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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路:养心的快乐——简评约翰·凯里《阅读的至乐》
2009-10-19    王晓路    中华读书报    点击: 2317

 

 

 

[]约翰·凯里《阅读的至乐——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周宪主编,骆守怡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

 

  阅读能使人快乐么?细察之下,大凡读书且得出快乐结论的人着实不多。中西共慕饱学之士培根就有名言,“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王佐良先生的译笔之精妙,每每读来,如品佳酿。但是,在这一最为著名的读书功用说中,培大师依然没有单列快乐说。想必快乐并非阅读之根本。国人辛劳,自幼伊始。古之遗训,鸡鸣即起,冷粥充饥,悬梁刺股,令人生畏。而今日小童,书包之沉重,世界之最;补习读物之多,全球无敌。阅读往往伴随的是上学、转学、考学和考职,不一而足,全无快乐可言。即便以读书、淘书、写书为生之人,在一味量化的今天,个中甘苦,亦一言难尽也。加之时运交移,数码电子大兵压境,视觉冲击无处不在。科技所趋,情理所致,还有多少书可以重印?还有多少人可以重回书斋?即便有,若是为了工作量(项目?课题?)而整日埋首文献,快乐乎?难矣。

 

  然牛津大学凯里(John Carey)教授的这册小书,不仅认为阅读有快乐,而且是“至乐”(mosten joyable)。这就不得不扯人眼球,有翻阅之欲望。实际上,这本至乐之书是凯教授开出的一份50册书单,对所列之书依次作出的简要评述,以作为读者阅读的指南(所以其英文副标题为A Guide to the 20th Centurys Most Enjoyable Books)。由于凯教授长期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撰写书评,因此这些指南大多源自他发在此报上的书评。凯教授在牛津可谓大牌牛人,窃以为与今日国内的“文科杰出教授”或“长江学者”齐名,因为国际大奖“布克奖”也曾由他担任评委会主席。但此人的观察和分析往往位于体制之外,其观点和立场也多出自主流之外的边缘界说。笔者曾对其《艺术有什么用?》一书写过书评,他在此书中对艺术之观点也是一种典型的另类表述。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西洋之域,越是大牌教授,其独立之见解、特立之人格就越发突出。牛津和剑桥此等大学,自然是学术思想自由之重镇,乃“大师之谓也”之天地。

 

  其实,“伟大之书”的争论一直就未曾中断过。许多书,包括文学创作,其写作必然受其时代、环境、技术、流传方式以及不同时代读者一时之偏好的左右。“伟大”之处无非是内涵了人类需要面对的历史境遇以及虚构人物在虚构情节中对命运的追求或抗争。“伟大”或称“经典”之作自然有人为因素,因为其伟大之处、或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多是不同时代之人以及人所使用的中介工具“语言”作出的解说而已。于是,“伟大之书”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不断得到强化。福柯的“知识与权力”之关系、德里达的“解构之维”之言说,无非均要破除文字符号“中性”的面纱,显现遮蔽的“真实”面孔。因为语言承载了人的理解,理解内含了人的观念,而在此种理解和观念下对书写作出的判断,当然也就是对经验的无形支配。

 

  所以凯教授开宗明义,宣称,“我的推荐书单旨在对所有这一切进行矫正。这些图书的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价值’或是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虽然无疑有些书即使使用这些标准来检验也是杰出的。我的选择标准就是纯粹的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第4页)他具体做法是选择了相当多的作家,将他们“非主流”或“非代表性”作品列出并作出评述。例如好玩的书就有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大家如康拉德的《特务》,而非其《黑暗的心》;哈代的《境遇的嘲讽》,而非《德伯家的苔丝》或《还乡》;奈保尔的《神秘的按摩师》,而非《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或是《米格尔大街》;乔依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非《尤利西斯》等等“非伟大之书”,即不入高校课程或经典选集之列的作品。然而这份所谓的至乐书目中却包含了至少在笔者看来绝不轻松的书,如燕卜荪的《含混七型》、萨特的《词语》、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以及叶芝的《诗集》等等。这些书要弄明白,也决不可能快乐。当年笔者曾细读燕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今日回想起来,不仅没快乐,而且痛苦。若要中国文学教授开出至乐之书单,至少会有几部工笔素描身怀飞檐绝技、熟谙乌龙扫地之“小”说,因为看这类小说,不用费神思考“我思故我在”或在当下浮市绘中何以“诗意地栖息”等文学俯卧撑的问题。看来,阅读即便有至乐,也是见仁见智,难以划一。估计这个书单,是为凯教授本人“带来了快乐”。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凯教授坚持认为,书之所以有快乐,是因为“读书的特别之处在于——书籍这种媒介与电影和电视媒介相比,具有不完美的缺陷。电影和电视所传递的图像几乎是完美的,看起来和它们要表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印刷文字则不然。它们只是纸上的黑色标记,必须经过熟练读者的破译才能具有相应的意义。”(第2页)其实,影视作品中又何尝没有需要“召唤”的空间,内中所传递的东西需要观者填补的方面多矣。镜头语言、背景音乐、色彩和道具、形象和意象的蒙太奇穿插等等,无不需要观者通过看和思才能获得意义。若有兴趣比较近获大奖的电影《阅读者》(The Reader)和同名小说,视觉符号与文字符号在表现德国特定时期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并通过普通人或中间人(不同非敌非我的简单二元模式)来揭示战争对人心灵的创伤、对那些无助的社会底层人的压抑,同样是深刻的。其中并无高低之分,只是各有千秋。所谓“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旨意的表现手法不同而已。

 

  因而凯教授开出这份书目,也是一家之言。但一位大教授能够列出“伟大”之外之书,也的确难能可贵。其实古之名言,“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读书之乐,也自然会乐得不同。“操曲晓声、观剑识器”,其实不论哪一类书,真正使读者有了阅读的冲动,拥有读后的回味,也自然会给读者带来快乐。然而,笔者窃以为,个中最为关键之处乃读书得以通达至“养心”之径。禅宗公案中的“旗动、风动、心动”至今让人饶有兴趣,正是点明了俗人内心的暗室。今日国内学界大浮躁的原因之一,实乃所谓读书人受制于心动而未曾“养心”之故。钱锺书先生谓学问为“二三素心人”之所为,亦是此意。正所谓,众生苦觅功名径,禅师笑坐静水台。凯教授此书的意义虽未专门说明,但经典与边缘同览,也可快乐地洞察云起云落。

 

  特续貂培大师之言如下,“读书足以照心,足以静心,足以养心。其照心也,最见于明览高人之时;其静心也,最见于尘嚣四起之中;其养心也,最见于利欲功名之际”。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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