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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双璧:林斤澜与汪曾祺
2009-04-14       新华网综合    点击: 2379

当代的作家和评论家,经常把林斤澜与汪曾祺捆绑起来谈论。见诸文字我所看到的就很多,比如唐达成的、蓝翎的、邓友梅的、孙郁的。何为?我想一是两人非常紧密,出行形影不离;二是两人品行操守有口皆碑;三是两个都是已经“成精”的作家。我说的“成精”是艺术境界已入霄汉,和一般的作家不是一个档次。我就是这样认为。鲁迅、沈从文、曹禺、肖红、孙犁“成精”了,林斤澜与汪曾祺也“成精”了。有的作家喧嚣,人气极旺,但我觉得还没“成精”。当然精怪也有大小之分,比如鲁迅是大精怪,孙犁就是小精怪;被人承认为精怪也有迟早之分,有的很快就有人喝彩,有的一下看不清,慢慢的才被人警觉,称为杰出的作家。精怪也分类,艺术风格也不一样,沈从文和曹禺区别甚大,就是例子。林斤澜与汪曾祺呢,区别也是太大太大。不光是艺术风格,他们的乡情家庭、少年经历、人生遭遇、学养素养、脾性气质……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会决定人生,决定性格,会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美学风格。当然,我这并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同,倘若什么都不同,他们就不会成为至交莫逆。许多爱好兴趣、为人品质、对大是大非的看法,还是相当合拍的。这也会在文章中反映出来。大异小同,有著作为证。

    

    老舍1962年曾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王勇《著名剧作家汪曾祺传略》)老舍说话有分寸,但在这一点上也真叫英明。刘心武说:“汪曾祺得到了应得的荣誉,而林斤澜还没有。”

    

    这话耐人寻味。

    

    40年代,林斤澜和汪曾祺的人生观已经形成了。

    

汪曾祺“在云南住了7年,19391946年。准确地说,只能说是在昆明住了7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密的叫做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住过,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闲看。”汪曾祺去逛书店,逛裱画店,逛武成路后街两间做锡箔的作坊。“逛茶叶店。茶叶店有什么逛头?有!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字写得好,联语尤好:

    

静对古碑临黑女

 

闲吟绝句比红儿

 

……

    

    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有大西门一带。……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夫卸货、装货、喝酒、抽鸦片、睡女人的地方……”

    

    这是汪曾祺散文《天地一瞬》中的句子。文章结尾说:“但是我生活得最久,接受影响最深,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外一个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新校舍。”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好像不怎么喜欢朱自清,朱自清太严。“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这么回事。”汪曾祺可是不记笔记的。“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汪曾祺比较欣赏闻一多。“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词,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也喜欢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汪曾祺最喜欢的当然是沈从文了。沈从文“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及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是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

    

    至此,汪曾祺的喜好和品性基本上形成了。名士的派头也出来了。“我在西南联大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一看,是我!”他没有捞上毕业文凭。一是他的英语和体育不及格,当一年后通过了补考,却有了新规定,即给美军当翻译,不去就不给毕业证书。他没有去。他的儿子汪朗在《老头儿汪曾祺》中写道:“爸爸……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臀部。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去!”汪曾祺才华横溢,唯美,崇尚自然,清朗,俊逸,超脱,潇洒,有时显得非常天真。有人说他的思想是接近道家的。汪曾祺本人却认为自己“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点。”不过道呀儒呀佛呀不提亦罢。一个人总是复杂的,不会有划一的简单,因为世界是复杂的,但,汪曾祺他反正是比较出世的。他的手与庄子、陶渊明握在一起。他尽管在极少的篇章中有个别“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句子,但他的文章多书写闲适养生:“鳜鱼”、“家常酒菜”、“故乡的食物”、“宋朝人的吃喝”、“烟赋”、“腊梅花”、“紫薇”、“云南茶花”、“草木虫鱼鸟兽”。有的散文题目就是论点:“随遇而安”、“美——生命”、“平心静气”、“富贵闲人,风雅盟主”、“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小说的主题也是相似的,他的代表作《受戒》和《大淖记事》所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汪曾祺就是写自己“右派”岁月“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也说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时正是马铃薯花开,我每次着露水,到实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还说“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又说:“我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

   

     汪曾祺作品的主题,直接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

    

    林斤澜可完全不是这么一种人、这么一种人生态度。他社会使命感很强,人民观念很强。林斤澜的精神和情感一直关注着社会和人生。这话是说大了,可是你细细读遍林斤澜的文章,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当然,你找不到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子来。汪曾祺给人感觉很温馨,他也“认为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但他仍然是属于“自我的”作家。林斤澜则迥然,他表面笑眯眯,像一尊弥勒,可以在平常日子里表现得什么都无所谓,样子似乎挺散淡;他可以在语言艺术上表现得“语不惊人誓不休”,在小说构思上表现得常人难以理喻的“惨淡经营”,可文章的“核”都是“入世”的。换句话说,他的“语不惊人誓不休”,他的“惨淡经营”,都是为了他的“核”。这个核,也就是作品的灵魂。他对社会、对世界有话可讲,感情强烈。这种强烈的感情不是在面表上作愤世疾恶地叫喊,而是隐藏在艺术的深处。世像混沌,世间污浊,世人多舛,或者困惑,或者警觉,或者惊愕,或者悚惧,都是给世人或后人的长远钟声。他采用的不是诉苦、愤悱和怨谤的方式,他不动声色,所多是在艺术中把“血淋淋”撕给人看,叫人感叹。

    

    林斤澜的小说观迥然不同。而且奇怪,林斤澜的小说风景,是越来越精彩。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作品有一致的地方,都讲人性和人道。可从艺术的视觉来说,汪曾祺看到的是美,而林斤澜所见的是丑,那么,汪曾祺就“表现美”,是牧歌式的;林斤澜就“揭示丑”,是批判现实式的。

    

    林斤澜有一篇随笔,《嫩绿淡黄》。写幻觉,以“玻璃杯,龙井茶”开篇,貌写汪曾祺和自己住院进水不同,实是写自己和汪曾祺写作路子的不同。引用汪曾祺的话:“我写得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林斤澜认为不应忘了创伤,说:“创伤,是昨天发生的真实。快乐,是今天应该的感情。”因此,林斤澜认为“兵分两路:求真和求美。求真的求深刻,求美的求和谐。”汪曾祺这杯茶“不是‘存在’,是‘需要’。要写得美,要人性,要健康,要诗意,要和谐……不是在在在,是要要要。”那么,“存在”,“在在在”,求深刻的这杯茶属于谁呢,两人中当然就属于林斤澜了。“汪曾祺把写作看成一种自娱和自我的升华,而林斤澜则在泼墨中承受着沉重。汪曾祺时常将心绪隐到文字的背后,用美丽驱走丑陋,而林斤澜往往直陈死灭,以坚毅的目光迎着苦难……”

    

    

    有个事情很有趣,值得一提。汪曾祺人称美食家,林斤澜把自己叫做“食美家”。但两位的朋友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却写道:“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50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菜‘敲鱼’在北京文艺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盆花生米。”另一位二炮作家陶大钊在《海鲜》中写道:“林先生不仅会吃海鲜,还会烧一手好鱼,一条几斤重的大鱼在他手里,能做出一席鱼宴来。有人曾经把汪曾祺和林斤澜烧的鱼作过比较,结论是林斤澜技高一筹。”

    

    实际上,两人都擅长家乡菜。汪曾祺被人称道的,除苏菜比如拌菠菜、拌萝卜丝、干丝芝麻酱拌腰片、塞馅回锅油条外,另外也就是一个川菜:东坡肘子。那么,为什么汪曾祺是“美食家”,而林斤澜只能是“食美家”呢?林斤澜写吃不如汪曾祺,写吃文眼不在吃,汪曾祺写吃就写吃,写得比烧得还要好。他的散文实在漂亮,叫人心动。如写《扦瓜皮》:

    

    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扦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盆。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盆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

    

    请问海拉尔治过国宴的厨师,你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

   

    汪曾祺清澈和明媚自然是美的,林斤澜时刻不忘人间,放眼世界,文章多有一个沉重的主题,特别是他的小说,在溅血的天幕上撕裂丑恶,透出地狱冷光,同样也是美的。

    

    林斤澜所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就是走万里路啊!”我以为是一把打开林汪匣子的很好的钥匙。匣子中一是飘香四溢的醇酒,一是锋利无比的斩凌剑。从林斤澜平和的笑脸上,你看不出他的经历、经验和经受有多么曲折竦人。好像没有那把剑。好像林斤澜没有经受过惨酷的人生。当然是错了,林斤澜那声“”,内容丰富。他的平和实是炼狱后的通脱,是涅后的清明。——父亲死于非命,家人遭际悲苦,极聪明极可爱的弟弟解放前出航,70年代末眼看即将回乡团聚,却又猝死香港。尊者死于敌方就不用说了,如刘英,如林夫。朋辈冤死于内部的就更叫人痛楚,或活埋,或刀捅,或绳勒。有的倾向革命,知情过多,即被追杀。有的无缘无故坐一辈子的牢。他自己呢,十几岁曾被党内诬为“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的一分子,背上第一口黑锅。他回忆:当年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校长粟裕管事不多,具体管事的是另两个人。一是地下中共温州地委书记,一是地下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地位相当。前者是贾宝玉,后者是西门庆,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学生,结果前者得手。后者越过粟裕到上面告状,说学校里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上面听信,结果把林斤澜也给搭上啦,因为他比较接近前者。殃及池鱼,他是池中最小最小的鱼。

    

    林斤澜在温台交界发展地下武装,差不多是把头拎在手上。他做交通员步行多日,把丁奎梅接到温州做地下浙江省省委书记刘英的妻子。当时懵懵不清,这不是好玩的事。他在台湾“2·28事件中坐牢一年多,共产党人被杀以万论,林斤澜侥幸释放,警察局刚一释放才发现错了,差一点又搜到躲在煤船暗仓中的林斤澜。这段经历使他终生难忘。我曾问他:“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是最可怕、最难受的?”他脱口而出:“火烧岛!火烧岛!在台湾监狱的时候,不枪毙我,多次说要把我送到火烧岛去,火烧岛没有人烟,到火烧岛等于是死。不是吓吓,真有人常常被送到火烧岛。”

    

    林斤澜对当年的经历并不以为怎么怎么光荣,林斤澜只说这是当年的人生。解放后,有要人去信要北京的林斤澜回温任职,大约是要林斤澜当温州的宣传部长,林斤澜拒绝了。杨沫在《自白——我的日记》(1971631日)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最佩服的还有林斤澜和骆宾基。(他们二人还都是党外人士)”。多年同在北京市文联,杨沫居然不知道林斤澜是1937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林斤澜一般不谈自己的“革命经历”。

    

    人的经历能抹掉吗?作家不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又写什么?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知识分子如作家尤其臭苦,林斤澜在五六十年代只能唱些欢歌,他成名了,1962年北京连续三天召开“林斤澜创作座谈会”,全由老舍主持。但,这时的作品艺术意义的确不大。他只是比旁的作家写得聪明一些、出色一些而已。直到1979年末,他在《林斤澜小说选》前言中说:“这两年日逐怀念故乡,那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有人说:作家的宝藏,是小时候的记忆。是否?我有些知觉,还没有真明白过来。”——林斤澜说话总是“留一手”,这时他应当已经“明白过来”。那时他的文学观是写“真情实感”,《林斤澜小说选》中已有《阳台》、《拳头》、《记录》等篇什。但政治气候常使人感冒,作家创作心灵还不得舒展。后来,《矮凳桥风情》系列出来了,找到了“山深海阔的丰富的角落”,特别是《十年十癔》系列,和而后的小说比如《门》系列的诞生,中国一个匠心独运的小说大师,也就自我雕塑完成了。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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