未醒千年梦,野马行看万丈过”(《秋感》)。

 

  近代的许多诗人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黄遵宪的《人境庐诗钞》都充满激情,脍炙人口。张维屏的《三元里》写道:“三元里前声如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生民合力强敌摧”,热烈歌颂人民的抗英斗争。黄遵宪的《闻大东沟战事》颂赞邓世昌“致远鼓轮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勇者壮烈首捐躯,无悔同胞夸胆识”,还有胡延《蔺德堂诗钞》歌颂左宝贵“月晕重重闻楚歌,洞胸犹握鲁阳戈,仲由结缨那惜死,国势不张将奈何”(《左将军歌》)。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给日本,写出“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诗慷慨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要求清廷进行改革维新的声音也同时在诗文中兴起,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他的诗“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梁启超语),赞成改革变法,“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已亥杂诗》)戊戌改革的人物均善诗文,咏诗甚多,其领袖康有为因北京不能实行改革之志,在离京南下时有诗“高峰突出众山妒,上帝无言群鬼狞,漫有汉廷遣贾谊,岂教江夏逐祢衡”(《出都留别》)。及至维新失败,慈禧当权,金天羽《天放楼诗集》有诗“上林风急雁惊秋,国事天家说总愁,帝病请祠遣蒙恬,佛慈衣钵斩罗睺,北军产禄兵柄握,东市膺滂血空流,想是宫中谋议泄,皇灵停榇困沙丘”,这首诗几乎是戊戌政变的写实。

 

  历史进入20世纪,局势又变,革命风潮,汹涌激荡,不可阻遏,诗文成为鼓吹反清革命之锐利武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民报发刊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以及陈天华的《猛回头》都是驰名的革命诗文,大批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写了大量反清的诗歌文章。鉴湖女侠秋瑾以一女子,既习武,又能诗。她写的词《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写《感愤》诗,“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诗词中表现了革命者爱国的情怀、崇高的追求和悲壮的风格。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诗文大量涌现,如柳亚子“希望前途竟如何,天荒地老感情多,三河侠少谁相识,一掬雄心总不磨,理想飞腾新世界,年华辜负好头颅,椒花拍酒无情绪,自唱巴黎自由歌”(《淀江道上口占》),苏曼殊的“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元旦感怀》)。宣统元年,许多诗人文士在苏州虎邱集会,创设“南社”,以诗文为武器,抗击腐败的朝廷。清朝覆亡时,社员发展到200人,以后发展到2000人。南社诗风,忧国忧时,慷慨雄放,为清代诗歌作了总结,至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和白话诗兴起,又开拓了中国诗文的新领域、新境界。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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