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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9-11-24    李敏、王孝强    中国文学网    点击: 3236

由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国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国学网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981617日在北京语言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两岸四地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与会。与会学者主要围绕《春秋》“三传”研究、孔子与《春秋》研究、“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国语》研究四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春秋》“三传”研究

 

《春秋》“三传”研究一直备受学者关注,此次会议“三传”相关问题,特别是《左传》研究的论文略多于其他内容,涉及的问题范围和研究角度也较广泛。

 

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左传〉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的发言,认为《左传》的记事系统地记载了中国古史的整个过程,《左传》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起点和基础。香港大学单周尧先生《〈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问题》一文,认为诸祖耿将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春秋左传读》二书混淆,认为《春秋左传读叙录》“穿凿”,有失公允,而《春秋左传读》则有明显的“穿凿”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谭家健先生《〈左传〉美学思想札记》的发言,举例分析了《左传》所谈到的乐舞之美、器物之美、人品之美、言辞之美。认为《左传》有不少文字涉及美学问题,虽然零散不成体系,但却是中国古代美学许多基本观点的萌芽,对后世深有启迪。陕西师范大学的张新科先生在其《〈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一文指出了《左传》叙事文艺术结构的独特之处,并认为这种叙事章法的安排不仅是技巧问题,也是与作者的史识紧密联系的。

 

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小鸥与王克家的《〈左传〉“摄官承乏”解》认为《左传·成公二年》中“摄官承乏”前人多作“摄承空乏”解不妥,“摄官承乏”是在战争中使用射礼术语,用辞考究委婉,体现了春秋时“外交辞令”的语言特征和文化内涵。

 

香港教育学院潘汉芳女士《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车子鉏商”释义商榷》一文,对沈钦韩对《春秋左氏传补注》左传哀公十四年“车子鉏商”训释进行了考察,肯定了沈钦韩《左传》研究对经学研究的贡献。北京语言大学侯文华博士《〈左传〉灾异现象刍议》分析了《左传》记载的灾异现象及相关阐释,认为这种阐释承担着规诫政治伦理秩序、劝诫君王的文化批判功能。

 

关于《公羊传》研究,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先生《春秋公羊学独具的经学品格》的发言,总结了先秦儒家经典的特征,指出《春秋》经是公羊学说微言大义的源头,公羊学说体系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创造性三个显著特征,其优点是在解释孔子《春秋》“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为容纳新思想提供了方便途径和合法的形式,但其弊病是容易造成穿凿,随意比附,流于主观。

 

南昌大学程水金先生《论〈公羊传〉的历史褒贬及其文化渐进观》探讨了《公羊传》的历史褒贬及其文化渐进观,他认为,《公羊传》对于历史的反思很深刻,“大一统”是《公羊传》最根本的思想宗旨, “尊王”、“攘夷”可视为这一宗旨的逻辑延伸。

 

湖北大学何新文先生《试论〈春秋公羊传〉的“贤贤”思想》论述了公羊传的“贤贤”思想。认为《公羊传》通过解释 “《春秋》为贤者讳”,发挥自己对“贤”及“贤者”的看法。其阐发的“贤贤”思想大致包括贤乎“得君臣之义”、 贤乎“让国”、 贤乎“知权”、 贤乎“复仇”诸事;其核心则是关于“君臣之义”,所论“君臣之义”又侧重于为臣之道。

 

河南大学的耿纪平先生将“三传”贯通研究,认为虽然三者表面有所不同,但是评论史事、褒贬人物,其尺度和依据都在于“礼”。(参见作者《〈春秋三传〉义理通贯说》)

 

孔子与《春秋》研究

 

孔子与《春秋》是有着悠久研究历史的课题,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孔子政治思想、《春秋》“王道”思想、《春秋》研究史中的评价问题等是此次与会学者研讨的热点。

 

北京语言大学方铭先生《公羊三世说与孔子的政治智慧》一文,对《春秋》以及春秋今文经学的评价问题和孔子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论述。方铭先生首先指出,应正确认识《春秋》的思想价值与其在六经中的独特地位,正确认识和评价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主旨的春秋今文经学的价值。方铭先生认为,孔子是一位有坚守的政治家,能把握历史和时代的脉络,具有极强的政治洞察力,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自信。孔子虽主张首先恢复周礼,但实现“大同”才是孔子最终的政治理想。所以,“儒家思想决不是维护政治的专制主义体制的,而是把实现大同看作是最后的归宿。”

 

江西师范大学周洪先生《孔子反对厚葬颜回的原因》对“孔子反对厚葬颜回”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孔子不仅是周礼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还是体仁博爱的圣人。作者推测所谓“厚葬”应该是“士丧礼”,颜回不够“士丧”资格,依礼不可用椁,所以孔子反对颜路的“求车制椁”及门人对颜回的厚葬。

 

澳门大学的邓国光先生《〈春秋〉与“王道”:先秦学术观念的基本考察》认为,孔子作《春秋》的事实并非虚构,但作《春秋》的却非独孔子。“王道”思想源于箕子《洪范》,而《春秋》乃“王道”思潮的产物。不论任何一家的《春秋》,“王道”都是其灵魂。

 

台湾中央研究院蒋秋华先生《方宗诚〈春秋传正谊〉析论》认为,晚清桐城学者方宗诚著《春秋传正谊》的目的是要凸显经的正谊,排除传的毒素。其注释经书以义理为主,所阐发之经义多承儒家宗旨。清代义理解经的著作相对较少。方宗诚的春秋学著作《春秋传正谊》或可填补空白。

 

香港培侨中学校长招祥麒先生《王夫之〈春秋稗疏〉研究》分析认为,王夫之《春秋稗疏》以考证为主,所论《春秋经》一百二十条考地理者占六成,其他为名物、书法、典制、天文历法。虽间有疑古过甚、考据失误等问题,但皆大醇小疵而已。

 

“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

 

“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是本次会议主要议题之一,相关论文和发言所关注的范围涉及《仪礼》、《易》、《韩诗外传》、《鲁诗》、《春秋繁露》等典籍。

 

香港岭南大学许子滨先生《从〈左传〉看〈仪礼〉的成书以及反映的时代》一文,由《左传》出发分析了《仪礼》的成书及其反映的时代,认为孔子之前早已存在某种形式的礼书,这就是《仪礼》各篇的来源。《左传》与《仪礼》的差异,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对《仪礼》某些礼典条文的规范化和划一化。

 

清华大学的廖名春先生《〈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一文,讨论了《左传》《国语》难解的易筮记载。《左传》、《国语》中涉及《周易》者,唯《左传·襄公九年》所云“遇艮之八”、《国语·晋语四》“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及“得《泰》之八”三条最为难解。廖名春先生认为以上三条中的“八”,都不是筮数。它们或可训为反背,或者即为“别”字的异文。

 

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丽文教授《〈左传〉与〈周易〉的哲学化》一文,认为《左传》显示了《周易》如何从占卜之书演变为哲理之书的过程。浙江师范大学于淑娟博士《从〈左传〉赋诗看〈韩诗外传〉解诗说》考察《左传》与《韩诗外传》中同一诗句的运用的差异,认为《左传》是情境用诗,而《韩诗外传》是以叙事解诗的讲经文本。

 

淮阴师范学院张强先生撰《〈孔子诗论〉与〈鲁诗〉考论》一文,认为《诗论》是楚国《诗》学的重要著作。《鲁诗》编次上承《诗论》,其实现的中间环节是荀子的《诗》学思想。《鲁诗》“四始”虽与《诗论》编次不同,但《诗论》的编次思想对《鲁诗》“四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鲁诗》以史论《诗》或以史证《诗》的思想源于《诗论》以《诗》论政的思想。

 

中国政法大学的黄震云先生在其《〈春秋繁露〉中的神学思想与汉代行政理论》一文指出,以《春秋繁露》为代表的董仲舒的神学思想,通过展示天地的地位、鬼神的形象、帝王的表征、圣人的超然,把历史上君王自省的天人合一途径演化为行政问责,为汉初刘氏集团行政的合法性做出理论证明,同时对西周的天命靡常进行了新的消解与重建。

 

中山大学马作武、马腾先生《春秋决狱论》一文,对“春秋决狱”进行了分析。认为春秋决狱的历史应追溯到汉初而延绵至清末。春秋决狱缘于尊儒之风,又是儒法合流、礼法融合的原动力。因此,春秋决狱在习惯法的意义上,并非中国法制史特定阶段的独有现象,而是伴随法律儒家化进程并与中华法系相始终的司法传统,孕育了中国传统情理司法的内在精神。

 

《国语》研究

 

《国语》相关问题研究也是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与会学者对《国语》的版本、《国语》、《左传》比较、《国语》史传意识和著史笔法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南京师范大学的赵生群先生《〈史记〉三家注称引〈左传〉〈国语〉考校》,检校了《史记》三家注称引《左传》、《国语》之文,并进行了辨析考证。赵生群先生指出,《史记》载春秋时历史,内容多与《左传》《国语》相关,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与两书重叠之处甚多,而《史记》三家注常称引两书以解说《史记》,《左传》《国语》的相关内容,对于《史记》《左传》《国语》及其注释的校勘、标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绍兴文理学院的俞志慧先生在其《〈国语〉版本源流及公序本系统二子本之对比》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国语》两大版本系统公序本与明道本的源流,揭示了二者的区别,认为若从大众接受的角度考虑,明道本当推首选;若以学术研究求真的要求来衡量,则是公序本更擅胜场。

 

北京语言大学张鹤博士《〈国语〉〈左传〉比较略论》将《国语》、《左传》从内容、风格、写作特点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书在叙述规模、记载史实方面关系紧密,多有互为参验之处;在语言、编纂、写作特点方面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先秦时期“语”体作品与史传散文的最高成就。

 

天津财经大学的叶修成博士《“春秋笔法”与〈国语〉书写》对“春秋笔法”与《国语》书写的问题进行了考察,从史家的本体意识及著史笔法传统着手,分析古已有之的“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香港城市大学的萧敬伟先生《读王引之〈经义述闻?国语上〉札记》就王引之《经义述闻?国语上》的训释问题进行了补正。

 

此次学术会议为期两天,来自两岸四地、从事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籍此机会讨论了研究热点,加深了学术交流。会议共收到五十馀篇论文,香港、澳门和台湾代表提交论文十馀篇。从内容上看,孔子与《春秋》研究、《春秋》“三传”研究、“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以及《国语》研究等四个议题均有涉及,关注角度和研究方法也很丰富。具体而言以《左传》研究论文数量的比重略大,而没有关于《榖梁传》研究的专文。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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