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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建华:古代筑城战略与军事筑城
2009-02-20    腾建华    看中国网    点击: 2600

我国因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生态环境,而成为一个筑城大国,筑城的历史和规模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的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了筑城的雏形—环壕和围墙。随着部落战争的增多、原始兵器性能的提高和战争性质的演变,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防守作战为目的的城堡筑城应运而生。战国时期,随着城市的逐渐兴起和攻守作战的增多,古代筑城得以快速发展,战乱中的诸侯国开始修筑长城。秦王朝统一六国后,修筑长城的工程日益浩大,汉、明两代又接连修筑,历经两千多年,筑就了今天绵延万里、雄伟壮观的长城,成为中国筑城史乃至世界筑城史上的一个杰作。中国的筑城已经超越一般意义的军事筑城,而成为一种物化的战略思想文化,不仅反映了筑城与攻击兵器相生相克的历史演变轨迹,也折射出中华民族筑城战略和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成为我们今天战略思维的军事文化遗产。

 

 

 

长城——民族之魂

 

古代筑城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筑城是伴随阶级社会形成而产生的,中国的奴隶社会,可以说是个诸侯兼并和竞争的大屠场,争战连连,血光四溅。夏商之交,以夏王桀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骄奢淫逸,残酷压榨奴隶,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王朝统治江河日下。而商汤则呈现出经济繁荣,军力强盛的势头,其东征西讨,“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夏商战事迭起,攻防相生,筑城便登上了战争舞台。诸侯之间也不消停,他们以邑作邦,相互角力,时不时生出抢掠土地、财产、人口事端,迫使诸侯领主们有了构筑围墙、修筑栅栏的防卫行动。

 

    伴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特别是直接影响防卫手段的各种新型兵器的出现,不断对筑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出现了更为坚固、更为庞大、更为配套的城寨、城堡、城池、炮台、要塞和坑道。长城就是筑城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伟大工程。

 

 

 

绥中万家秦始皇东巡行宫遗址

 

 

 

牡丹江宁安县渤海镇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城遗址

 

 

 

赤峰巴林左旗契丹人所建辽朝都城——辽上京临璜府遗址

 

 

 

青海西宁市青唐城遗址

 

长城大兴于秦汉,成就于明代。秦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三公”“九卿”中央集权制,实行郡、县、乡、亭制,划一法律,统一文字,使政权站住了脚跟。但居住在北方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却没有停止对秦王朝的侵扰,凭借已经占据的河套地区的丰厚资源,休养生息,对秦虎视眈眈,屡犯秦境,使秦王朝时时感到“亡秦者胡”的严重威胁。为了消除外患,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派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匈奴,一举收复失地。为巩固北部边防,展开大规模筑城,构建起一道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的人工隔离带。这道长城确实起到了保护北部农业经济、巩固新生政权的作用。

 

秦汉面对北方匈奴,明代面对元蒙势力,秦连缀了燕赵秦等诸国长城,汉扩建了北方长城至罗布泊,明则大规模改造和扩建了东起鸭绿江畔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纵长为一万两千里的长城。明太祖朱元璋在取天下之前,曾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亲自到石门山拜访儒学大师朱升,向其求教定国之策,朱升送他三句话,这便是著名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牢牢记住了这三句话,登基后即以“强兵足食”为兴国之本,把修筑长城、屯田练兵作为治国要务。明成祖朱棣继承太祖国防战略,并有所发展,在位22年,不停息地征战、筑城22年。此后明朝几代都在经营长城方面多有建树,使长城面目一新。长城不仅有一道或多道砖石砌筑的城墙,还配套了各种战斗设施、生活设施、报警烽堠和通行道路等,并沿长城设置了战略据点—“九边重镇”,形成了以关隘为支撑、城垣为网络、梯次相贯、点线结合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正是依仗这条坚固的防护工程体系,才缓解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使明王朝延长存活了279年。

 

尽管各朝各代都有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做后盾,支撑王朝延续,但在人类的冷兵器时代,筑城无疑对政权存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然,为什么历代王朝都重视筑城,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搞防卫工程?理由很简单,一方面是屯守土地、保境安民,君主离开了对自己臣民和土地的保护,不仅自己失去了“纳贡”的来源,也将使“国将不国”了;另一方面是确保江山社稷稳固,防止专制权力的暴力轮回。中国历代王朝的江山稳固程度,几乎都同筑城有关,因为在那个依靠原始兵器攻城掠地甚至“屠城”的时代,往往因大破防线而为王,或因防线大破而灭亡。这一点,已被大量史实所证明。

 

古代国家筑城配套体系的形成

 

从筑城发展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筑城是从城池、长城到多种边城的综合体系逐步发展起来的,进而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内地城池、战略长城、屯兵边城三位一体的筑城体系。

 

以内地城域为主的城池。中国古代虽然不是欧洲式的城邦国家,但也是在小国寡民基础上形成的诸侯国家,诸侯国家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夺取了大批城池,一些城池成为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一些城池成为相对独立控制的单元,重要都城还形成了以一座中心城池为核心,与外围数座城堡相结合而构成有机防卫整体。秦庞大帝国形成后,城池已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防御堡垒,而成为总的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平时,它的主要任务是起着繁荣文化、发展工商、防盗安民,保护统治者和维护政权的作用。在战时,它起着闭城固守、屯兵待缓、互相呼应和防止敌人进攻掠夺的作用。一些要地城池还起着屯兵储粮、交通要道,随时支援前线长城作战的作用。没有这种内地城池的防御,单靠外围长城等,一旦诸侯国和异族入侵就无险可守。这些城池按照京府州县等地位的不同,建筑的大小、坚固的程度各有差别。通常早期为土城、石城,有些地方是依山而建的山城,后来出现把山城与水系相结合的城,但大部分还是以平地城为主,数十里或几百里建一城,有些古城池还形成了今天许多内地城市的基础格局。

 

以战略防御为主的长城。古代诸侯之间的战争不断发展,战争性质逐渐由争取控制别国发展为兼并战争和统一中原的战争。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参战兵力增多,机动范围扩展以及战略战术发展,各诸侯国都在具有外来威胁方向的边防地带修建线式防御工程,这时的线式防御工程还不能叫做后来的万里长城,只能算是一段段御敌的城墙。只有秦统一六国之后,将各国修筑的城墙连缀起来,才真正有了“万里长城”。长城的出现,既是我国地理、气候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军事战略家利用地形的结果。当年能够在易于防守北方骑兵的山地或高地因地制宜地修建这条长城,建起如此坚实厚重的战略缓冲防御地带,是极富有智慧的,但随着技术的发展,长城这种绵长的、浅纵深的、单线式的配置格局,又为后来的一次次被突破埋下了隐患。

 

    以屯军制要为目的的边防屯兵城。从宋到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中央政府不仅有效地加强控制自己的国家体系,而且采取一系列强边固防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版图疆域。从明王朝开始,在加固加筑北方长城的同时,还要为应对海防威胁,开始在东至辽东鸭绿江口,南至广西钦州近2万余公里的沿海、沿江,加固新修了大量海防设施。如修建了海岛水寨、卫所、城堡、炮台等。到清代,海外侵扰加剧,我国战略防御方向大转移,由防御北部游牧骑兵到抗击海上入侵的外国势力,筑城随之进入到海防要塞建设阶段,构筑了如旅顺要塞、威海要塞、大沽要塞、镇海要塞、吴淞要塞、虎门要塞等防卫工程。其中虎门海防要塞最为完善,共有11个炮台、近600门火炮。这一时期,是我国炮台要塞筑城体系最发达的时代,也是近代真正有明确国防意义的海防军事筑城的时代。

 

 

 

金山岭长城障墙——敌入城后守军可依墙节节抵抗

 

 

 

金山岭长城敌台——每个可驻守60人,备有1个月的给养

 

    此外,边疆少数民族边疆筑城也逐步发展起来,尽管这些筑城在中华大一统国家未真正形成之前,有城邦间相互对立甚至筑城拒“统”的性质,但随着中华大一统疆域的形成,这些筑城才有了真正国家边城的意义。有的边城是依靠少数民族的统领和防御力量而控守的据点,不需要中央直接派兵,但也能起到维系中央统一、安边固防的作用。还有一类边城是中央直接派遣军队的屯军基地和战略控制要塞,既起着巩固国家统一,控制当地少数民族接受统治的作用,又起着卡口制要,为内地城池作前哨、防御缓冲和报警的作用。它的优点是接受中央的直接调遣,防备民族地区突发事变,缺点是没有经济依托,常因粮草不济而难以维持。所以,汉、唐、清几代中央政府都通过屯田的手段来维护它的经济基础,以达到强边实边的作用。这些边防筑城也为巩固大一统中华疆域,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日喀则江孜宗山堡遗址——藏民曾在这里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侵略

 

 

 

宗山城堡下富饶的年楚河平原

 

 

 

西藏林芝县秀巴古堡——历千年而不倒的烽火台

 

以上内地城池、战略长城、屯兵边城,构成了一个纵深且厚重的国家筑城防御体系,这三者缺一不可。没有星罗棋布的内地城,国家就没有人口发展、经济繁荣及其自卫条件;没有战略防御性质的长城,就无法抵御游牧民族的长驱直入和掠夺战争,就没有国家经济发展和边地的安定;没有边防屯兵和要塞城,就难以有效控制广大边海防要点和民族地区,作为战略防御的长城和绵长的海岸线也难以起到防御作用,甚至连国家的领土完整也难以有效保全。当然,上面所说的“三位一体”的筑城体系,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随着中国历代城市发展、疆域演变逐步形成的,我们必须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它们。

 

古代筑城战略思想局限性及启示

 

由于中原民族特有的生存环境和民族性格,更由于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古代筑城防御思想的局限性,古人选择了长城防御为代表的筑城形式。采用这种筑城形式与中原农耕民族习性分不开,他们依赖长江、黄河广大流域为其提供生活资料,喜欢定居在这片沃土上,不愿意游击争斗。特别是汉代以后,儒学盛行,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主导。这种战略文化观,反映到筑城战略上就是沿农牧分界线实施长蛇式筑城,屯兵驻防,以应对随时、随地而动的游牧骑兵部队的进攻。而长城另一边则完全是另类模样,广阔的草原和沙漠,哺育着勇猛善战的游牧民族,他们居无定所,行无定规,在马背上随牛羊迁徙,不以五谷为食,而以牛羊为粮,善于集中骑兵部队快速机动和快速突击,进攻行动极易得手。

 

中原王朝为对付这种往来无定势,快速游击进攻,被迫全线构筑长城、全线实施防卫。一旦有警,烽堠传情,守城部队可以迅速应急,机动部队可以及时应援,击退来犯敌人。在冷兵器和生物动力的时代,这种防御策略确实发挥了障碍效应。但这种缺乏纵深防御的线式布防,使守备部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即使纵深地域配置了驻军,一般也相对薄弱,呈现出外强中干特征,只要一点突破,即全线崩溃,再无有效阻挡能力,免不了要吃败仗。与明朝对立的元蒙势力就曾多次突破长城防线,甚至危及京师。明代后期,后金政权更是频频犯境,四次从燕山北部草原通道击破蓟镇长城,深入京津腹地大肆劫掠。最为惨烈的是天聪三年(1629年),清太宗皇太极亲率数万大军绕道千里,突然出现于长城喜峰口,破城而入,兵马一拥而上,连下马兰峪、汉儿庄,攻克遵化,直逼北京。驻防关外的明军将领袁崇焕得知京城危难,昼夜飞马救援。明清两军在德胜门外展开了一场大战,双方多有伤亡。明朝虽然暂时保住了江山,却大伤元气;清军虽然没有攻进北京城,却抢掠了大量人口和物资,滋养了自己,为日后灭明积累了实力。

 

上述史实充分表明,世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长城再坚固也有被突破的时候。但长城防线一次次被无情地突破,统治者又在一次次做出新的筑城努力时,这里除了统治者的短视、筑城上的缺陷,还有一个民族内生的思维定式在起作用,这就是长期的长城防御而形成的军事防御思想观念。可以说,我国几千年的筑城战略始终没能摆脱这个观念的束缚。

 

中国古代筑城从环壕围墙到城堡城池,从点式城寨到长城筑城,从线式防线到筑城体系建设,一步一步地发展,清晰地勾勒出筑城发展史的渊源机理。从这个脉络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但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的是筑城战略思想要不断更新,筑城实践要不断发展,筑城设施也要不断改进。同时也昭示出在筑城与兵器发展的矛盾运动中,筑城发展的滞后性和被动性。

 

    无须翻开整部古代筑城史,仅从早期筑城发展的历史中就能证明这一点。中国古代随着刀剑、石头、棍棒等兵器的应用,出现了有一定深度与跨度的环壕。后来随着弓箭的出现,特别是弩机的出现,人的手臂得到了极大延长,箭矢杀伤力大大增强,于是出现了具有真正防御意义的环壕围墙。再后来,随着冷兵器发展,简易的环壕、低矮的围墙已经难以有效抵御进攻,于是出现了墙体高、厚、坚的城堡、城垣。当人们发明了弩机和有一定远抛能力的抛石机以后,就又出现了有顶部防护设施的箭垛和城垒。随着铁骑称雄、步兵机动能力升级,点式城堡、城楼又落后了,于是又将防御方向上构筑的断续的城墙和城楼联接起来,形成了一条横贯几百里、上千里的线式长城。历史充分表明,筑城与兵器矛盾发展过程中,先进兵器运用,往往使筑城落后一方付出惨重代价,如火药和火炮的出现曾给城池防御一方造成致命打击。

 

 

 

敦煌汉代烽燧

 

 

 

南方长城的垛口——可以观察、射击

 

 

 

湘西南长城垛口

 

 

 

凤凰城

 

 

 

黄丝桥古城的角楼

 

此外,筑城战略运用不当,还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负担。秦明大兴筑城,给国力造成了巨大损耗。秦始皇在位时,秦国人口约2000万左右,而北筑长城、南戍五岭及修建驰道等,共用壮劳力300余万人,百姓三分之二收入供急政之需了。明朝几代也倾力筑城,到神宗帝时,国库吃紧,税使遍及州县,百姓乏绝,公行攘夺,没过多久,大明就亡了。历史是这样,现代中国也有这方面教训。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几乎用举国之力修筑了“三北”防御工程,导致在部队武器装备研发和配备上的经费严重不足,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给国家经济和军队建设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

 

    筑城这种发展滞后的局限性昭示我们,今天筑城应该运用超前发展思维,不能再固守机械化时代筑城思维,不能再重复多道带、大纵深阵地筑城样式,大规模边境筑城更不可取,它不足以适应非接触、非线式作战的要求。因而,我们的筑城思维应该适应敌人的攻击目标和攻击方式而变化,并能预测未来攻击兵器的发展与作战样式,来谋划未来筑城的发展,以适应未来信息化时代筑城防御的新要求。

 

 

 

丹东河口断桥

 

    今天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传统的守势防御的消极性,国家的防御战略更不再是传统疆域、国土防御的概念,国家安全利益也不仅仅是领土不受侵犯、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那么简单了,而是涉及国家能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关系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我们战略防御思想必须突破内线防御思想的束缚,确立外向型防御思想。为什么他们不断调整美日韩联盟战略?为什么大举扩建太平洋关岛基地?为什么大肆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为什么加紧同印度军事合作?为什么热衷于插手南中国海事务?他们真正推行的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外线防御战略,是遏控太平洋、印度洋通道的战略。我们必须牢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一古训,在军事防御上必须突破单纯固守陆岸和近海的框子,加快发展战略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并根据国家战略转型来筹划国防筑城运用,建立一套攻防兼容、陆海兼备、平战结合、灵活应变的筑城体系,使自己在陆上、海上、天空都有坚实的保护盾牌,打赢未来战争。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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