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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说说中国古代“桌椅”的故事
2008-06-06    孙健    国学网    点击: 7471

关于自己熟悉的环境,我们总以为是理所当然,而不加以十分的重视,也不会加以思考。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比如说,我说四句话,大家看看哪一件事情最有可能发生:

 

A、作为山东人,孔子很喜欢生吃大蒜;

B、灌夫使酒骂座,踢翻了自己的椅子,闹得所有人都不开心。

C、昭明太子萧统过目不忘又好学,经常在课桌的抽屉里放很多课外书。

D、李白其实也喜欢喝葡萄酒。

 

答案是什么呢?

 

首先说A,学过《中国古代史》的都知道,我国春秋时期就有“蒜”了,不过是现在我们俗称的“小蒜”,产量也较低。真正的大蒜,直到汉代通西域后才传入内地的,当时尚称为“胡蒜”。春秋时期的孔子是没有机会吃上大蒜的,也就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了。所以A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接下来的两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话题:

 

(一)、说“椅”

 

按照顺序,我们先来说说B。单纯“椅”这个字,出现得非常早,仅是在《诗经》中出现了两次: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桐梓漆,爰伐琴瑟。(《诗经·国风·风·定之方中

 

其桐其,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什·湛露》)

 

这里面提到的“椅”,不发“yǐ(三声)”音,而是“yī(一声)”音。《尔雅》解释说:

 

椅,梓。(《尔雅·释木第十四》)

 

依照《尔雅》的解释,“椅”就是梓树、或者类似于梓树的一种植物。这与我们所想象中的坐具“椅子”相去甚远。

 

在中国古代,人们席地而坐,就是在地上铺上筵,再在筵上垫上席,人们就跪坐在席子上;有时也可以坐在床上。古代的床有两用:一是作为睡觉用的卧具,一个是休息的坐具。《孟子·万章上》所说“舜在床琴”的“床”,就是坐具。古人那种跪坐是很累的,所以就有了“几”。现在大家还说“窗明几净”,所说的就是这个“几”,它是长方形的,不高,类似于今天北方农村的炕几。有了“几”,就可以靠着休息一下。《孟子·公孙丑上》中的“隐几而卧”、《庄子·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说的都是这层意思。这种跪坐的方式,一直延续很久,并影响广泛。东邻日本,从东汉开始与中国进行绵延不断的文化交流,并学习中国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现在仍然盛行的跪坐榻榻米,就是学习中国的跪坐方式。

 

古人坐的时候,两膝跪在席或床上,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大家小时候不听话,父母会罚跪,跪上半个小时,腿脚就全都麻了,跪不住。古人虽然天天跪坐习惯了,但跪在坚硬冰冷的地面太久,仍会觉得不舒服,于是大家就群策群力,发明新的坐具。在汉朝的时候,出现了独坐榻,类似于床,但仅容独坐,榻的四周增加了低矮的榻足,膝盖可以不再接触地面,榻面加上坐席或坐垫后显得更加柔软,这是坐具的一个改革。随后出现了“胡床”。胡床是东汉初年由西域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胡床由八根木棍组成,可以坐的那一面是由绳索连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马扎”。

 

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第一把椅子,出现在敦煌第285窟的西魏壁画。壁画上,菩萨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垂足而坐。从那时起,我们现在日常的垂足坐姿产生了。但用“椅”这个名字来描述这种坐具还没有形成。而且那个时候,人们只把它当作是一种高型的坐具,人盘腿、或者跪坐在椅子上。椅子作为一种新生的事物从西域流传到中原,文人士大夫对此却兴味了了,只有少数贵族和僧侣使用。

 

虽然从西魏开始,椅子就已经在中原出现,但它的出现不会立刻改变广大汉人跪坐的习惯。在唐朝出现了后世的“圈椅”。在唐画《挥扇宫女图》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丰腴的宫女慵懒的躺在圈椅中。这种坐具,不再仅仅被视作是“坐榻”,而被称为“倚”:很显然,因为它可以在坐的时候倚着。《通雅》就说:“倚卓(椅桌)之名见于唐宋。”而这,将改变中国人跪坐的传统。在有名的描绘南唐官僚的画卷《韩熙载夜宴图》中,共出现了六把不同式样的椅子,其中五张都是用来垂足高坐的,只有一张是用来跪坐的,可见一斑。

 

在宋代(960~1279年),垂足而坐的椅、凳等高脚坐具普及民间,结束了几千年来跪坐的习俗,中国人完成了从“跪坐”到“垂足高坐”的起居姿势革命。这个时候,单纯的“可以依靠”的“倚”字已经不能描述这种坐具。而且用“倚”这个动词来描述一个名词,也不符合汉人的习惯以及汉语的传统。因为椅子都是木头制作而成,所以用“木”字旁的“椅”来代替“倚”成为大势所趋。宋人著述的《新五代史》、《五代史补》、《春渚纪闻》、《老学庵笔记》、《大宋宣和遗事》、《东京梦华录》等书中都用“椅”字。宋时的孔平仲说:

 

古字通用,后人草则加草,木则加木,遂相承而不知也。如倚、卓,遂作“椅桐”之“椅”,“棹船”之“棹”。……(孔平仲《孔氏杂说·卷四》)

 

不过,桌椅的“椅”并没有完全盗用原来梓树意思的“椅”,而是“借尸还魂”,即借用了“椅桐”之“椅”的字形,再借用了“依靠”之“倚”的读音,然后结合起来表示桌椅之“椅”的意思。随着椅子的日渐深入生活,而表示梓树意思的“椅”日渐从生活中消失,我们熟悉的“椅”更多的是读“倚”声。以至于我们很少提及它的本义了。

 

这时候,我们回过头看上面提出的问题:“B灌夫使酒骂座,踢翻了自己的椅子,闹得所有人都不开心。”椅子是南北朝时期才传入中国,西汉时期的灌夫是没有机会去踢椅子的,踢踢“椅树”倒还有可能。

 

(二)、说“桌”

 

下面是第三个选项:“C、昭明太子萧统过目不忘又好学,经常在课桌的抽屉里放很多课外书。”关于萧统本身,依照《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说:

 

昭明太子统,字德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三谛、法身义,并有新意。……(《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

 

可见,关于萧统的资质问题,我们是不需要去考量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课桌”上。

 

我们刚才说了,古代有坐在席或床上,靠着“几”,如果学习办公,面前还得有一件家具,一般是“案”,就是我们熟悉的书案,长方形,两端有宽足向内曲成弧形。因为那时候人们是跪坐着的,所以“案”并不是很高。与此类似的,还有祭祀时候使用的“俎”。这些都是桌的前身。

 

桌子是和椅子差不多同时传入中国,但是在中原使用的却不远不如椅子那么广泛,为什么?因为长条形的书案远比桌子更容易跪坐时使用。“桌”,最初被称为“卓”,而“卓”就是高的意思,想来桌子最初就是很高的。这与低姿的跪坐很不适合。只有等到人们更多的采用垂足高坐的时候,桌子才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比较早的关于桌子的图像,来自敦煌第85窟的唐代壁画,画中一个屠夫正在桌子上切肉,而桌子的形制也比较简单粗壮。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发现,桌子最初主要是供人站立着使用的;使用者一般为下层劳动者,而不是上层贵族,这与椅子的流传方式不同。

 

随着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一片欣欣向荣,各行各业也得到有力的推动,其中餐饮娱乐业无疑是直接的受益者,与其配套的大型家具随之出现,大型宴会使用的食案是一个亮点。在唐代大画家周昉的《宫乐图》中就出现了12人围坐的大型食案。随着高脚凳、椅子的出现,这种大型食案最终会演变为大桌子。在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这种食案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长条形的桌子。

 

宋代“垂足高坐”彻底取代“跪坐”,桌子作为椅子的配套用具得到广泛的使用。但从存世的宋代绘画作品《清明上河图》、《会昌九老图》、《十八学士图》、《西园雅集图》、《村童闹学图》等,可以看见那时候的桌子样式,尤其是《村童闹学图》中课桌的模样。就是在宋朝,人们把表示高的“卓”字,加上了桌子采用木材制作的特性,从而写作“桌”。这时,我们熟悉的“桌椅”,才摆脱“卓倚”的原来面目。

 

所以,作为南北朝时梁国太子的萧统,也是没有机会使用桌子的。至于在桌子中加上抽屉,已经是元朝时候的事情了,萧统也就更不会“课桌的抽屉里放很多课外书”了。因而C也是不对的。

 

经过这样的排查,答案自然只能是D。其实葡萄酒传入中国非常早,在西汉通西域后不久,葡萄酒就随着苜蓿、核桃、萝卜、安石榴等一起传入中国。据说东汉时的孟佗,就是靠向常侍张让进献一斗葡萄酒,而得到凉州刺史这个职位的:

 

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三辅决录》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范晔《后汉书·张让传》)

 

在南北朝的梁朝时候,有“献酒悉葡萄,酬言尽飞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七·车马行》)的句子,可见那时候葡萄酒已经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

 

在唐朝,有我们耳熟能详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凉州曲》)的诗句,也有不太熟悉的“共酌葡萄美酒,相抱聚蹈轮台”(转引自任半塘《唐声诗·下编·轮台》)的句子。当时长安作为国际大都会,荟萃天下财货,葡萄酒自然是可能出现的。而出生于西域的李白,受到家庭影响,会有西域的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奇怪的事。再说,李白初出巴蜀时,腰缠万贯,享受一下西域的美酒,也不应该是一件难事。李白又曾作为宫廷里面的供奉官,也有机会品尝到葡萄美酒的甘醇。他“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李白《客中行》)的诗句,仿佛就是描述葡萄酒的。所以“李白其实也喜欢喝葡萄酒”这一命题极有可能。

 

明初叶子奇的“葡萄酒、答剌吉酒自元朝始”(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责任编辑: 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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