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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说说中国古代“迁都”的历史
2008-07-18    孙健    国学网    点击: 6753

“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乃至于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一个国家“首都”的存亡变更,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更替。即便是和平年代的都城迁移,也会闹得“民咨胥怨”(《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于是有了《盘庚》三篇、有了《二京赋》。

 

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迁都的记载,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有“盘庚迁殷”、“平王东迁”、“晋室南渡”、“安史之乱”、“泥马渡康王”等等。“迁都”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神话时代。不过这些神话,本来就有传说失实的成分,且又多被后世加以附会,尤其是一些地名更是如此。所以不能非常真实的体现出那时候都城迁移的轨迹。而且,在中原考古发现中也没有发掘出在殷商以前的都城遗址。综上种种原因,关于神话时代的都城迁移,我们不加以考察说明。具体可以考知的都城迁移,已经是商朝中后期的事情了。

 

细究中国殷商以来的历次迁都史迹,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把中国古代的“迁都”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北迁时代(殷商):环境决定一切

 

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献,商朝的都城曾先后多次迁移:亳、嚣、相、邢、庇、奄、殷。最后一次便是有名的“盘庚迁殷”了。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尚书》中看见《盘庚》三篇,那是盘庚在迁殷前后对商朝民众的讲话稿。

 

商朝享国时间不可考,《竹书纪年》说是四百九十六年,《三统历》说是六百二十九年,说法不一。在这几百年里,商代七次就曾迁移都城,究竟是为什么呢?《尚书》中记载了盘庚的理由: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绥四方。”(《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

 

主要原因,大概就是盘庚所说的“不常宁,不常厥邑”。用今天的眼光看,商朝频繁迁移都城,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当时最大族群之一的商部落,拥有大量人口,其所聚居的居住地,无论其采用何种耕作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几十年之内必然会耗尽土地的肥力,导致粮食的产量持续下降;并且由于长期居住,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物资,诸如柴火、建筑材料、放牧等,对当地的植被破坏严重;同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原来居住地显得日益窘迫……总之,在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商民必须再次迁都。

 

从地图上看商代的亳、嚣、相、邢、庇、奄、殷七个都城,在东南西北四方方向上都有分布,似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仔细寻味,就可以发现如下几个规律:他们的都城皆是处于肥沃的河谷地带;为了觅得更有肥力的土地,历次迁都地点不会重合;伴随着气候的变化,他们迁都的总体方向是往北的。

 

(二)   东迁时代(从殷商到汉末):东方有乐土

 

自殷商时起,中国就开始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据《诗经》记载,周朝的先祖古公就曾受到来自西、北的威胁,而由豳而迁到岐山之下。《史记·卷四·周本纪》中记载了这次迁徙的原因和过程:

 

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

 

豳,大致在今天陕西省的旬邑县;而迁移的目的地岐下,则是今天陕西省的岐山县周原。在地图上看,岐下(岐山)是在豳(旬邑)的西南方向。为什么《诗经》说是“率西水浒”呢?《毛诗正义》是这样解释的:

 

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父者,避狄之难,其来以早朝之时,疾走其马,循西方水漆、沮之侧,东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毛诗正义·卷十六》)

 

毛诗中的这种说法争议很大,各言各殊,在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六》“率西水浒”条有专门的辨析,可参见。总之,这次周人的迁徙,可以看做是一次“迁都”的预演。因为之后,周人在伐商的迁移还有数次,且都是明确的东迁:太公之少子“王季宅程”(《周书》),程大约在今陕西咸阳县,在岐下的东方,这是一次东迁;王季之子文王“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史记·卷四·周本纪》),丰大约在今陕西长安县,在程的东南方向,这是又一次东迁;文王之子“武王都镐”(《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镐也在今陕西长安县内,而丰邑在丰水西,镐京在丰水东,所以这一次依然是东迁。

 

在殷商末年,处于殷商西面的周人部落渐渐强大。而对于殷人来说,周人就是一个来自西方的威胁。《史记·周本纪》中说:“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西伯”的称号是商王朝封给周文王的:

 

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史记·卷三·殷本纪》)

 

以前我们说过,在上古“伯”“爸”“霸”同音同意,所以“西伯”其实就是“西霸”,由此可见周人势力的强大。由这一点,结合以后的史实来看《史记·周本纪》中的一段记载:

 

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史记·卷四·周本纪》)

 

可见“崇侯虎”不但不是一个佞臣,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忠臣,太史公用的“谮”字来形容崇侯虎并不合适。

 

很快,末世的商王朝被来自西方的周王朝所取代。在得到天下不久,周公在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营造洛邑,作为周王朝的东都,洛邑的居民则是商朝遗民。当时西周的核心位置还是以镐京东都为中心,王畿附近方约千里的地域。

 

虽然周曾是殷商的“西患”,但周最紧急的外患也是来自西方,特别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仅能依靠筑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周幽王时,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时为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太子宜臼(即东周平王)凭借诸侯的援助,迁都洛邑,建立东周。这就是“平王东迁”,也是最有名的一次东迁。

 

西周孝王时,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小块土地,地名秦,大约在今甘肃清水县一带,那时候尚处于戎狄之间。这就是秦朝的始祖。秦人与戎狄杂处,日日与之攻战。自“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竹书纪年》)后,其子孙都专力攻戎,国势渐渐强盛。在东西周之际,秦襄公先是救幽王有功;平王避戎东迁洛邑,秦襄公又派兵护送。平王无力驱除戎狄收复失地,遂将岐西之地封赐给秦襄公。在《史记》中是这样说的: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史记·卷五·秦本纪》)

 

襄公于是致力于收复周失地的大业,并最终在“伐戎而至岐”时死去。接过襄公大旗的是秦文公。文公不孚所望,大败犬戎,从而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渭水交汇处建都: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史记·卷五·秦本纪》)

 

到宪公时(公元前701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郿县);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向东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此后秦向西灭邦、冀戎、小虢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此次“东迁”,为秦的称霸西戎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史记》称赞道:“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进入战国之后,征伐日起。各国为了在争霸中取胜,纷纷招徕人才、修整武备,为了富国强兵而采取各种各样的“变法”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秦国,就有我们最熟悉的“商鞅变法”。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在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有“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一条。其实在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附近)以前,秦国的都城已经在献公二年东迁栋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武屯镇),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383350年),至孝公十二年迁咸阳。从雍东迁到咸阳,表明秦国的战略方向从西戎彻底转向了中原争霸。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最伟大的君主始皇帝实现了祖先的梦想,统一六国,兼并天下。

 

秦朝像一个耀眼的流星,辉煌而短命。之后就是烜赫的汉帝国。西汉的都城选在咸阳边上不远处,称为“长安”。在西汉刚建国的时候,刘邦曾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则劝其选择长安。他说: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扌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娄敬这段话讲得很透彻,充分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所谓‘周’,指东周都城洛阳)。”刘邦疑而不能决,直到张良也说应建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以上均《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为了感谢娄敬在定都这件事上的功劳,特赐娄敬姓“刘”。司马迁在《史记》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即便是“长安”这个名字也不能保佑这个王朝长久的安宁下去。两百年后,在一场“禅让”的闹剧中,国号被改称为“新”。

 

但“新”没有新鲜多久,又继续“卯金修德为天子”。但在战争中,各路人马出入长安城,城内建筑多有损毁。其中,又以赤眉军的破坏最有毁灭性: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其实,每次起义、革命爆发,对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文物典籍等破坏最彻底的都是“农民起义军”,因为他们对于一切都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也就无所顾忌。由于长安城在战争中破坏严重,东汉只好选择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作为都城。如果我们把两汉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东汉定都洛阳就可以看作是一次东迁。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熟悉东汉末年的那段历史,想来对董卓迁都长安,火焚洛阳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儒曰:“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若引兵回洛阳,迁帝于长安,以应童谣。近日街市童谣曰: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臣思此言‘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帝;‘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一十二帝。天运合回。丞相迁回长安,方可无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实不悟。”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商议迁都。(《三国演义·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洛阳城被一把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而董卓也没有李儒说的那样“无虞”。在公元196年,汉王朝的都城再次东迁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而此时绵延几百年的汉室也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在公元220年的许昌,一场“禅让”闹剧再次上演,此时汉王朝已经是彻底的回天乏术了。

 

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这一千多年,可以视为是中国都城的“东迁时代”,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部,主要是陕西以西的猃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东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政治中心随之也有东移的趋向。

 

(三)   南迁时代(三国到明末):向南!向南!

 

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大乱的时候,中原的大量平民为生存所迫,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几条路:北上,西去,分别有东胡、鲜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胁;东去,渡海去辽东或许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选择;南下,虽然有越族、苗蛮,那里温湿的气候、丰饶的土地也很吸引人。很多人在权衡之后,毅然选择了南下。于是,南方的大开发开始。

 

公元220年,孙权都武昌;公元229年,也就是吴黄龙元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定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这表明,以前大家认为的“遍地瘴疠、满眼蛮夷”的南方,同样也可以建立国家、设立都城,而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荒凉。

 

吴国是三国中国祚最长的国家,然而终于在公元280年“一片降幡出石头”(刘禹锡《金陵怀古》)。但中原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潘多拉魔盒已经开启:先是八王混战,然后是旷日持久的“五胡乱华”,中原成为异民族的乐园,黄河流域陷入了空前大混乱。而此时的长江流域,依然安静得一如江南的细雨柔风。在屠刀的威胁下,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长江以南成为安居的乐土,躲避杀戮的室外桃源。

 

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应该算是永嘉大乱后晋室南迁而长期退守江南:公元316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明年,司马睿在建业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318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自此,至陈亡近三百年间(317~589),南方的经济迅速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南迁”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公元589年,隋朝贺若弼、韩擒虎率兵渡江,分南北两路进攻陈都城建康,陈兵溃败,陈后主投降,将近三百年的南方政权便被轻轻的“雨打风吹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南方留给人们的,不再是六朝繁华、金陵脂粉,除了是烟花满地的苏杭扬益,就是谪贬的蛮荒之地。很少再有人把金陵作为“龙蟠虎踞帝王州”(《永王东巡歌》其四)而提起。似乎,南方与政治绝缘。

 

然而,一个变数出现了!

 

那是在公元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安史之乱起,并攻陷二京,唐玄宗、唐肃宗狼狈逃窜,这个时候就有人建议南迁。同时永王李璘也乘机占有积在江陵的江淮财赋,招募数万兵士,乘舟顺流东下,企图占领金陵,割据东南。其间,大诗人李白被李璘拉上了贼船。

 

其实李白同志并不是“情非得已”,他被拉下水的原因,除了是李璘的“热情邀请”,还有就是他对唐朝廷的恢复事业不是很乐观。他甚至主张放弃黄河流域,朝廷南迁江东,划江而守。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他说:

 

今自河以北,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洪沟;宇宙峣杌,昭然可覩。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臣又闻汤及盘庚,五迁其邑,典谟训诰,不以为非。卫文徙居楚丘,风人流咏。伏惟陛下因万人之荡析,六合之张。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利于物,断在宸衷。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楩柟豫章之所出。元龟大贝,充其中;银坑铁冶,连绵相属。铜陵为金穴,煮海水为盐山。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横制八极,克复两京,俗畜来苏之欢,人多徯后之望。……(唐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由此可见他对渡江南下、割据江东是早有预谋。现在李璘邀他上船,对于一心想做“东山谢安石”的李白就好比瞌睡人遇上绣花枕,于是他就表现出了一种“欲拒还迎”的姿态来。别看他得罪下狱时表现得跟窦娥一样,其实一点儿也不冤。从他所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就可以看出他之前的“野心”来: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其二)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其四)

 

李白以谢安自命,本想依附李璘大有所为,结果落得个锒铛入狱、流放夜郎。“请都金陵”也成为往事。然而唐玄宗避难西蜀,单纯从纬度上看,又何尝不是一种南迁呢?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已经是日过正中、月过十五了,接下来是漫长的下坡路。下坡路走多了,走烦了,就有人想换个花样。在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上书言事,再次提出南迁的建议。他说:

 

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八·毕崔刘陆郑朱韩》)

 

迁都的目标是“襄、邓”,即是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在长安的南方,以前从没有朝代在此建都。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只是个纸上的构思。因为这时的唐皇朝已经病得一丝两气、岌岌可危,再也经不起迁都的折腾。安静的等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唐亡之后,是纷纷攘攘的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也闹得乐此不疲,好在终不及北方,依然是很多人憧憬的乐土。等天下人对战争都腻烦的时候,大宋在一场自编自导的“黄袍加身”剧中横空出世,并逐渐占有中原及南方土地。

 

关于“南迁”的事情,宋朝之后的大家就知道很多。先是“靖康之耻”,北宋徽宗、钦宗被虏获;难逃的宋高宗赵构在“泥马渡康王”的神话里,于临安建立了南宋,在长江以南与北面中原的女真政权隔淮对峙。关于高宗赵构“南迁”的奇闻轶事很多,除了上面说的,经常提起的还有“钱王现梦”: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韦后在娠时,徽宗夜梦吴越王钱来谒,觉而异之,时大观二年也。……又奉元佑皇后手诏迎康王,其略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乃天意,夫岂人谋!”康王拜受,遂卽位于南京。(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人伦门·君后》“钱王现梦”条)

 

这些有意无意捏造的异闻,不外乎是想证明康王的天命所归、南宋政权的顺天应命。

 

即便是有天命,偏安临安的南宋终难免覆巢之祸,皇帝的“行在”也一路南迁,最终在崖山,为三百余年的大宋画上一个句号。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宋朝灭亡的四百年(1279~1644)后,又上演了类似的一幕,可惜与东晋、南宋相比,这次却没有同样的后果:膝盖已经变软的中原人在满清的屠刀下迅速臣服;而南迁后的南明,既不能安内,更不能攘外,在一年之后便“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避地南陲的桂王、唐王、鲁王全都在劫难逃。这一次皇帝的“行在”已经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连蛮荒之地的缅甸也都去了,似乎不走到中华大地的最南端不罢休。这次创造最南记录的南迁,为一千四百多年(公元220~1654年)的“南迁时代”结了尾。

 

总结历次南迁,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皇帝蒙难,于是藩王乘机割据江南,之后便不思进取,最终为北方势力所消灭。为什么向南迁呢?一方面是强敌来自北方;另一方面就是南方经济发达,可以封疆建国;还有一方面就是可以凭借长江、淮河之险,抵御北方来侵。

 

(四)   西迁时代(清代以后):有风来自海上

 

自明清以后,世界航海业大发展,而中却国采取“禁海”等措施,闭关锁国,渐致航海业落后于时代,海防也日渐松弛。在西方列强通过海洋发现中国这块满是膏腴的肥肉之后,中国遭受的主要威胁便来自海上:无论是明代的倭寇,还是清代的西方列强历次入侵,以及晚近的日寇侵华。

 

诸列强利用海运、及船坚炮利的优势,频频由海疆入侵华夏。由于那是中国总体军队素质和装备情况落后,对列强入侵反应滞后,不能在战争开始时迅速击败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得已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做法来应敌。外国侵略者有技术、装备上的优势,而国人则有人口、地形上的优势。拖延时间是有利于国人的。他们为了迅速击败中国,获得所需的利益,通常采取袭击重要城市的做法,其中又以夺取首都为最有效最常用的手段。因而向西迁都成为了爆发战争后的经常行为。从此,迁都进入“西迁时代”。

 

在从清代到建国前,比较有影响的“西迁”大约四次:

 

第一次西迁:清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不得不遁避热河。

 

第二次西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暴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绪帝逃奔西安,以为行在。

 

第三次西迁:1931~1932年,淞沪会战,日军进攻上海,首都南京危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后因为和议成功而迁都未果。

 

第四次西迁: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移都重庆。

 

目前,中国的海军及海防的发展虽然有所突破,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一定的劣势,相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海上,同时国都北京靠近海洋,所以目前仍是处于“西迁时代”。

 

(本文主要参考了沙学浚先生《南迁时代与西迁时代》一文)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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