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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说说“华夷”的思想
2008-10-09    孙健    国学网    点击: 5005

外国人管我们国家叫“China”(或者是CinaTsinaSinae等),我们承认这一称呼。但我们把自己叫做“中国”或“中华”,简称“中”,比如“中美联合声明”、“中俄友好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些时候也简称“华”,比如“华侨”、“华裔”、“华人”……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众所周知的事物,因为众所周知而不为人所知”(黑格尔《思想现象学》),比如我们称自己为“中”、“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现在,就从这两个字出发,说说关于我们中国的一些小知识。

 

(一)   古代的“华夷”

 

先说“华”字。“华”,本意是指草木之花。上古“华”“花”本一字,通用,在《周易·上经》“大过”卦有“枯杨生华”,在《诗经》《周南·桃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召南·彼何襛兮》“彼何兮,唐棣之华”“彼何兮,华如桃李”、《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小雅·唐棣之华》“唐棣之华,鄂不韡韡”、《小雅·采薇》“彼尔维何?维唐之华”、《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等,即是证明。后来“华”被用指华美有光彩的东西,如《尚书注疏·卷十》:“冕服采章曰华。”而“中”字的意义就很明显了,即是“中心”、“中央”,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皆在中原腹地,如殷商在今河南、周在今陕西。在其四周,则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礼记·曲礼》)。在同这些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先民们发现,比起四周这些茹毛饮血、断发文身的蛮夷,处于中央的自己具有不可比拟的礼仪之大、服饰之美的优势。所以《春秋左传正义·闵公元年》、《论语注疏》都说:“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这就是“中华”、“华夏”概念产生之始。然而这种“中”“华”的称呼,依照现代西方的理论看来,完全是“种族中心论”思想的产物:

 

认为人们所属的群体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衡量所有其他人的准绳的观点,在行话中可以称为“种族中心论”,一些相应的民间习俗肯定群体内部的关系和与外部的关系。每个群体都维持自身的傲气和虚荣,展示其优越性,赞美自己的神灵,蔑视外人。每个群体都认为只有自己的习俗是良好的,从而谈起其他群体的习俗时嗤之以鼻。([]William Graham Sumner《民间习俗》)

 

“中”,表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华”,则是“认为只有自己的习俗是良好的”。这确实与“种族中心论”契合。

 

现在看来,“中”、“华”明显是大汉族主义。但毫无疑问,就是这种“中”“华”的意识,促成了强大而稳固的汉族最终形成。随着汉民族势力的扩大,不停的与外族进行交流和战争,这种“中”“华”的意识也得到一次次的加强。最终形成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观念,即通常所说的“华夷”思想。

 

“华夷”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文化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经济上的“朝贡关系”。

 

客观的说,在近代以前,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一直是东亚最先进的。这种先进,不单纯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表现为文化上的强势。面对这种明显的文化落差,作为老大哥的“华”,摆出了“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的教化者姿态;而中国周边的“夷”,诸如暹罗(缅甸)、安南(越南)、琉球、日本、朝鲜、蒙古等,也以自己的“夷狄”身份为耻,以学习中华文明为荣为幸,努力摆脱落后者的形象。比如日本派来的遣唐使,朝鲜自称“小中华”。在中央王朝面前,他们通常以“藩属”、“属国”自居,扮出一副虔诚的模样。引用朝鲜李朝宣宗的话说:

 

上曰:“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时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也,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宣宗实录》卷三十七)

 

其实这个“上”,也只是内部人私下里说说,上不得台面。在巍巍的宗主国面前,他只能称自己是“朝鲜国王”罢了。

 

可以这样说,东亚所有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都或多或少受到中华文明的恩泽,这主要体现为在文化观念、道德准则、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等方面与中华文化的趋同,甚至是亦步亦趋。几千年的交流沟通、耳濡目染,最终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二)   今天的“华夷”

 

进入近代以后,东方老大帝国的“天朝上国”梦想,被西方来的“洋夷”彻底打破。在西方“生电光化天”面前,华夏的“仁义礼智信”就像一个陈旧的纸灯笼,一捅就破了。虽然我们口头上不愿承认自己的落伍,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私底下却免不了要咬紧牙关“长技以制”。即便我们还口口声声的把他们称为“夷”;但在外人口中,原来的“中央之国”,却换了一个新名字:“远东”——遥远的东方。就这样,中国被边缘化了。

 

   

 

左图为中国最常用的《世界地图》。图中,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右图是西方最常用的《世界地图》。图中,中国处于世界的最东边,俗称“远东”。从这两幅地图的对比中,多少还可以看出“华夷”意识与“中心”理念来。

 

随着中国国势渐趋没落,他的影响也日渐缩小。他周边的藩属国则发现:“哦,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可以依靠的主子!原来我的选择不止一个!”于是眼光慢慢扩大,心眼渐渐活泛。绵延了数千年的“华夷”思想,终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东方的知识扩大的双重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西方文化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涌入,“华夷”思想乃至被本国人鄙夷为专制落后的封建文化糟粕、奴役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渣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华夷”思想,恐怕就不会向以前那样单纯的贬低了。

 

首先,说说文化上的“华夷关系”。华夏文明,作为世界唯一继承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华夷”观念在其中可谓功不可没。回想过去数千年中,汉民族多次走到悬崖的边上,“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尤其是五胡乱华、辽夏金元、明清易代、清末民初及日寇入侵五个时期,国势危于累卵,民族危在旦夕。每当此时,人们总是想起“夷夏之大防”、想起“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从而激起全体汉人的民族意识,为抵御外辱做殊死抗争。即便是外族统治中原,他们也要给自己找一块遮羞布,好让自己的统治变得名正言顺。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后魏,作为鲜卑人的拓跋氏,居然称自己是黄帝苗裔: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帝纪第一·序纪》)

 

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莫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唐·李延寿《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

 

可见一斑。所以数千年来,“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四夷交侵,而华夏不绝如缕”,中间就有赖这“华夷”意识。

 

当然,文化上的“华夷关系”也不是没有弊端。比如,不管我们怎么爱好和平、胸怀四海,对于外面的国度,我们总会给它们冠以一个不雅的“绰号”:印度“阿三”;韩国“棒子”,日本“鬼子”;俄罗斯“老毛子”;非洲“黑鬼”;欧美“洋鬼子”……这其中就多是“华夷”思想作祟。在比如眼下,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国家是谁?韩国。在中国人眼里,韩国那可是中国几千年的属国,而现在就是典型的白眼狼、暴发户。我们会很阿Q的想:“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鲁迅《阿Q正传》)这也是“华夷”思想的遗毒。

 

这坏的方面,并不是中国才有,那些以前受中国影响的藩属国也时常因此而患病,最常见的就是“篡改历史”“去中国化”。在中国衰落之后,那些藩属国就开始蠢蠢欲动。等自己有了新主子,或腰杆硬了,从前的家奴“一阔脸就变”(鲁迅《赠邬其山》),迫不及待的虚构自己民族的文化,从汉字书写的史料中去找反抗中央王朝的“光辉事迹”,发掘出来路可疑的“民族差别”,乃至凭空臆造自己民族的文化,“去中国化”“排华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些可笑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举动,一方面是体现他们突然发达以后的虚荣与自大,另一方面也是对从前一直处于从属、藩国、“夷”地位的自卑。极度的自卑导致极度的自大,大至不能正视历史。于是便有了“篡改历史”“去中国化”。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汉字的记载,东亚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残缺不全的。他们“去中国化”以后,丢掉的却是其自己“民族”中最重要的部分。

 

其次,再说说政治上的“宗藩关系”。现在以前老大帝国的宗藩,多已变成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再说“宗藩”,多半有人会说是“大国沙文主义”,并有可能变成“中国威胁论”。

 

其实,换个角度看,“宗藩”制度可以给我们现实社会提供许多新的借鉴。比如“一国两制”,其实就是宗藩制度的变异,在宗法制度下:藩属国承认宗主国地位;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的制度;宗主国负责保证藩属国的军事防卫。而“一国两制”呢:特别行政区承认中央政府的地位;中央政府保证特别行政区的制度五十年不变;中央政府负责特别行政区的军事外交。其他还有许多可以互相比照的地方。这就是“宗藩制度”的活学活用。运用的好,可以解决部分领土问题,也可以解决台湾问题。

 

但“宗藩制度”并不是没有瑕疵。由于古代,中国与周围的藩属并没有严格的疆域划分,常见的想法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又或者“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下》)。古人的豁达大度、难得糊涂,导致时至今日,经常有一些我们看来是莫名其妙的领土纠纷。

 

随着经济的腾飞、国力的增强,中国再次崛起于东方,中国重新成为东亚核心的日子指日可待,东亚融为一体的时期即将到来。到那时,“华夷意识”或许还有更多的现代意义。

 

(本文参考了韩东育《东亚的心胸》一文。)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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