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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三十而立
2009-04-23    刘琨亚    深圳晚报    点击: 3951

 

 

 

这个四月,对于《读书》杂志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30年前的4月,《读书》正式诞生。

 

  如果从生命历程而言,今年的《读书》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回望这30年,我们看一看,读书是怎么立起来的,立了什么……

 

30年,《读书》的轨迹

 

  走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读书》从最初高喊着“读书无禁区”的思想启蒙者角色转变成了需要面对市场检验的人文读物。其间,《读书》经历了辉煌和起伏,经历了风波和转折,但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读书》始终是中国人文思想类杂志的风向标,这个角色使得《读书》承载了太多本不该一本杂志承担的责任。

 

  要梳理出《读书》30年的发展历程,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就是从人事更迭上进行分段,事实上,在《读书》的发展史上,这个简便的方法确实能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走过那一条轨迹。

 

“读书无禁区”成《读书》灵魂

 

  1979年4月,《读书》的面世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为关注,创刊号上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篇由时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的李洪林撰写的文章标题本来是《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在发稿前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一改动使得文章更具有力量,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文章发表后,《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的来信,其中不乏发对的声音。反对的人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更有人直言如果“无禁区”,“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直到1981年,时任《读书》杂志编辑室主任的沈昌文还两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去有关部门做出说明。1981年4月,在《读书》两周年时候,陈翰伯在《两周年告读者》的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这篇文章基本宣告了关于“读书无禁区”争论的结束,在很多年以后,“读书无禁区”仍然是《读书》杂志最具力量的魂魄。

 

  《读书》创刊号第一版印刷5万册,几天内就卖完了,马上加印5万册也一售而空,这种情况对于一本新办的杂志来说,绝对是一个奇迹。

 

  从1979年到1986年,《读书》的这前七年是属于范用和陈原的。这也是《读书》最为鼎盛,影响最大的时段。作为“文革”后最早亮相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读书》营造了一种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氛围,不断在思想的禁区进行突破。当时的《读书》不仅汇集了最优秀的出版人,而且吸引了国内思想界、文化界的精英人才成为其作者。

 

  正如同范用一再强调的,“《读书》不是简单的书评杂志,而是比较广泛地谈文化问题、思想问题的,不限于读书的问题。”在这个阶段,读书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思想启蒙者的作用,许多读者通过《读书》来接受全新的思想,通过《读书》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

 

  《读书》在创办初期,范用一共招来了5位编辑,分别是吴彬、杨丽华、贾宝兰、赵丽雅和董秀玉,被人们《读书》的“五朵金花”。范用一直引以为傲的是,这5位高中生办了一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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