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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德:叩门访师记
2008-07-24    高增德 口述 张冠生 整理    书摘    点击: 4213

 

 

 

王利器

 

  1979年,高增德先生以《晋阳学刊》为基地,开始了他心目中“抢救我国现代学术史料”的计划。2002年,听说他凝心血所成的近千万字史料《世纪学人自述》(六 册)将成套出版,我在他的“速朽斋”里听他用一口地道的山西话侃侃而谈……

 

  “文革”结束后,让我主编《晋阳学刊》。我就想,既然来主编这个学刊,我怎样能把这个刊物编得对路?

 

  当时大概快要进入思想解放的时代了。我也许是更早一点,就觉得已经到了需要抢救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文化史料的时候了。我偶然看到了徐州师范学院出的一本文学家传略,豁然开朗。要是能请这些老知识分子动笔总结一下他们的经历,包括求学经历、治学经历、治学经验、政治经历,甚至家庭破败的经历,只要记录下来,都会是很宝贵的资料,都能总结出来点东西呀。要是能这样做起来,这个事情就可以做开了。这类史料积累多了,也就能帮助更多的人来更深入地反思这段历史。

 

  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制定了工作方案,拟出了给学者的约稿信,说明写传的要求,完稿的时间。约稿信发出以后,哎呀!反响热烈得不得了。包括周谷城、张岱年、冯友兰、邓广铭,包扩中华书局的李侃,等等。

 

  他们鼓励我,这样做下去。他们表示,他们都七老八十了,都风烛残年了,需要做这样的总结,需要做这样的反思。好多人欣然写传。这个事情很快就有了比较大的影响。我是1979年年底发出的约稿信,1980年到1981年,是收到传记稿件的高峰期。

 

  访谈手记:我顺手拿起高先生一篇题为“叩门记”的手稿问:您叩的第一个门是谁家的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吧?

 

  先讲谁呢?先讲王利器吧。

 

  王利器嘛,经历就不用说了。他当年是右派,这个身份闹得他没有立锥之地。我去拜访的时候,他住在北新桥的一个大杂院里。我走进院子问:王利器先生住在哪个房子里?他住得离大门不远,听见我问,就用他那四川话问:“你是哪个?”我说我是高增德。“哦,高先生,进来进来!坐下坐下,不好意思哎。仄狭得很,没得坐的地方,请你海涵。”

 

  他那个房子里边,除了两张大床之外,就是米面瓦罐。空间太小,他就往高处发展,在墙上钉出来很多格子。经过“文革”,他的书已经很少了。当时他没有书架,书都塞在床底下。窗户底下,放了一个只有两个抽斗的小桌子。我进门以后,坐在小桌子旁边,他们老两口就只能上床坐着。我们就这样谈了好久。最后他说:“好的,你约的传我写了。”事情就这样谈成了。

 

 

 

杨向奎

 

  后来,王先生的自传很快就寄给了我。他是个很平易近人的学者,很随和。我们后来成了忘年交,曾经多次一起讨论傅斯年学术思想。他的学问渊博得很,特别是在中国古籍方面。他到日本访问了一趟,就对日本人说,我们中国的哪部古籍哪部古籍在你们的哪个图书馆。日本那些负责馆藏的人都很佩服他,说他了不起。他的记忆力也好,对历史上的人和书如数家珍。让我最感动的,是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发配他到图书馆去当苦力,搬书。他很有心计,除了搬书,就成天在里边游荡、翻检。结果他反而如鱼得水。到平反的时候,他拿出了十几部书稿来。你看他这个精神和功夫!

 

  再讲讲叩许涤新的门吧。他家住在南沙沟。我敲他的门的时候,他正在厕所里蹲着出不来,是他老伴给开的门。老伴说:“他正蹲厕所呢,你明天来吧。”我这种拜访,事先都有通信,有联系,是约定的。许先生听见我们说话,就问:“谁呀?”我说我是山西高增德。他就说“等等等等”,不让我走。我等了好长时间,他才出来。边走他嘴里边念叨着,你猜他念叨的是啥?他正研究生态经济,结果就和他的大便联系起来了。他说你看,生态经济就是要协调发展,我现在就遇到了生态不平衡的问题,生态上发生了障碍。我拉一次大便痛苦极了,时间长极了。我就叫你小高吧,你看我在里边蹲了多久啊,长期解决生态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

 

  我们一起谈了半个上午,他谈的都是关于生态经济学的话题。他说的最多的是农业,是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的人文生态环境。后来,我就约他写传。他说这样吧,叫我老伴给你写吧。我同意了。他老伴写出来后,只写了一篇儿,我觉得不理想,因为她的那种文风还是“四人帮”时候的味道,大话空话很多。结果我就复印了一份,把原稿退回去了。我约稿虽然很不容易,却也不是约到什么稿我就要什么稿,用什么稿。我觉得不满意的,就退回去,叫他修改,叫他推敲。尤其是学者的传记,我是比较挑剔的。

 

  再说说叩孙楷第的门。孙楷第先生是研究古代小说和古代戏剧史的。他研究了一辈子,却不知道《录鬼簿》的作者是刘璋,而刘璋是山西人。我在《晋阳学刊》上发过一幅刘璋的画,他看见了,就很激动,说自己研究了一辈子都不知道刘璋是山西人。为此,他给我写来长信。他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写的字很大,一写就是好几张。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去。我去的时候,因为他在“文革”中受的冲击很大,家里的图书被全部抢光。家里摆着七八个空书架。他一看到就怒火三丈,弄不好就要犯病。他每天躺着,吃得很少,和老伴相依为命。他老伴说,因为老头子爱激动,一般不接见客人。我敲开门的时候,他老伴只把门开了一条缝,害怕我闯进去。我就说:“是孙先生请我来的。”他老伴说:“他正在睡觉,你先进来,咱们两个说话,不要惊动他。再一个,他醒来后,你和他谈话的时候,请你注意语气要平和,不要说那些‘文革’中受刺激的事情。”谁知道,孙楷第先生没有睡着,他听见我们说话,就问:“你是不是山西的高先生?”他是光头,探出头来一看我,他就先激动了。他老伴吓得够戗。我就说:“孙先生,您慢点啊,不要激动啊。您老伴很爱护您,一再嘱咐我。”

 

  孙先生走出来后,又看见了那些空书架,就又激动了,很恼火。和我谈了半天,谈《录鬼簿》和刘璋的事情。我说起请他写传,他说自己不能给自己作传,他愿意请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叫做杨联的,给他作传。还推荐过一个台湾回来的姓梁的先生。这位梁先生的传,他推荐给了周汝昌,周汝昌又转了几个弯,不知推荐给谁了,以后就没有下落了。谈话过程中,我尽量避免他说到自己的书的丢失,可是他老是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他老伴被吓得一直给我使眼色,要我退出去。我只好向孙老先生说了个谎,说自己另外还有约,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改天再来。结果过了不到一两年,孙老先生就故去了。他每天吃得太少,营养严重不够呀。这又是一段了。

 

  再说一段贺麟吧。我第一次敲他的门的时候,他好像是已经有点老年颤抖的样子。是他给我开的门。因为走路抬不起脚来,就刺棱刺棱地走过来,看到我,听说是高增德,他就很高兴。他家里有吴宓的诗集。我当时正在为约不到吴宓的传记发愁。他就谈吴宓。他们俩有师生关系。他讲的吴宓研究《红楼梦》很有意思。他还记得很多东西,比如吴宓下工夫研究的是哪一段,吴宓对《红楼梦》里的诗词如何精通,吴宓怎么点评《红楼梦》,等等。他说他很喜欢听吴宓讲课,还学吴宓操着山西晋阳腔说话。

 

  贺麟是四川金塘人,我不是在金塘住过吗?我就给他说这一段儿,金塘的中山公园呀,金塘中学呀,城隍庙呀,等等。后来,话题就转到中国第一个研究黑格尔的学者,叫张颐。按贺麟的看法,中国研究黑格尔的人,张颐是首屈一指的,是第一位的。他讲的张颐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张颐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读到的,读下来后,觉得既然黑格尔是德国人,应该到德国去读,就追踪到德国去读。后来又去英国读黑格尔,先后拿了两三个学位。回到国内以后,他先后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都任过教,贺麟算是他的学生。贺麟先生说,中国哲学界真正了解张颐先生的人,太少了。但是要讲引进外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张颐是首屈一指的。人们说我如何如何,其实我不足道,我的那些东西和张颐老师不能比肩。我到美国读书,就是步他的后尘。

 

  后来,他又讲了自己在西南联大以及解放前的一些事情,包括他怎么把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的两个女儿送到了延安。当时是怎么联到陈布雷身上的,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有个亲身感受,就是贺麟先生并不像我们在“文革”中或者是50年代批判他的时候所说的是如何如何反动,如何如何反共,他是很倾向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后来我多次去过他家,我每次去东厂胡同的时候,总要去他家看他。去的次数不下六七次。直到他故去以后,我还去过,向贺麟先生在家里的遗像凭吊。

 

  我在东厂胡同还敲过吴世昌先生的门。吴世昌家里满是书架,好多个房间都是那样,像是图书馆一样,要一格一格地走。他眼睛又不好,找书看书很费劲。他给我讲他在英国留学的事情,讲国内《红楼梦》研究的流派,讲了好多。另外,我还敲过杨向奎的家门,敲过很多次。杨向奎是个怪才,他既研究历史,又研究思想史、哲学史、书院史,他还研究理论物理。我每次到北京,他那儿是我必到的。他对我也很礼貌,每次见面都要请客。可是当我提出约他写传的时候,他却不写。这样,我就老是攻他,每次去都少不了攻他。后来有了一个好机会,就是1984年我筹备傅山研讨会,他是被邀请的学者之一。我闺女是学历史的,他说的很多事情,我闺女都能很快反应过来。他也很喜欢我闺女。我找个话头向他提出来,您在傅山学术讨论会期间,能不能做做您的口述历史?您来讲,让我女儿给您记录、整理。哎,我这么一说,这一回还真成啦。他口述了两天多。我女儿为他录了音,又整理出文字,供他修改。他修改过以后,表示“暂时不宜发表”。我就问为什么。他说:我这里讲的理论物理呀,有好多公式我都破解了,现在还是秘密。所以不行!

 

  他又讲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西北大学的时候,他在一个大礼堂讲理论物理,竟然不是座无虚席,而是站无虚地,而且窗户上爬的都是满满的人。到我编那六本《世纪学人自述》的时候,我说都这个时候了,还不让发表?我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编进去了。等这套书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他看到书了没有,看到自己的传了没有,反正就是那一年里,他去世了,这事很有意思。原来他不让我发,后来我没有请示就发了。等书出版了,他竟然就在出版的当年走了,这里边不知道有什么巧合没有。

 

  杨先生生前送过我一个条幅。条幅是他写的,没有给我落款,在那里挂着。他很得意,很欣赏,指着条幅问我:“你看我这个条幅像是谁的风格?”我看了半天,说看不出来,您跟我讲了算了。他得意地说:“我学的是郑孝胥的风格呀!”有时候,他很有童心,他说:“你回去好好看看郑孝胥的字,就知道我是学他了。”

 

  杨向奎的楼上,住的是罗尔纲。他个子不高,白头发,思维反应相当敏捷。说话很快,广西话。我听着像外国话。他的女儿出生在北京,可是对广西话很通,翻译得很到位。

 

 

 

罗尔纲

 

   罗尔纲的传我约了十几年,他都不写。他给我写过很多信,每次回信的时候老是说:“碍于师承,不便作传。”他不是胡适的学生吗?每次写信,都很讲礼貌,讲究措辞。他虽然不作传,可是我赠给他的《晋阳学刊》上其他人的传,他是全看的,都很熟悉。他常对我说,谁的传有什么长处,谁的传有什么不好,都能讲出来。可是他对自己有规定,不出席会议,不接见朋友,所以他对我说,请高先生原谅。有一次,我觉得实在是该抢救他的时候了,就去敲门了。结果人家门上贴着条子,上面写道:“年老多病,不便见客。有事请找某某楼罗文玉同志。”罗文玉是他的女儿。既然这样写了,我也就不敢贸然去敲门了。结果事情巧得很,我正要下楼的时候,罗文玉上楼。我说我是高增德。她知道我,叫了一声“高先生”。我就说,看见了门上的谢客条子,我不敢贸然再进去了。她说,来吧。我跟着她进了门,罗尔纲老两口还在睡早觉。罗文玉就走进父母睡觉的房间,悄悄说了几句话,出来对我说:“您等一下,我父亲一会儿就出来。他听说您来了,很高兴,说明他长期和您通信的结果,对您很熟悉。一般的人,即使来了他也不见的。”

 

  罗尔纲出来小解后,又回到睡觉的房间里,竟然很快地写满了一页纸,拿出来,到我旁边,用普通话把写的这一页纸念完,然后就用广西话和我说话,叫罗文玉翻译给我听。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很有意思。他说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做出传来,主要是他的师承关系不便讲出来。又讲,我做传,自己来讲,已经是写不出来了。叫儿女写吧,他们很可能理解不了我的意思。所以,就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没有完成这个传。我就问:“罗先生,能不能变通一下?”因为贵州曾经给他出过一本《罗尔纲六记》,他给过我一本。我说:“我相中了您这里边的五记。能不能再充实一下,我就用您这五记,行不行?”老汉一听,很高兴,说:“这不就解决问题了不是。”后来,我在《世纪学人自述》里边,用的就是那五记。用了以后,他也很快就病逝了。他病逝以后,我给他的家属写了一封长信,被收在那本《罗尔纲追思集》里边。

 

  我在北大叩门的经历也很有意思。在北大,我叩过宗白华的门,叩过季羡林的门,叩过冯友兰的门,还叩过朱光潜的门,叩过邓广铭的门,叩过闻家驷的门,叩过王力的门。叩到朱光潜家的门时,印象深得很。他是住在燕东园,一座二层小楼。门我是叩开了,但是咧,朱光潜的老伴,在一楼的门口放着一张床,守着门口。她头上裹着一块布帕子,腿上盖着被子,看上去像是有病似的。朱光潜在楼上写作,搞研究,我想上去和他见见。可是好说歹说,我就是没能上了这个楼啊。连座都不让,我就在那儿站着,和她唇枪舌剑。她的理由是:“朱先生年老了,‘四人帮’时代已经耽误他太多了,剩的时间不多了,这种无谓的事情不能太多了。他是不会见你的。请你原谅吧。”你看,她讲的也有道理啊。我就说:“我和朱先生通信的时候,朱先生可是同意我来的呀。我从山西过来,能不能通融一下?”老太婆这时候有点不耐烦了:“你就是从山东来的也不行啊。我已经说过了,不见,不能见!”我就这样被夹在中间,又没有通融的余地,想了半天,哎呀,告辞吧,不能再和人家纠缠啦。最后,见我要走了,老太太倒是礼貌周到上来了。她说:“哎呀!真是很对不起你呀!我这是不得不如此呀!你大老远来,我这么不近人情呀!请你多多原谅呀!”这是一个叩开了门却没有见上传主的例子。

 

 

 

邓广铭

 

    敲邓广铭的门,我先后敲过六次。我约他的传,他给我的答复老是“我不够条件呀”。可是,他又是最早支持我做这个事情的,而且评价很高,写给我的毛笔信,仿胡适的笔体,很像。他说我做的这个抢救学人史料的事情很有必要,很有价值。可是到我约他写传的时候,他却死活不作。我就采取等待的办法,不断动员的办法,先后去了他家六次。第五次去的时候,尚洪奎先生也在他家。结果,我把请尚洪奎作传的事情也就势解决了。我就说:尚先生,我就不到您家里去了,我们就在这里就便了,希望您给我们写传。《晋阳学刊》赠送您的杂志应该都看到了吧?他说:“看到了,办得不错,尤其是学者自传这一块,很有特色。每期杂志来了,我们都愿意看。我们知道的很多老先生,其实我们也不了解人家。通过你们的刊物专栏,我们就了解人家了。而且我们这也是学习,看看我们自己如何定位,如何给自己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你看,尚先生不仅答应了,而且说得很到位。可是,没有过多长时候,他就因为一天早上晨练下楼开灯时失了脚,坠下楼来,故去了。唉!这一面之缘!后来,我就又去找尚先生的夫人,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写出尚先生。但是他们都写不出来,这个事情到最后也没有完成。

 

  第六次去邓广铭先生家,是在校园里碰上他的。老汉有个习惯,天天散步到办公室去取他的书信,然后走回来,作为锻炼身体。我是在未名湖畔碰上了他,等着他走了几个来回。最后,老汉的答复还是:“我不够条件呀。我同意你约好多学者写传,但是我不能作这个传,等到我够了条件再作吧。”他当过历史学会的常务主席之一。以前他对我说:“等我不做历史学会常务主席了我就给你作。”可是后来他不当了,就又找了什么理由,还是不作。后来,我编这个词典,想约他的学生漆侠给他作,可是漆侠不敢作。山西大学李玉明是他的学生,李玉明也不敢给他作。这说明他这个导师厉害呀!漆侠都是六十多岁七十岁的人了,还不敢给他的老师作传。

 

  1979年吧,我去长春看了一次金景芳,又一次体会了知识分子的尴尬。我去的时候,金先生和他老伴就住在一个和走廊连通的房子里头。比王利器在北京北新桥住的房子情况还惨。铺的盖的简直就不成样子。东西杂乱无章,地上没有地方下脚。能看出来,金景芳先生当时心情很不好。我和他说话,他不愿意交谈。叫他说说这些情况,他也不愿意说。你说在大学里边学问那么好、年纪那么高的教授,被弄到那个地步!我去,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啊!不知道吉林大学为什么那样子对待他。我看到他的情况,心情也很不好。可我约他写传的时候,金景芳先生很愉快地写了。但是,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他不愿意多说一句。直到前年,他出了一本可能是他最后的著作,给我寄来了一本。书上签的名,字迹都是重叠的。可见他衰老得厉害呀。我和他交往了二十年,感到他很朴实,对晚辈很好。只要是你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呀,对他给予理解呀,他始终不忘你。确实是朴实。

 

  后来,我去山东开会,叩过山东大学萧涤非的门。去上海开会,叩过复旦大学谭其骧的门,去广东开会,叩过中山大学王缉思、罗克汀、商承祚、容庚的门。容庚和商承祚住在一个楼上,我是1982年去的。容庚当时已经瘫痪了。商承祚给我写了条幅,现在还挂着。我在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等还叩过许多学者的门。而且我叩的都是老先生的门,年轻人就对不起了,不叩,因为是想“抢救”嘛。反正是,叩过门以后就有感慨,每家都不一样。

 

  在太原,曾经开过一个地方史志会议,在晋祠宾馆开的,是建国以后第一次开这样的会议。我在会上拜访了杨献珍、朱世嘉先生等人。杨先生专门讲了他的“合二而一”观点,对毛泽东用“一分为二”来指责、批判他很不平。

 

  我还拜访过徐懋庸。他的夫人叫王韦。好多年没有联系。她原来在文学所。徐懋庸的传,我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就联系到了她。可是她作的这个传,作了几稿都不理想。徐懋庸的政治倾向比较左,他曾经在武汉大学辅助过李达治校。他30年代和鲁迅有过争论,徐懋庸在延安的时候,是把他和鲁迅的争论说清楚了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了50年代,这个问题又被翻腾出来了,他也成了右派了。徐懋庸夫人写这个传的时候,有的她想绕过,有的她说不清,有的她不愿说,我从文字中都看出来了。于是我就给她写了一封长信。我建议她,这个传应该怎么怎么写,哪几个问题应该怎么说清楚。按说徐懋庸这个人并不复杂,他是共产党营垒里头的。他是维护共产党的,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是这样的。他当年和鲁迅的争论,在我看来,也是正常的。文化上的问题,不是政治,怎么能没有争论呢?再亲密的战友也会有不同想法和争论的。谁说了算呢?以谁的为准呢?恐怕知识分子都信奉一个道理,谁有真理我赞同谁,服从谁。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不会去看谁的权力大,谁的地位高,就去俯首帖耳,或者俯首称臣。我想徐懋庸应该不是这样的,所以才和鲁迅有争论。更何况徐懋庸在延安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为什么后来又翻出这个事情呢?

 

  王韦看到我的这封长信,感动得不得了。我上她家里去,她说,她根据我的建议,把徐懋庸的传记写出来了,写得还比较合理。她表扬我这封信说:高先生,你对我们懋庸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了解得这么详细?而且他的事情的症结在哪里,你都能说上来。你这封信啊,好珍贵呀!对我完成懋庸的传很有帮助啊。对不起了,你这封信我就不给你了,你要是有用,你只能到我这儿来借。

 

  抢救过程中,我结交了那么多学者,使我的学养也得到了提高。想想这些,也满足了。我的那些忘年交,经常给我来信。多的时候,一天有二三十封,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我能对中国20世纪的学术史了解到那么多,还是这些学者帮助的结果,是叩门的结果。

 

  (摘自《温故<之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月版,定价:15.00元)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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