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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人文教育的危机
2008-07-25    陈思和    书摘    点击: 5577

 

 

 

1993年,上海有几位人文学者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我也在其中,当时引起很多非议,上上下下都有争论。转眼十多年过去,弘扬人文精神已经成了一个时髦话题,现在几乎每个学校都在围绕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展开活动。对于这个已经成为显学的话题,我倒是有了一点点怀疑。如果说,我在近十多年中鼓吹人文精神和实践人文教育的努力从未有过松懈,那么,现在要我说点体会的话,我只有感到失败的经验。

 

  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刚刚掀动,市场经济的实践唤醒了长期被压抑的民族生命的原始冲动力,金钱拜物教的大势如火如荼,席卷中国大地,当时许多人都对人文教育丧失了信心。人人都在理直气壮地追逐金钱、人人都在追逐实际的利益,为了在意识形态上适应这样的需要,传统的意识形态显然因为不合时宜而被搁置起来了,于是,破坏性的、唯利是图的道德虚无主义弥漫了社会意识,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通过大破坏来实践大创造,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借着批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把一些阴暗卑琐的东西都当做新潮流的法宝,祭起来反对人性中的高贵因素。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已经造成了对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的严重伤害。

 

  当时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受到很多批评,有人就认为,你们讨论人文精神完全是高谈阔论,是清谈,与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相违背的,还有人用了“螳臂挡车”来描写人文精神的探寻。当时我参加辨论时,觉得自己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在中国有一个“五四”以后形成的人文精神的战斗传统,如果我们知识分子积极维护这个战斗传统,通过理性的批判和呼吁,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理性地看待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比方说,工业的盲目发展带来环境破坏和污染,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以前的发达国家是通过拓展殖民地,通过将污染等恶果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途径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已经是不可能重复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以人为本的精神来克服和对付科学主义的某种局限,同时也用来遏制人性欲望中某些盲点。这在一个经济上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完全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可能太乐观了,为什么这会是个问题呢?因为市场就摆在那儿,巨大的利润就摆在那儿,科学主义的危险性不仅被全民所忽视,而且连各级政府的决策者都熟视无睹。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严重恶果,我们照单全收地重复承受一遍。比如,阮仪三先生呼吁的关于保护老建筑的问题,听起来确实是振聋发聩,但他并不是现在才呼吁这些问题的,他早就在呼吁了,而且还有比他更早的,梁思诚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呼吁了。不是说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也不是说,人文教育在中国没有力量,力量是有的,也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在那儿呼吁,在那儿从事教育,可是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呢?结果仍然是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一片片的历史文物被破坏,一座座有文化底蕴的建筑被拆掉,一个个有历史传统特点的城市被新化。也就是说,当阮仪三先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保住了一个区域的古建筑的时候,其他九十九个区域的古建筑可能早已经被拆成灰烬了。而且这个被保护的区域也是经过了被改造,被改造成和经济利润直接有关的古建筑才会保留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胜利,人文教育失败的地方。阮仪三教授在同济大学培养过多少优秀的学生!但是因为那些学生优秀,他们毕业后都被人请去设计规划城市改造,结果都做了与阮仪三先生的本来愿望相违背的事情。他们接受了技术和科学的教育,却可能把阮先生的人文的教育忘记了。

 

  这种轻视人文教育的社会情绪最后竟成了社会思潮。我举一个很普遍的例子,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大学文科最优秀的学生一定是考人文学科,中文、哲学、历史,都是以人文为最高志愿。理科学生中最崇尚的是医学,医学院最难读,学习期最长,考分也是最高的。但是现在理科最优秀的学生不考医学,文科最优秀的学生不考人文。医学是保护人的身体健康,人文是维护人的精神健康,这些与人的发展最直接有关联的学科,现在都不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投身其中。那么,以后的人类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作为一种社会风气,将来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必有影响,这是我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和系主任感到最忧虑的事情。

 

  问题的根子当然不仅在于报考志愿,也不仅仅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人文精神的缺失和人文教育的失败,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种文化危机。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过去曾经学过德语,我学德语的动机就是想研究这么一个课题:德国是一个拥有优秀的人文传统的国家,他们的教育、艺术、哲学都是我们精神世界里的一个圣地。可是德国那么优秀的人文传统和人文教育,为何没有阻止法西斯专制体制的施行?其他国家或许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况。那么,是不是在那样一个突然的,国家民族陷入到疯狂的、极端的、偏颇的、危险的境地的时候,没有人文学者站出来痛陈弊害?我想肯定会有人提出警告。但是,当历史朝一条疯狂的道路滑行的时候,人文教育就显得特别失败。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很大的失败感。人文精神在和平的时候总是会受到欢迎,人们总是说“仓廪实而知礼仪”。和平的时候、吃饱饭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讲文化、讲礼仪、讲传统等等,都讲得非常好,可是一到了关键时刻,这些点缀的东西全都没有了。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1995年我在日本做一个关于人文精神的演讲,有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听完了就对我说:“这些问题我们在六十年代都讨论过,但是现在都失败了,全球化就是这么在发展,我们再呼吁也是失败的,没有用的。”痛哉斯言。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定义人文教育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学者把人文教育与社会责任挂起钩来,提出“社会责任是人文教育的核心”的观念。我对“社会责任”这个词有点不同的理解。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少提倡过社会责任感,中国的历史也好,现实的社会也好,都没有少提倡过。假如国家间发生了一次不正义的事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和德国之间发生了争夺殖民地的非正义战争,这个时候,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强调自己对国家的责任,都在帮助自己的政府去屠杀对方的人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责任到底有多少人文精神和人文自由的因素在里面?当时有一个作家罗曼·罗兰站出来大声疾呼,像罗曼·罗兰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以为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文精神的榜样。他是对全人类提倡人文精神,所谓人类的良知。所以我们今天在呼吁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可能比社会责任更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它应该成为我们人文教育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人为本”。这是一个心灵自由和人格健全的概念。“以人为本”是很难用一个社会责任来解释、来限制的。我们人人都需要社会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它有不同的含义和解释。而作为人文精神、人文教育,则是千百年来一直在和人类自身的野蛮而疯狂的恶魔性因素、与人类从动物演变中还残存的一种兽性作不懈斗争,这个斗争是很艰难的。有的学者要求把人文教育回归到传统的儒家教育,以为中国的儒家传统有一套非常完好的人文教育的传统,可是儒家有没有有效地阻止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统治下的灾难?多少次改朝换代、内乱外祸都是在惨无人道中发生,多少年来中国老百姓始终是处于被屠杀、被奴役的命运之中,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过一种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人文教育是完美的,是伟大的呢?人文精神的伟大,在于它通过人文教育,就是过去我们说的薪尽火传,逆水而上,就是要靠我们的人文自觉去抗衡自己身上的、我们人类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兽性和各种各样的野蛮因素。这样一种自我抵制和自我救赎,实际上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甚至会惨淡地失败。但失败了也没关系,以后还是会有人重新捡拾起这样的传统,这就叫“薪尽火传”。这才是我对人文精神的一个认识,也是对人文教育的一个认识。

 

  那么,这个人文教育到底是讲什么?我也觉得很难表述,现在各个大学都在探索。人文教育也可以被民间转变为一种读经运动,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自动组织起来,让小孩子去读四书五经;也可以转变为一种宗教的、道德的教育。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各种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但我的一个根本认识是——人文教育本身是一个由内到外的过程,所以,和一般的知识教育非常不同,后者是从无到有的教育,但是人文精神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或者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已经具备的素质,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他身上也具有人文精神,他也有人文力量。比如,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会说出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做,如果我做了我还像个人吗!”这是很普遍的说法,再如,“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用我的良心担保,我怎么会做这种事!”等等。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哪怕他不识字,仍然具有人文的基础,每个人身上都具有一种人文的力量,人文的因素。但是由于我们周围充满功利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影响,使人文的本能得不到自觉的发扬,所以我们还需要教育和学习。当一个小孩子出生,他受到的都是知识的教育,如教他怎么算术、语文、英语、科学呀,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教育,而另外一方面,如何唤起他内心深处的人的自信、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健全、人的理想,这是另外一种教育,这个教育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它不完全是靠读经布道来完成。我们现在的很多讨论,基本上是批评型的,都是说“缺乏人文教育造成了什么什么”,这样的理解背后就有一种自信,就是强调,人文精神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只有我才有人文教育的权力,我有权力教育学生,灌输给学生——“你们应该怎么做人。”我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理念,人文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要通过一个人文的榜样,或者是通过一部典籍,或者一个现实的问题,来启发,来唤起我们的年轻人对自我的一种自信和尊严,鼓励他们对美好的向往,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地来唤起学生人文自觉的教育。至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具体方法,在什么样的尺度下让大家充分享有心灵的自由,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最后,我再简单讲一个观点: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有很大的弊病,就是搞教育的人都把眼睛盯着市场,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把培养学生简单理解为向市场提供就业人才。学生就业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了这个功利目的以外,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学校的领导者,或者教育部门的管理者,他应该有一个理想,一定要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民族在二十年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因为我们的教育成果是没有办法立时立刻得到验证的。我们今天搞大学排行榜,比来比去无非是比有几个重点学科呀,有多少钱呀,能拿到多少国家项目呀,造了几座高楼大厦呀,发表了几篇论文呀,等等,无非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最科学的检验指标。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单位,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在二十年后,哪个学校培养的学生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否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产生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了这个眼光,你才能为二十年以后的社会提供服务,为二十年以后的社会需要提供人才。这是我们教育最最重要的指标,但这个指标在今天很多关于教育的研讨中并没有得到强调,大家都在应付眼前的评估和检查。这从根本上就颠倒了。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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