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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2008-11-12    李扬    文汇报    点击: 2218

 

 

 

签名赠书。  徐维欣

 

 

 

周有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徐维欣

 

 

 

1933年,周有光与张允和新婚留影。

 

 

 

1953年,周有光与张允和在苏州。

 

 

 

1992年,晚年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题记

   

    他早年学经济,干金融,跑过纽约、伦敦等“大码头”,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却在49岁痛快地“改行”,开始了一段“字母之路”的跋涉。

   

    此后“半路出家”的他令人刮目——让世界最通用的26个字母为汉字服务,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起推行全国,至今已50周年;有著作《汉字改革概论》等20多部,还是最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

   

    他生于晚清,自嘲“被上帝遗忘”,却依然站在时代潮头:83岁“换笔”用电脑,百岁高龄仍有新作问世,现在每天还在读书写作,每周发表一篇随笔。

   

    他,就是103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读书看报写作  自嘲“无业游民”

   

()

   

    朝阳门内后柺棒胡同里有一幢普通的灰色住宅楼,这里是国家语委的家属楼,周有光先生的家便在3层的一个单元里。

   

    因为周老有午睡习惯,记者与周老相约下午3时见面。进门后,保姆推开左手书房的门,只见老人早已端坐在书桌前,安静地等候着,看我走近,周老热情地伸出双手迎接我的到来。

   

    虽早已闻先生居家简朴,但走进这间9平米的小书房,仍惊讶于陈设的朴素——小书桌只有两个普通抽屉的宽度,桌面上主人伏案的那部分早已磨得斑驳;3个高低不等的书架贴墙站立,小书房内还有一个能坐两个人的小沙发,以及书桌对面的两只凳子。一切都素朴到极点,甚至有些简陋。当我后来翻看先生的一本书,见到一张1994年先生和老伴张允和在这间小书房的生活照,才恍然明白,原来这里的一桌一凳,甚至窗帘,都是十几年如一日陪伴着主人读书写作。

   

    把两只助听器塞进耳朵,周老笑着对我说,“耳朵不好,书房小正可以拢音。”

   

    周老看起来比照片上略显清瘦,但精神十分矍铄,说话嗓门豁亮,笑起来中气十足,近距离看,老人家头发虽然稀疏却并未全白,牙齿仍是“原装”的,皮肤细腻而透亮,额头宽阔而光洁,好一个童颜鹤发!难怪会闹出如此笑话:97岁时周老到医院体检,医生见了二话没说就把年龄改作了79

   

    周老说:“我就是耳朵不灵啦,别的都很好。”而在我看来,周老的耳朵并没有那么不灵,访谈的2个小时里,我只需提高声调,学着周老的豁亮嗓门说话即可。只有两次他听不太明白我的话,让我用笔写,可还不等我写好,他在桌子对面反着看我的字就明白了。

   

    周老爱笑,爱讲趣事,也爱幽自己一默,这让小屋里时常笑声连连。当我叹道“您的记忆力太好了”,他马上谦虚道:“现在我的记忆像个接触不良的电器,一会儿记得了,一会儿又忘掉了,靠不住的。”周老拿出新书《汉语拼音,文化津梁》送给我,挥笔写下赠言,手不偏不抖,签名后面又署上“时年103,笑着道:“倚老卖老。”

   

()

   

    周老身边放着一个用碎花布包裹的打字机,这里面就是他每天写文章的“笔”:“现在没几个人会用这种打字机了,可我用习惯了,电脑屏幕太大,它的小屏幕正合适我。”

   

    “我85岁离开了办公室,就离开了专业工作,开始随便看东西,随便一看呢,我发现专业之外有一个知识的大海洋啊,我是文盲,自己呢就要自我扫盲。”先生笑呵呵地自嘲。

   

    说话间,周老会随时扭转身子从背后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或伸出左手在一大摞资料里取一份剪报给我看,像个变魔术的老人,能迅速从纸堆里抽出他要找的东西。

   

    周老说自己是“无业游民”,所以每天只好做这些事“打发”时间——

   

    读书。周老日常要阅读大量的书,这两天刚刚看完两大厚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他赞道:“编的人很有水平,资料很翔实,两大本我都看完了,从早到晚看。”周老还喜欢读世界文化,主要看外国的,会“随便记点笔记”,留作写文章用。

   

    看报。每天看的报首先是《参考消息》,从头到尾全看完。然后是香港朋友每个礼拜寄来的外国杂志,“这个NEWSWEEK,每一期我都看,还有其他的东西,我看了就扔掉了,因为我的房间太小了放不下。”

   

    写作。每个礼拜发表一篇随笔,大都刊在《群言》杂志上。“这个杂志是20多年前民盟办的,胡愈之是领导,他找22个能写文章的人,做杂志编委,从那时起我每个月都给他写,写了二十几年,这22个人大部分都死了,还剩下两三个,他们都不会写文章了,已经老了,我说我还没老。”说到这,周老孩子般地笑了起来。

   

    现在周老看的最多的是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东西,还会把他看到的前沿新知写成文章,“我写东西很通俗,太学术的都改掉,目标就是让初中生看懂,以前写给大学生的教科书,也很通俗,我一直是这样,我说我是搞科普工作的。”

   

    说着,周老递给我他近日的新发现:一则题为《光绪死因百年后破解》的新闻。这段长长的报道被单独剪了下来,显然周老对此兴趣极大,一字不漏地看过,每行文字上都标有一杠蓝色水笔印迹,空白处还写了减法公式计算光绪的继位年龄。

   

    看我拿着剪报端详,周老说:“你留着吧,我已经抄下来啦。”随即,他打开近身的一个抽屉,我凑前看,里面竟是一大抽屉的3.5寸软盘,粉的、蓝的、绿的,整整齐齐排放着!这些软盘里正存着周老用打字机抄录的剪报。

   

    就是这样的点滴积累,周老写了很多充满时代气息的杂文、小品文,思想开朗,用笔精湛,连年轻人看了都自叹弗如。

   

    周老的老同事、相交30年的好朋友方世增先生告诉我,在他看来周老最“厉害”的不仅是知识渊博,还有一点是记忆力超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记忆力像他这样好的人,他能做大量的‘资源整合’,会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知识里发现规律,发现新东西。如果记忆力差一点,是做不来的。”方先生说,这恐怕正是周老能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原因。

   

漫长的语文现代化之路

 

拼音是“文化桥梁”

   

    今天,世界最通用的26个字母在为汉字服务。

   

    可是起初,这一点曾经备受争议,最为响亮的质疑是:中国泱泱几亿人口,为什么不自创一套字母让外国人来学我们?1950年代的中国许多人都这么想,周有光平静地解释道:采用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是人类文字发展史的必然趋势,不是个人好恶问题。字母为任何人服务,善于利用,它是无价之宝,不能利用,它就一文不值。

   

    今年9月,台湾开始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我问周老:“听说此事是否感到高兴?”老人呵呵地笑了:“台湾搞了个通用拼音,结果呢,通用拼音不通用,而且无意中对台湾产生自我封闭影响。字母是一个文化问题,学术问题,不要和政治混在一起。现在台湾用汉语拼音,彼此一致,大家方便,是件好事。”

   

    “语文现代化”这5个字,在语言学家周有光看来,是条“不简单”的路:“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从清朝开始,开头很困难。现在学普通话没人反对了,20年前还有人反对哩。白话文没人反对了,以前也反对得很厉害。汉字简化,也曾有人反对。汉语拼音以前有人反对,现在没有了,手机帮了拼音的忙,大家发短信都用拼音了。”

   

    在一个文化基础深厚的民族里,产生一个新的拼音方案殊为不易。从20世纪初开始,先后有人倡导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皆未普及开,直至建国后,汉语拼音方案从1400多种方案里脱颖而出,方才尘埃落定。

   

    从《汉语拼音方案》推广之日起,争议与质疑就不曾停歇,有人说:“如果秦始皇采用拼音,中国早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还有人指责方案“毁灭华夏文化”、“数典忘祖”。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周先生却十分理解:“这是传统文化面对外来挑战时必然表现出来的自卫本能”。

   

    “汉字是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不可替代。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汉字,做很多汉字不能做的工作,不是代替汉字的。”周老强调说。

   

    那么汉语拼音是完美的方案吗?周老认为: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50年了,时间最终证明了拼音这座“文化桥梁”的科学性、实用性。今天,不仅中国需要拼音,外国也需要拼音,拼音属于世界,这架“穿梭机”往来东西,沟通中外。

   

    “文明古国要想成为文明‘今’国,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现代化为基础,教育现代化必须做好语文现代化的准备,比如在规范化上我们的语言文字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周老说。

   

    我们不会时刻意识到汉语拼音的存在,正因为它的作用无处不在——

   

    它是扫盲的“钥匙”,它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它是护照上汉语姓名的拼写法,它是马路上的指路牌,它是电脑、手机中最主要的中文输入法,它在检索、编制盲文和手语、编制工农业产品代号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它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联合国秘书处确定为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中文的标准……假如把拼音从我们生活中抽走一天,文化交流的桥梁就会坍塌。

   

“半路出家”成专家

   

    虽然49岁才“改行”从事语言学研究,实际上18岁时周有光就对字母产生兴趣了。

   

    1923年,初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发现什么都用英文,连门房讲话都用英语,写文章用打字机了,不用手写了,而英文很方便打字,中文不方便。因为一直对语文有兴趣,上世纪30年代,周有光参加了“方言拉丁化运动”,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鼓励周有光在拉丁化运动刊物里写文章,“他把我的文章集成一本书,给我写了一篇序。现在看起来那些文章都是很幼稚的,不过他给了我鼓励。”讲到这第一本“专著”,周老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后来直至解放前,周有光一直学经济、从事金融工作,并在美国工作生活了两年多。解放后,周有光回国在复旦大学教书。

   

    “一解放,就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但是遇到一个问题,80%是文盲,怎么办呢?”于是,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参加了。

   

    “开完会,我要赶快回上海,因为我是复旦大学教授,还是新华银行秘书长,还是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业务处的处长。胡愈之找我来说:“领导决定把你调到‘文改会’来,你不要回去了。我说不行,语文我是业余搞的,是外行。他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为此周总理亲自给上海打电话,让周有光留在北京。

   

    当时,由于长久没有统一的注音符号,56个民族有80多种语言和地区方言,使人们的交流困难重重。制订一套汉语拼音方案迫在眉睫。

   

    “我对语文的兴趣是很大的,当时我觉得能在语文上做点工作也很好,就改行了。”1955年起,周有光正式“改行”,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委员、语言学家。而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同时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和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文字改革委员会机构规模不大,可级别很高,国务院直接领导,“优待得不得了,我们要什么资料就有什么,当时非常看重语文改革。有两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拼音化,一个研究汉字简化。我呢,主管拼音化研究室。”周有光说。

   

    1958211,历经3年研究起草的《汉语拼音方案》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正式推广全国。

   

百年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人们惊叹于周有光的健康长寿,常会不约而同来请教“秘诀”。

   

    老人的答案简单:气量大。

   

    简短三个字,却是知易行难。我问周老,到底怎样才能做到呢?周老拖着他的常州乡音念起了《古文观止》里的一句话:“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意思是忽然来一个打击,你不要惊慌,没有道理来欺负你,你不要生气。”语毕,周老赞叹道:“古代人的话真了不起,一句话就可以对你一生一世建立人格产生影响。”

   

    如果了解周老一生历经的几次“浩劫”,就不难理解老人的这番豁达了。

   

    周有光的家在常州历史上是大家族,曾祖父是政治家兼实业家,太平天国起军攻打常州时,周家万贯家产化作乌有,家道渐落,“后来我父亲教书,大家庭维持不住了,我母亲带我们到苏州,等我进大学时,连学费都付不出了,还是我姐姐的同事借钱给我上学。”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周有光携一家老小逃到四川,半年后回到苏州,却发现管家不见了,家里所有祖上留下的古董都被日本人抢光了。“见识过大世面了,不稀奇了,所以后来‘文革’时,家里再破烂我也无所谓了,我心态好大概跟这些有点关系。身外之物,不必留恋这些东西,所以胸襟要大。”

   

    “文革”时,周有光被下放宁夏贺兰山阙的平罗,种田、捡种子、编筛子、捡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认罪会。回忆这些,周老留下的却不是苦涩,“我觉得很有趣味,人家觉得苦死了,我觉得不苦。”

   

    孙女周和庆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回来探亲的爷爷,得意地向奶奶展示他用橡皮膏补的裤子,又告诉我们许多在干校遇到的有趣事情,我们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

   

    干校不许带书,周有光就带了二三十本各国文字的《毛主席语录》,成了他的“比较文字”研究材料,还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做字形分析。“文革”一结束,他在干校的研究结果整理出版了一本书:《汉语声旁读音便查》。

   

    捡粪的时候,他发现了一种节节草,突发奇想地将其摘回来做牙签,“竹子做的牙签常常有刺,木头做的牙签在嘴里会变软,只有这样节节草牙签最好。”他很得意,不仅自己用,还带了一大包回北京当成珍品送朋友。

   

    周老常看到事情的积极面,“五七干校那个地方走20里路也看不见一个人,我去了,觉得倒有好处,把失眠治好了,把身体搞好了。”

   

    “‘文革’时大家不敢交际,交际以后人家就说你们搞小团体,这样很好,可以在家安安静静做学问。”“文革”一结束,周有光的书一本接一本地出来,都是早已写成了的。

   

    “所以我的处世哲学是随遇而安,塞翁失马,焉知非祸。你把不利的条件看成有利条件就好。”

   

    百年多少事,都付谈笑中。或许,周老在50多年前写下的一篇《新陋室铭》,是对这份豁达的最佳诠释吧——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多情人不老  多情到老人

 

    窗前、书旁、墙上,周老的家里摆放着许多相框,透过里面的照片,总有一双温暖的眼睛微笑着注视我们。她就是与周老携手走过70年幸福旅程的张允和女士。

   

    她被称为“最后的闺秀”,被人形容为“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她常说,“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在结婚那日,她乘兴唱了一首昆曲《佳期》,咏叹那似水良辰。79岁时,她提笔写下与爱人定情过程的美文《温柔的防浪石堤》。

   

    张允和和周有光,是一对令所有人称羡的情笃伉俪,他俩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他俩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雷打不动。

   

    相濡以沫70载,点滴的回忆都那么甜蜜。以前每天饭后,他俩每人各占一间书房,读书写文章,然后交换彼此的文章。“她的文章给我看,我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的文章也给她看,她也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挑毛病。”只要提到老伴,周老的脸上便立即绽起幸福的笑容。

   

    在美国工作生活的两年多,老舍、罗常培和李方桂成为周有光夫妇家的常客,他们都爱吃允和做的菜。“我的老伴每个礼拜一清早,就坐非常快的地下铁道,到两百五十条街外犹太店里去买活的鸡。大家吃得高兴得不得了,讲笑话、唱歌。老舍最会讲笑话。”

   

    张允和有个“三不”原则: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而周有光有个“三自”政策: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他俩总是一唱一和,互相呼应。

   

    六年前,93岁的张允和去世了。两个人少了一个,生活好像忽然失了重心,令人无法适从。不过,周老最终从哲学中找到了慰藉,他想起一位西方哲人曾说过,所有的生物都要死的,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条件。于是慢慢地,就泰然了。

   

    这六年中,周有光先生一直在用行动来纪念老伴——多方联络出版社,出版了老伴的《昆曲日记》,还将老伴未做完的《浪花集》一书出版,了却了张允和的两大心愿。令人欣慰的是,两本书反响都很好,《昆曲日记》还重印数次,让张允和对昆曲的这份痴爱可以与更多的人分享。周老告诉我,最近还要出版的一本书,是张允和的杂文,已经编好,书名叫作《曲终人不散》。

   

记者手记  大道至简

   

    坐在这位慈祥的老人对面,有一种甘美的宁静。大道至简,老人的淡泊沉静、乐观豁达,让我感受到一种崇高的人格魅力。

   

    先生赠送的《汉语拼音,文化津梁》,烛照源流,洞见真妄。面对长久以来的各种质疑,我想这本书是最好的诠释。

   

    汉字和罗马字母,东西十万里,上下三千年,却终因汉语拼音缔结姻缘,两相偎依。语文现代化的每一个足印,虽历经险阻,艰难缓慢,却又坚定向前。

   

    在崎岖的“字母之路”上,周有光先生用其数十年的执著跋涉,以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为我们标定了一条语文现代化之路。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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