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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2009-04-21    李菁    深圳晚报    点击: 3568

 

 

 

《读书》创刊号。

 

 

 

《读书》1985年第一期。

 

 

 

《读书》吴彬版第一期。

 

 

 

2005年12月8日《读书》同仁合影,后排右一为吴彬,右二为李学军,右三为陈四益,前排左一为丁聪。

 

 

 

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编辑部。左二为董秀玉。

 

  从某种意义上讲,19794月创刊的《读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里一个标准的诞生物。在那个精神世界经历了长期禁锢而刚刚得到释放的年代,《读书》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精神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由此也被视为“新启蒙时代”的象征之一。

 

  1979 年到2009 年,《读书》走过的30载历程,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有人说,《读书》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书》的萌芽

 

  追溯起来,今天的《读书》应该萌芽于湖北南部一个叫做咸宁的小城。“文革”中期,六千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翻译家、艺术家、出版家及家属下放到文化部的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这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安静的小城,几位来自出版界的资深人士却仍谈论着他们不灭的梦想,也由此酝酿了日后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刊物——《读书》。这三个永远被铭记在《读书》历史上的名字是:陈翰伯、陈原与范用。

 

  1978年夏天,陈翰伯、陈原与范用又开始研究此事。“大家都感觉有很多话要说,想有一个表达的‘阵地’”,90岁的倪子明回忆。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任,很早以前就有与陈翰伯、范用等人合作办刊物的经历,所以也成为最初的核心成员之一。

 

  因为几个人所属的出版机构都不同,所以如何设置这个“新阵地”当时还颇费了一番脑筋。据倪子明回忆,大家起初的讨论方案是由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牵头做这件事,但又感觉此方案并不合适,“(出版局)官方色彩太重,不好说话”。1979年,创办《读书》杂志开始主题讨论阶段,进入操作阶段时,大家最终形成的意见是认为由三联书店出面办比较好。于是,《读书》有了一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奇怪的结构: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机构名义属于国家出版局,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编陈原属于商务印书馆,副主编倪子明来自研究室,属兼任。范用当时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杂志由他主管。《读书》从范用时期起就每期由他亲自审阅清样,签字付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沈昌文、董秀玉等后几任三联总经理。

 

  倪子明提供了一份当年编委会成员的详细名单:陈翰伯、于光远、夏衍、曾彦修、黎澍、陈原、范用等14人。现在看来,每一位都称得上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这对《读书》一下子找准定位和风格,迅速建立起品牌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些老人中,陈翰伯、史枚、陈原、冯亦代、吕叔湘、夏衍等几位已相继离世,那个年代也逐渐变得遥远,但是在《读书》的历史上,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倪子明回忆,其实《读书》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当年编委会还专门开过几次会讨论,最后一次编委会上,才确定了新刊物的名称为《读书》。“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是《读书》为自己作出的一份响亮的“出生宣言”。董秀玉回忆说:“有人担心,思想理论的严肃刊物发行量少怎么办?陈原、范用都表示,再少也要坚持住宗旨,要坚信好书好刊就一定会有读者。”

 

《读书》启程

 

  “我们差不多每个月在陈原那里开一次会,漫谈思想界有何动态,如何组稿等,算是小的编委会。”倪子明回忆:“稿件最终是我和范用确定的,我们将定稿送给陈原看,重要的事情向陈翰伯请示”。因为实际工作由陈原和陈翰伯主持,为此,大家还戏称他们为CC派。

 

  《读书》初办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位是常务副主编史枚,一位是董秀玉。

 

  第一任主编陈原更多地从业务层面对《读书》提出几条具体要求:1.以书为中心,讨论文化思想问题;2.不把杂志往高处拉,要从专门研究的角度退到传播知识的角度;3.改进文风,文章要短,以五千字为限;4.提倡文责自负,以保证作者说心里话;5.有争论而有价值的书,可同时发表不同观点,以增加争鸣气氛。董秀玉至今还记得,陈原对读者来信特别重视,“他说,读者来信一定要好好编,甚至可以放在头条,要少一点摆架子的口气,这样才是真正的民主论坛”。

 

  倪子明回忆,第一期《读书》一炮打响。“刊物的创办有点‘筑巢引凤’的意思,社会上很多会写文章的人,包括有很高学术研究水平的人都来为《读书》写稿。”董秀玉回忆,知识界对《读书》的强烈反响是他们不曾预料到的。“很多人写好稿子后先给我看,说‘小董,你用哪一篇先挑吧!’”。

 

  值得一提的还有丁聪的漫画。1979年春节,丁聪得到彻底平反。“因为杂志筹备时,我已经参加了,所以我给它设计好了封面,也大体设计了一下内部。从这个时候开始,每一期我都会在《读书》上发表一到两幅漫画,有时三张。后来我跟陈四益合作,他写讽刺诗,我画画。”丁聪后来回忆。因为那一年丁聪已经63岁,所以他后来常常笑称,别人是60岁下岗,而他是63岁上岗。

 

  丁聪的漫画作为《读书》的“王牌栏目”一直坚持下来,后来也成了《读书》的标志性符号。无论出差还是生病,丁聪都会准时将作品交来,让董秀玉印象深刻的是,丁聪第一次动手术时,在病床上还在给《读书》画漫画,一直坚持到2002年他画不动为止。从创刊号起,《读书》的封面和版式都是丁聪设计的。

 

  《读书》与读者、作者的关系,也是《读书》近30载历程中一个很温暖的记忆。这应该起源于刊物创立的“读书服务日”。第一次服务日为1984年6月25日。陈平原回忆:“因朋友介绍,第一次参加《读书》的聚会,印象极佳。编辑见了新老作者,都是笑脸相迎——即使对你不太感冒。《读书》的几位女将,却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叮嘱‘以后多为我们写稿’。一副‘自家人不必客气’的样子,让你感受挺受用的。让你多多写稿,但没有承诺为你多多发稿,这一招进退自如,妙不可言。有很多作者因此而‘上当受骗’,冲着那坦诚的目光与可掬的笑容,稿子源源不断地飞去,又源源不断地归来。据我所知,《读书》的退稿率,在国内杂志中绝对名列前茅。不只退年轻人的‘习作’,而且退大专家的‘宏文’。”

 

  后来的服务日,则完全成为编者与作者,作者与作者自由式的聚会。这样自由的聚会方式,构成了《读书》的文化根基。一月一次,这种碰撞结果获得的话题,编者又很快可以在聚会中获得合适的组稿对象。这样《读书》也巧妙地把编者、作者、读者凝成了一个群体,无形中建立了一个更庞大的“编辑队伍”。

 

启蒙的《读书》

 

  《读书》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反对官腔、八股,对任何投稿者都是这个要求。经历了那样一场大的思想浩劫,创办者们很注意交流的平等与态度。董秀玉回忆:“我们强调平等交流,不要板起脸教训人,反对说教。”沈昌文也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有一次,我为《读书》写了一点什么文字,拿去给陈(翰伯)老看。他看后找我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沈昌文,你以后写东西能不能永远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读者‘应当’如何如何。你知道,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你如果要在《读书》工作,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对读者用‘应当’这类字眼。”

 

  从某种程度上说,《读书》是最早作出的“启蒙”姿态,也是冲得最前面的一个。虽然《读书》在创刊的宗旨里并没有提“启蒙”二字,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当时《读书》发表的许多文章,诸如《真理不是权力的奴仆》、《人的太阳必然升起》,虽然现在看来有一些观点也许只是“回归常识”,但在当时每一篇都极具冲击力,给经历了长期思想荒漠的知识分子送来期盼已久的新知,也暗合了思想界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20世纪80年代,也是铺天盖地地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读书》以它的资源优势,短短几年简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地以最大的幅度、最快的速度传播了几乎全部20世纪西方学术文化的精华,变成新启蒙名副其实的先锋。

 

曲折《读书》路

 

  《读书》从第一期起,就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旗号。而当时引来激烈争议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更成了标志性事件。倪子明回忆,编委会在讨论第一期稿子作什么时,大家都煞费苦心。李洪林是中宣部理论组负责人,于是编辑部约来李洪林写文章,李洪林很快写来文章《打破读书的禁区》,大家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但题目显得有点啰嗦。当时“科学无禁区”的口号很普遍,“既然科学可以无禁区,读书也可以无禁区”,跟范用和史枚商量后,改成了《读书无禁区》,“我们也征求了李洪林本人,他也没意见”。大家没料到,此文一发,顿时引来轩然大波。“当时出版主管机关找我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妥。我说明此文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目的是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范用回忆。陈翰伯坚持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没有错。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读书》里,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读书》创刊20周年时,“读书无禁区”变成了一枚图章,也铭记了这一值得记录的事件。

 

  伴随《读书》的成长,还有不少小磕小绊。沈昌文回忆说,当时某领导对《读书》的定位很不满意,对方说:“你们要作‘思想评论杂志’,胆子也太大了,我们除了《红旗》以外,哪有一个刊物敢叫‘思想评论杂志’?”沈昌文回去后赶紧在思想后面加了“文化”两字,改成“思想文化评论杂志”。

 

《读书》的“遗产”

 

  在上世纪80年代,《读书》还聚集了一大批外语方面的高手,冯亦代、王佐良、董乐山等,其全球眼光最先在译介方面表现出来。《读书》对于外国作品、人物、理论的介绍,滚滚而来,让人感觉到国门初开时知识界的激动、好奇和急不可待。《读书》积极介绍西方学术名著和新思潮,团结了一大批中西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们的视野与格调、他们传授的西方知识界、学术界的最新思潮和动态,不仅影响了一代读者,他们的文章后来也延展成书。沈昌文说:“很多《读书》的读者后来成为作者,进而成为创作主体,延续成了三联的风格,这一点《读书》功莫大焉。”

  在《读书》的早期作者队伍中,有一长串如巴金、施蛰存、聂绀弩、钱锺书、傅雷、费孝通、吕叔湘、艾青、萧乾、叶君健、黄裳、金克木、夏衍、李一氓、黄永玉、王佐良、辛笛等等老一辈学者文人,而当时的中青年一辈如王蒙、李洪林、李泽厚、张隆溪、朱虹、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李以洪、尹吉男等人也都积极支持、热情供稿,并带动了当时整个知识界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共同推动,这是《读书》杂志的根本所在。

 

  “《读书》能够在知识界有影响力,老一辈给我们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董秀玉感慨地说,比如陈原在《读书》一直做到1991年,而史枚更是在看《读书》稿件时倒下的。如果说,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的执掌使《读书》奠定了自己的基础和风格,那么,一大批知识界精英的共同扶持,则是《读书》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在近三十多年的《读书》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界的一长串名单,那里面有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有各个时期的学术文化中坚,那样的作者阵容一直是《读书》最宝贵的资源。

 

  (摘自《守望家园》,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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