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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易中天行为看中国知识分子的狂狷
2009-08-19    叶匡政    香港文汇报    点击: 3405

 

 

  最初看到易中天质疑余秋雨,有点诧异。一般到了他这个年龄的名人,不惹到自己头上,多是不愿意得罪其他名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高龄名人,大多自觉地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也就是一乡之中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靠的是左右逢源,混个上下脸熟。易中天对主持人林白的所谓“发飙”,我也看了录像,易中天不过是说了几句不是套话的实话,他的自嘲和敏捷,倒让我颇有好感。哪知这些事件,成为一些人质疑易中天的理由,这几天更看到有“真假国学”“真假狂狷”的说法,便也来评说几句。

 

  如今人们一谈起国学,一谈到古风,脑子里冒出的就是“温良恭俭让”,这可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误读,似乎只要表露一些真性情,就是国学涵养不深,这更是一种谬见。道家对真性情的推崇自不必说,儒家也是把真性情看作做人与学问的基础。在孔子的思想中,“直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直”就是要人展示真性情,冯友兰对直的解释是“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是一种率性之道。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就是强调人在生活中应奉行“直道”,他认为那些不直的人能生存下来,不过是侥幸免于灾祸罢了。孔子还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认为古时三代之所以值得人们景仰,就是因为奉行直道。

 

  因为有孔子对直道的推崇,《中庸》开篇便强调“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认为率性之举体现的是对天道的敬畏,只有把外在天命转化为人内在的真实性情,才是真正的求道。“诚”在儒家看来是直道的实践原则,而圣人不过是实现了“至诚”的人,怀有赤子之心,内心不受任何蒙蔽,展示出的始终是真实无妄的情感。当樊迟问孔子,如何能让社会实现“仁”的境界时,孔子的回答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举用正直的人,让他们在枉曲之人的上面,才能使枉曲的人也变得正直了。

 

  有了直道作为思想基础,孔子明确说与“谦谦君子”比起来,他宁愿和狂狷之士打交道,因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一般性格外向,不拘一格,狂放激进,蔑俗轻规;而狷者多性格内向,清高自守,独善其身。这一张一弛的儒家风范也成为历代大学者的追求。后人多误解孔子所说意思,舍却狂狷,直接寻求什么“中行”之道。孔子所言“中行”,并不是指狂狷之间还有一条中间道路,而是指进则进取、退可不为,时而狂时而狷,二者兼而有之的求道行为。

 

  王阳明更是欣赏狂狷之士,他认为“乡愿”往往会以忠信廉洁来博取君子的信任,又以同流合污不得罪小人,所以你指责他都找不到地方。然而你去探究他的内心和精神,其实早已被损坏了。他评论自己认为,过去也有乡愿行径,后来因为相信良知就在明辨真是真非,便不再掩藏自己的言行,于是成了人们眼中的狂者。他说,即使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只是遵从良知在行为。

 

  细察中国历史,可看到能让历代推崇的文人多属狂狷之士,或者狂,或者狷,或兼而有之。从“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屈原、善为“青白眼”的阮籍,到“我本楚狂人”的李白、“自笑狂夫老更狂”的杜甫,到“嗟我本狂直”的苏东坡、“遂为狂疾”的徐文长,再到“其心狂疾,其行率易”的李贽、“负尽狂名十五年”的龚自珍等等,可以说历代很多著名学者都留下了或狂或狷的美名。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推崇这种狂狷行为,他们又怎么可能在青史上留名?

 

  牟宗三有个观点,很值得当代人思考,他认为儒家的狂狷之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浪漫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今天的知识界或文化界,缺的就是这种有浪漫或创造精神的狂狷之士。或者说,多的是那种貌似狂狷却只懂得谈风论月的狂狷之士,而真能做到旷达超脱又铮铮铁骨的狂狷之士则非常之少。狂士再狂,狂的是对权贵官僚的不屑,狂的终究还是人格和学识。狂狷之士肯定不是一只任人打扮的小兔子,没事让嫦娥姐姐抱抱,就可标榜出超然浊世的风流。

责任编辑: 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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