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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专题:中国西藏的历史沿革(上)
2008-03-21    陈庆英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点击: 9661

  文章来源: 《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历史》

  作者: 陈庆英

 

  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西藏

 

  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

 

  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

 

  元代西藏历史

 

  明代西藏历史

 

  清代前期的西藏

 

  清代后期的西藏

 

  西藏人民反抗英军侵略的斗争

 

  民国时期的西藏

 

  西藏的和平解放

 

  西藏自治区的建立

 

  附录

 

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西藏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一个省级的自治区,其全称为西藏自治区。西藏的面积为120万平方公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区人口为262万,其中藏族占95%以上,其他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等。

 

  西藏自治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从北到南有四个巨大的由西向东延伸的山脉,即:阿尔金山——祁连山脉、昆仑山——巴颜喀拉山脉、喀拉昆仑山——唐古拉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这些山脉中间扩开,两头聚拢,西部形成帕米尔高原“山结”,东南形成横断山“山束”,使得整个青藏高原在地形图上象一个内装重物、两头扎紧的大口袋。在高原的内部,南北并列的山脉和山脉之间的台地又形成一个一个小的口袋。如同在一个大口袋中装着若干个小口袋。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南部,占整个青藏高原面积的一半还多。西藏的总体地形构造是夹在喜马拉雅山和喀拉昆仑山--唐古拉山这南北两道高墙之间的西北高东南低的三级阶梯,即是:1、藏北高原,约占西藏面积的2/3,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除西南角的几条河以外,多数是内流河,形成众多的高原湖泊;2、雅鲁藏布江流域,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河流都汇入由西向东的雅鲁藏布江;3、藏东峡谷地带,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到金沙江,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下,地势北高南低,山脉和河流变为北南走向。

 

  从地形上看,西藏南部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大多数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峰都集中在这里,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势陡降,很快与印度炎热潮湿的恒河平原相接,形成南麓和北麓的气候和自然景观相差悬殊。而在西面、北面和东面,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相连接,气候和自然景观逐步过渡。由于海拔高,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所以高原气候寒冷而且干燥。拉萨1月平均气温为-2.2℃,7月平均气温为15.1℃;那曲1月平均气温为-13.9℃,7月平均气温为8.9℃。西藏绝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度在10℃以下,拉萨、日喀则的年平均气温和最热月气温,都比同纬度的重庆、武汉、上海低10~15℃。整个青藏高原冬季漫长,无霜期短,拉萨和日喀则为120~180天,那曲地区仅有60~80天,没有严格意义的夏季。年平均最低气温低于0℃的天数,西藏拉萨约为173.3天,日喀则为189.7天,那曲为276.9天;而年平均最高气温高于10℃的天数,大部分地区在50天以下,最高的也不到180天。降水量少而且集中在7、8两个月,年降水量拉萨为453.9毫米,阿里噶尔镇为60.4毫米,那曲为406.2毫米。冬春多暴风雪,夏秋多雷暴、多冰雹,那曲年平均雷暴日在85天以上、雹日在35天以上。西藏又是多风的地区,年平均大风(8级以上)日数拉萨为32.4天,日喀则为59.3天,而那曲和阿里的牧业区为100~150天,最多的地方可达200天。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西藏的植被呈垂直分布,地势较低的河谷地带有森林,再往上依次是灌丛草甸、高山草甸、高山草原、高山荒漠,雪线以上的高峰峻岭,终年冰雪覆盖,为大片的雪山冰川,类似地球的南北两极的景观。从整体来看,西藏的大部分地区是荒漠草原,不适宜农耕,只有少部分气候比较温暖的河谷由于日照长、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具有发展高原灌溉农业的有利条件,但耕地总面积不到27万公顷,大部分地区为高原游牧区。虽然西藏牧业分布地域辽阔,但是可以有效利用的面积有限。草原牧草生长季节短,产草量低,载畜量低,而且多风雪灾害,生产很不稳定。农田必须有水利灌溉,庄稼才能生长成熟,因此耕地分散在河谷地带,一年只能一熟。繁衍生息在西藏的各个民族,是在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与严酷的自然条件不断的艰苦拼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藏各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古人类活动遗址,有一部分属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这说明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在西藏高原。其中对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北郊曲贡遗址的发掘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卡若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出土大型石器近7000件,有铲、斧、锄、犁和切割器、刮削器、砍砸器等工具;骨器400多件,有骨锥、骨针等;陶片20000多件,陶色有红、黄、灰、黑四种,有陶罐、陶钵、陶盆等。另外,卡若遗址还出土了猪、羚羊、狍子等十几种动物的骨骼,以及大量的粟类谷物,还有房屋遗址27处,有石墙、灶、灰坑等。据考古学家鉴定,卡若遗址的年代距今4000多年,它证明当时西藏人类种群的一部分正逐渐进入定居时代,生产活动已从采猎扩展到兼营农业和饲养家畜。考古学家还认为,卡若遗址是一座至少延续了1000多年的原始村落,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进化水平基本相同,而且文化内涵有很大的相似性。(《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曲贡遗址有早期石板墓两座,灰坑十多个,出土石器有近万件之多,骨器有古针、骨锥等,特别是一枚骨针在针尖穿一针鼻,针尾无鼻,其原理与现代缝纫机针相似,是全国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陶器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领鼓腹罐等,外表打磨光滑,压有变化多样的几何纹饰。另外,曲贡遗址中发现双肩石铲、石磨盘,表明4000年前拉萨一带农业经济已经产生。(王仁湘《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

 

  藏族的传说和古籍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藏族古老宗教本教的文献中,认为世界最初是由五种本原物质产生的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间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人类是从什巴桑波奔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当中繁衍出来的。还有的传说认为是由猕猴和岩魔女的结合传出西藏的人种,并且认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泽当的附近,这一传说可能是古人类对祖先来自森林地区的模糊的记忆。藏文《第吴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记载说,西藏地区在人类出现之前曾经由十种(或十二种)非人统治过,那时西藏地区就被称为“博康”(bodkhams)之地,而“博巴”(bodpa)正是藏族古往今来一贯使用的自称,可见是由地域的名称演变为民族的族称。而青藏高原周边的一些民族,例如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的创世神话传说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依据近年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民间的神话传说以及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青藏高原的古人类最初活动的地域应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森林地带,后来随着使用火的出现、人类抵御猛兽的能力的增强、人类食物的种类的增多,逐步沿着河流分散,分布到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雅隆河流域,并在这些河谷地带发展出早期的农业和驯养家畜。在农业发展到可以养成畜群并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将狼驯化为狗以后,古人类才能够在辽阔的草原上生存并发展起大规模的畜牧业。以奶酪肉食为主提高了牧民的体质,畜群的增长需要寻找新的草场,这使得游牧部落有可能和必要进行长途迁徙,向更大的地域扩散。从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到达长江、黄河源头的游牧部落,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广大草原地带发展成一个又一个的部落联盟,并继续向东发展到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落接触交往,这就是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芜人(汉文史料解释羌为西方牧羊人,其实际意义还有待研究)和西羌部落。向东发展的羌人部落有许多先后加入到黄河中下游的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另一部分从青海南下经过横断山脉进入云贵高原,甚至远到缅甸,发展成藏缅语族的一系列民族,从其语言上的相近还能够看到他们在民族起源上的亲缘关系。而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形成为藏族。羌藏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可能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无可怀疑的。”(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和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形成过程相同,西藏的古代居民最初也是以血缘亲属关系组成各个血缘氏族,由血缘氏族组成血缘部落,并且经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演变到父系氏族社会。《汉藏史集》说藏族先民最初分为塞(se)、穆(rmu)、东(stong)、董(ldong)四大族系,由此四大族系繁衍出大部分的吐蕃人。又说由四大族系分为查(dbra)、祝(vgru)、董(ldong)、噶(lga)、韦(dbas)、达(brdav)等六支,每一支又分为十几个支系。藏语称姓氏为ruspa,本意是“骨头”,亦译“骨系”,就表明姓氏和血缘有密切的关系。古代部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氏族的迁徙,由一个部落分化为若干部落,或者由于部落之间的通婚、结盟、战争征服等原因,几个部落合并为一个新的部落。为在频繁的争夺水源、牧场、田地和属民的部落战争中存在和发展,一些部落由临时的同盟发展为固定的联盟,或者被征服的部落附属于战胜的部落,形成部落联盟。同时在部落中出现了贫富的分化和等级的差别,一些部落的首领变成了部落的贵族,并把自己的财富和权力遗传给自己的子孙,出现了“王”和“臣”、贵族和平民的区别。战争中的俘虏被当作奴隶使用,被征服的氏族部落成为战胜者的附属,要向战胜者交纳差税,在战争中提供兵员。部落联盟处在不断的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一些部落联盟衰败了,一些新的部落联盟又起而代之。

 

  到公元6世纪时,藏族先民的部落群经过数千年的迁徙、发展和分化组合,形成大大小小的数十个部落联盟。其中分布在西藏地区的有所谓“四十小邦”,由四十小邦又合并为“十二小邦”。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十二小邦中有:“象雄”,位于西部阿里、拉达克一带,汉文史籍称为大小羊同,认为是西羌的一个部落;“娘若切喀尔”、“努布”、“娘若香波”,位于后藏江孜一带;“卓木南木松”,位于亚东到锡金一带;“几若江恩”、‘岩波查松”、“龙木若雅松”,位于拉萨河流域“雅茹玉西”、“俄玉邦噶”、“埃玉朱西”,位于西藏山南一带;“工布哲那”,位于工布地区;“娘玉达松”,位于娘布地区;“达布朱西”,位于塔工地区;“琛玉古玉”,位于桑耶地区;“苏毗雅松”,位于藏北草原直到玉树、甘孜地区,汉文史籍称它为西羌中的一个大部落。另有后来建立吐蕃王朝的“悉补野”部落,位于山南琼结一带。

 

  在这些小邦中,有比较详细的历史传说记载的是悉补野部落。依据古老的传说,该部的第一代首领也 是吐蕃王室先祖涅赤赞普是从天界下降人间,降临雅拉香波神山,被当地牧人拥戴为王,由于是牧人以颈为坐椅把他抬回来的所以称为“涅赤赞普”。而本教文献则记载他是从波密一带迁徙到琼结地方,然后发展起来的部落首领,由于他来自波密,因此被称为“悉补野”。(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册,西藏古籍出版社,1989年)涅赤赞普的时代在雅隆河谷修建了雍布拉岗的官室,说明当时雅隆河谷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和牧业。涅赤赞普又传到止贡赞普,在部落联盟的内部斗争中,止贡赞普被属下的小部落首领罗阿木达孜杀死。涅赤赞普的两个儿子被流放到工布,其中的聂歧当了工布的小王,夏歧举兵报仇,夺回了王位,改名为布德贡杰,为止贡赞普修建了陵墓,并兴建了琼结的琼瓦达孜城堡。萨迦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说。在布德贡杰的时代已能烧制木炭,冶炼铜、铁、银等金属,还修渠引水,灌溉农田,并且制造犁轭,用二牛共轭耕田。铁制农具的出现和使用畜力,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因而人口增加,部落繁盛。部落联盟的发展带来了部落首领的王权的提高,在涅赤赞普时辅助赞普的是“三尚一论”,“尚”是舅氏,即亲缘部落的首领,“论”是赞普的家臣,还带有明显的部落联盟的特征。到第十六代赞普岱处保南木雄赞时,开始设置了“大论”(即大相),以后又出现了为赞普管理收纳贡赋的“岸本”(财税官)。各个部落首领和贵族要向赞普盟誓,效忠赞普 臣下的官位、领地、属民已被认为是来源于赞普的封赐,如果臣下不忠,赞普可以处以刑罚,剥夺其封地和属民;在臣下的家族发生绝嗣即没有男性后裔继承的情况下,其封地属民要由赞普收回,由此确定了赞普和臣下的君臣的关系。

 

  到第二十九代赞普达市聂西时,雅隆悉补野部落已经基本上统一了雅鲁藏布江南岸地区,并力图向江北发展。此时拉萨河流域存在岩波查松(在澎波一带)和几若江恩两个小邦,《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说岩波查松之王森波杰达甲吾溺于恶政,臣下怨愤,其家臣念几松那保劝谏,不被采纳,反被逐出大臣之列,念几松那保乃归降几若江恩之王森波杰墀邦松,杀死达甲吾,几若江恩吞并了岩波查松。墀邦松把达甲吾的辖地析出一部分划归念几松那波管辖,作其奴户。这说明给功臣封授土地和属民,已是当时的一种习惯。此后,被墀邦松划给念几松那波的属民娘曾古对念氏不服,向墀邦松申诉,遭到墀邦松的斥责。墀邦松的岸本韦雪多日库古和内相线墀热顿孔争斗,韦雪多日库古被杀死,其弟韦义策要求墀邦松作主,要线墀热顿孔赔偿命价,被墀邦松拒绝。于是深恨墀邦松的娘氏和韦氏秘密盟誓,要归附悉补野部,推翻墀邦松。后来参加这一密谋的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农氏和蔡邦氏。他们派人到琼结和达布聂西联系,达布聂西虽然有一个妹妹嫁给鼓风炉邦松,还是同意了消灭墀邦松的计划。在准备出兵的时候达布聂西去世,其子伦赞继承赞普位,继续这一计划,发兵一万,渡过雅鲁藏布江,在娘氏、韦氏、农氏、蔡邦氏的配合下,攻灭几若江恩小邦,占有了拉萨河流域。群臣给伦赞上尊号为朗日伦赞,朗日伦赞也论功行赏,给娘氏、韦氏、农氏各封给1500户属民和土地,给蔡邦氏封给属民300户。此后又有后藏娘若切喀尔小邦的大臣琼保苏孜杀死其王,以后藏的土地和两万户属民来献,朗日伦赞也对他加以封赏。至此,悉补野部统一了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地区,也即是西藏的主要的农业区域。

 

吐蕃王朝时期的西藏

 

  朗日伦赞统一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以后,在悉补野部的首邑琼瓦达孜之外在拉萨河流域建立了一个统治中心,以管理新征服的地区,所以藏文史料说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就出生在拉萨河上游的墨竹工卡的亚伦札对官(巴桑旺堆《我对〈松赞干布年谱〉的质疑》,《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按松赞干布十三岁继位的说法,则朗日伦赞在统一诸小邦之后至少还在位十多年。在这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显然是镇压各地残存的反抗势力,继续对苏毗、象雄等小邦进行统一战争,同时还要协调属下新旧贵族大臣之间的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因权势的分配产生的矛盾,加强赞普王室的地位,巩固新建立的王朝的统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他在这一时期曾派兵镇压达布地区的反叛,最后朗日伦赞被谋叛者进毒害死,都说明当时为巩固新政权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松赞干布的出生年代还没有定论,多数学者认为他是公元617年出生(可能比这要早一些),629年继位为赞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说他继位之初,“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象雄、苏毗、达布、工布等新附的小邦也公开反叛。松赞干布虽然是十三岁就亲政,但是他立即采取坚决措施镇压各种反叛势力,“对进毒为首者请人等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其后,叛离之民庶复归辖治之下。”松赞干布为巩固新建立的吐蕃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措施,在西藏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被后人公认为吐蕃王朝的创建者。

 

  松赞干布的业绩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创制了通行至今的藏文和制定法律。按照藏族先民社会发展的程度,还在小邦林立的时期就已经有了使用文字的需要,很可能有一些地区使用过某几种不太完备的文字。松赞干布继位后不久就派遣吞米桑布扎等贵族子弟到印度去学习文字学,回来后创制了采用拼音的藏文,并且立即使用在吐蕃王朝的行政管理上。松赞干市以极大的热情推行藏文,使得西藏的古代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松赞干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以保证王室和贵族的统治地位,规范社会各个阶级的行为准则,镇压属民的反抗。赞普之下设大论一人(后期增加到多人)、副大论一人,协助赞普掌管军国大事,又设内大论一人,副内大论一人,掌管内政,设司法大臣掌管纠察和司祛。他还规定各级官员的品级、职权,以瑟瑟、金、银、铜、铁制作的章饰(告身)区分为十二等,严格规定社会个阶层的身份地位,身份不同的入受到伤害,对犯罪人的处罚从赔偿命价银11000两到10两不等,以下犯上的还要伴以处死、抄没家产等,盗窃国王贵族和平民的财产处以从100倍到8倍的罚款。随着阶级划分得到法律的保障,吐蕃社会上残留的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的社会作用被抑制和削弱,王室职权的权威在社会上确立起来。二是建立了一套军政、军民结合的行政体制。松赞干布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划分为四个如(ru,亦译为翼),即以拉萨为中心的伍如(dburu,中央翼),以乃东为中心的约如(gyoru,左翼),以南木林为中心的叶如(gyasru,右翼),以拉孜为中心的如拉(ru-lag,分支翼)。按《五部遗教》的记载,每一个如又分为上下两部分,每如设将军一人,副将一人,分领上下部,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另有一个小千户所,《智者喜宴》说每个如还有一个直属赞普的禁卫千户所,台计四如有四十个千户所。在征服象雄和苏毗后又将如-千户所的体制推行到象雄和苏毗,象雄设十个千户所,苏毗设十一个千户所,合计全吐蕃有六十一个千户所。千户所设千户长,由赞普任命,有特殊功劳的大臣可以受封为世袭千户长。吐蕃的四如和千户所的划分是按地域而不是按氏族,因而是超越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的王朝的行政机构。各个千户所之下又划分为若干个部落,部落设部落长、先锋官、农田官、财税官、文书等官职,管理部落的生产、军事、赋税等。从敦煌出土的文书和新疆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木简看,各部落中有多种姓氏已是普遍的现象,甚至一些部落中还有外民族的人掺杂其中,这说明吐蕃王朝时代的部落也在转变成为一级行政机构。三是继续进行统一青藏高原的事业。在征服象雄和苏毗之后,新兴的吐蕃王朝继续向东北方向扩张。当时在青海湖周围是吐谷浑王国,吐谷浑王室是从东北迁徙来青藏高原的鲜卑的一支,其统治的臣民多数是当地的西羌部落,吐蕃为统一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党项和西山八国等西羌部落,同时打通与经济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的通路,力图兼并吐谷浑,松赞干布亲自领兵会同象雄攻击吐谷浑,占领吐谷浑大部地方,吐谷浑向唐朝求救,于是吐蕃和建立不久的唐朝发生了军事冲突。松赞干布在带兵围攻松州,唐蕃互有胜负的情况下,转而向唐朝求亲,争取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松赞干布作为吐蕃王朝的一代英主,雄才大略,在统一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的同时,努力扩大与周围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他先派大臣噶尔东赞域宋(《唐书》记作禄东赞)到尼泊尔,迎娶尼泊尔国王鸯输伐摩的女儿毗俱砥(藏文史籍记作赤尊公主)为妃。公元640年,他又派噶尔东赞域宋等人到长安(今西安),向唐朝求亲。经过多方努力,唐太宗同意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唐书》记载松赞干布亲迎于河源,表现了吐蕃王朝对文成公主入藏的重视。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入藏,增进了吐蕃和南亚及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一些生产技术和工艺传入吐蕃,并有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都是佛教信徒,相传文成公主还带来了佛像和佛教僧人,两位公主在拉萨兴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供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成为西藏最早兴建的佛教寺庙。松赞干布还在拉萨红山(布达拉山)修建规模宏大的宫室,显现了吐着王朝时期发达的建筑工艺。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将近40年,于680年去世,千余年来藏族人民中流传着许多赞颂她的故事。

 

  在松赞干布在世的时期,吐蕃和唐朝之间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节来往逐年增加。64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后返回长安,松赞干布派噶尔东赞域宋到长安祝贺凯旋,并献高七尺的黄金铸成的鹅作为礼品。648年唐朝使臣王玄策奉命出使天竺(印度),适逢天竺发生战乱,唐朝使臣被抢劫,王玄策逃到吐蕃,松赞干布派兵帮助,并征兵于尼泊尔,由王玄策带领前往天竺,平定了战乱,使唐朝使团顺利返回,并献俘于长安。后来王玄策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还经过吐蕃出使天竺,至今在西藏吉隆县还保存有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索朗旺堆主编《吉隆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成为唐蕃这一段友好合作的历史见证。649年夏天唐太宗去世,唐高宗即位,遣使入蕃告丧,并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派专使到长安吊祭,并上书表示对唐高宗即位的祝贺和支持。唐高宗又晋封松赞干布为賨王,还刻松赞干布石像立于唐太宗的昭陵之前,以示对吐蕃赞普的重视。

 

  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因其子贡松贡赞先死,由孙子芒伦芒赞继位为赞普,由大臣噶尔东赞域宋辅佐朝政。噶尔东赞域宋继承松赞干布的方针,完善法律,清查户籍,确定税赋,安定吐蕃内部。他还利用吐谷浑王室的内争,多次带兵攻击吐谷浑,甚至不惜与支持吐谷浑的唐朝发生冲突。667年噶尔东赞域宋死于吐谷浑地方,由他的几个儿子总揽吐蕃内外朝政。670年,唐朝为了支持吐谷浑,出动十几万大军护送吐谷浑王还青海,噶尔钦陵调集吐蕃二十多万军队迎战,在青海湖南面的大非川之战中,唐军覆没。从此吐蕃牢固控制了青海湖地区,并进一步与唐朝争夺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力图取得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芒伦芒赞676年去世,其遗腹子都松芒波结被立为赞普,噶尔钦陵继续掌政。由于噶尔氏家族长期专权,与其他贵族产生矛盾,同时也威胁到赞普王权的巩固,都松芒波结长大后,于695年到698年对噶尔家族进行讨伐,钦陵在青海宗喀地方兵溃自杀,其弟赞婆及儿子莽布支率部众投降唐朝,赞婆受封为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莽布支先封安国公,后以战功晋封拨川郡王,其后裔世代在唐朝担任官职。

 

  都松芒波结剪除噶尔家族后,吐蕃王权得到加强和巩固,但是不久以后都松芒波结于704年在远征云南南诏时去世,其子赤德祖赞继位,年仅一岁,由其祖母没庐氏赤玛类听政。这一时期唐朝处于女皇帝武则天的晚年,唐蕃双方都被连年战争所困,希望恢复和平友好,都松芒波结在世时,赤玛类就曾为他向唐朝求亲,其后又为赤德祖赞向唐朝求亲。705年武则天去世,唐中宗继位,707年唐中宗以其侄子李守礼的女儿为自己的养女,封金城公主,许嫁赤祖德赞。710年唐中宗派专使和吐蕃的迎亲使者一起护送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亲率百官隆重送行到陕西始平县,唐朝君臣还和吐蕃的迎亲使者联句和诗,歌颂唐蕃和好。唐朝还因吐蕃的请求,把黄河九曲之地赐给金城公主为汤沐邑。金城公主还带了大批工匠、杂技艺人和佛教僧人等,他们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藏后,唐善双方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友好局面。731年赤祖德赞和金城公主遣使向唐朝请求《毛诗》、《礼记》、《左传》等,并要求定界互市。赤祖德赞在表文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733年唐蕃双方在赤岭(青海日月山)立碑定界,于赤岭、甘松岭互市,双方边将和官员参加,并通告各地,双方和好禁止互相抢掠。

 

  不久,由于双方统治者都想扩大自己的权势,而且边将也想从战争中获取功名,唐蕃之间的战事又起。吐蕃北面与突骑施联合,东南与云南的南诏联合,751年南诏王阁罗凤投靠吐蕃,吐蕃封阎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弟),合兵对唐朝造成严重威胁。唐若战争的规模扩大,双方在交界地区的战争相持不下,都出现了一批拥兵自雄的将领。约在754年,担任大论的末东则布和朗迈色等作乱,杀害赞普赤德祖赞,到755年吐蕃王朝才平定叛乱,执杀为首的叛臣,抄没其家产,流放其亲属。并由年仅十三岁的赤松德赞继位。就在这一年唐蕃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从长安逃到四川,唐朝抽调大量对付吐蕃的军队去平乱,使得西面的防务空虚,吐蕃乘机占领了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唐朝的大片地区,并在763年10月,乘唐朝君臣不和之机,集中约二十万军队东进,直入长安,唐代宗仓皇出奔陕州。吐蕃军占领长安仅十五天,但是还是立了金城公主的侄子(实际上与金城公主同辈)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并设置百官,只是由于不适应长安秋季的酷热,吐蕃军中疾病流行,加上唐朝勤王之军逼近,吐蕃军自动退出长安。在赤松德赞在位的时期,吐蕃王朝的辖地大大扩张,东面与唐朝大体上以陇山为界,还多次进到宝鸡,威胁长安,北到宁夏贺兰山与回纥相接,南面以南诏为属国,西面尽有安西四镇,在中亚与大食相抗。据藏文史籍记载,此时吐蕃还一度进到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恒河北岸。说当时的吐蕃王朝幅员万里,并不为过。

 

  吐蕃王朝的武力扩张,固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但是在另一方面,战争也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地出产的绸缎、茶叶等物品,逐渐成为藏族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吐蕃的畜产品和药材等也大量流入汉族地区,吐蕃的服饰和工艺、马球运动等,也对唐朝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吐蕃后期的历史中,佛教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松赞干布时期已开始有佛像的传入,其后在是否允许信仰佛教的问题上发生过尖锐的斗争赫松德赞继位后,清除反对佛教的大臣,从印度迎请寂护(希瓦措)和莲花生大师,大规模地发展佛教。莲花生以佛教的世间神的理论,将西藏原来信奉的山神、湖神、龙神等纳入大乘佛教的神灵体系之中,创制了一整套的祭祀供奉的仪轨,便于在吐蕃社会推行佛教。767—779年修建了桑耶寺,并剃度“七试人”出家,使桑耶寺成为西藏第一座正规的佛教寺院,同时通过藏族的贵族子弟出家为僧,建立了佛教在吐蕃发展的根基。从那以后佛教在吐蕃发展很快,赤松德赞和他的儿子牟尼赞普、赤德松赞都不遗余力地扶植佛教。佛教寺院和出家僧人的费用都由王室以臣民的税赋供给,同时寺院和僧人也在王室的严格控制之下。为管理佛教,专门设置了教法官员。后来赤德松赞把自己幼年时的佛教老师娘定埃增委任为钵阐卜,封给他土地和属民,让他掌管军政大事,地位在所有大臣之上,被称为“僧相”。815年赤德松赞的儿子赤祖德赞(热巴巾)继位后,进一步推行尊崇佛教的政策,修建寺院,增加僧人,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在他们父子在位的期间,吐蕃的佛教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敦煌文书中大量精美的藏文佛经写卷,数量仅次于汉文写卷,就是吐蕃佛教的文化遗产。规定由七户百姓供养一个僧人,使佛教僧人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权阶层,同时用法律规定对那些对佛教僧人稍微表露出一点不满情绪的人进行严厉的镇压。因此激化了僧俗之间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最后在841年赤祖德赞被反对佛教的大臣暗杀,其兄朗达玛被扶上王位。843年朗达玛下令禁止佛教,杀害僧人首领,强迫僧人还俗,关闭寺院,毁坏佛像、佛经、史称“朗达玛灭佛”。但是强力禁止佛教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激起僧人的反抗,846年朗达玛被僧人拉隆贝吉云丹射死。

 

  朗达玛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允丹和微松各有一派大臣支持,双方为争夺王位爆发了内战,掌握军权的将领也随即发生混战,长达二十多年。统治集团的混乱又在869年引起平民百姓的反上之乱(或称奴隶平民大起义),877年起义军发掘赞普王陵,逐杀王室和贵族,吐蕃王朝彻底崩溃。

 

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

 

  吐蕃王朝崩溃后,从869年到1239年的370年中,青藏高原上一直未能建立起大的统一政权,所以史称分裂割据时期。在这期间,允丹及其后裔占据拉萨和桑耶地区,微松占据山南地区,905年微松在雅隆被臣下毒死,他的儿子贝考赞逃到后藏日喀则一带,修建城堡,安置部属。923年贝考赞又被平民起义军杀死。其长子扎西孜巴贝占据江孜,次子吉德尼玛衮逃到阿里普兰,与当地贵族联姻,他的三个儿子分据拉达克、普兰、古格,后来建立起拉达克王朝和古格王朝。

 

  青海河湟地区的藏族首领在唐朝衰微后,从西域迎来一个赞普的后裔,奉为领袖,建立起角厮罗政权。在青藏高原的其他地方由各个地方首领统治,他们有的是新兴的家族,有的是吐蕃王朝的贵族的后裔,成为一些互不统属的封建领主。在吐蕃王朝崩溃和部落制度瓦解后一度出现过的自耕农和广大农牧民,在长期的战乱中,或者由于战乱中被俘虏,或者由于经济破产,欠下债务,或者由于寻求地方豪强保护安全,依附于地方的政教首领,成为这些地方首领的依附民,在吐蕃王朝时代作为社会主要生产者的部落平民阶层逐渐转化为依附领主的农奴,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各个地方普遍建立起来。

 

  分裂割据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佛教在西藏再次复兴。朗达玛灭佛时逃到青海的僧人藏饶色、约格迥、玛释迦牟尼等三人居住在青海化隆县的丹斗寺,于894年收了一个当地的弟子拉钦贡巴饶色,在给他授戒时因比丘人数不足,还请来了两个汉族比丘参加,以后逐渐在河煌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中心。约在936年桑耶寺地方首领意希坚赞(允丹六世孙)派遣卢梅喜饶楚臣等卫藏十人到青海从拉钦贡巴饶色的弟子那里受戒,然后返回西藏传法授徒,恢复和新建寺庙,形成许多僧团,史称“下路弘法”。历史上以949年卢梅在拉萨建立僧团作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的标志。此后不久,古格王朝的小王首领意希沃为恢复佛教,修建了几座寺庙,还派了一些青年到印度去学习佛教,其中的大译师仁钦桑布曾三次到印度学习,后来住持托林寺,翻译经典,传法授徒,逐渐推广佛教,史称“上路弘法”。

 

  在后弘期初期的一个世纪中,卫藏十人和他们的弟子在前后藏各地建立了许多增团和寺庙,成为西藏佛教的主流,遗留至今的康玛县的艾旺寺和江浦寺(萨玛达寺)、夏鲁坚贡寺、扎囊寺的宗教艺术,反映了汉地和河西陇右地区的艺术对西藏的影响,成为西藏佛教艺术中的精品。古格王朝还在1042年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孟加拉国人)入藏传法。1045年阿底峡又被前藏各地区的佛教人士的代表仲敦巴(100—1064)迎请到前藏地区传送,1054年阿底峡在聂塘地方去世后,由仲敦巴统领众弟子,在1056年在拉萨北面兴建了热振寺,由此逐渐发展出噶当派。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修习佛法的在家僧人素尔波且(100—1062)建立邬巴隆寺,整理吐蕃王朝时代翻译的经典,以此为中心发展出宁玛派。1073年款氏家族的官却杰波建萨迦守,发展出萨迦派。山南洛扎县的玛尔巴译师曾多次到印度学习佛法和梵文,他的一个弟子米拉日巴以修行和传法著名。米拉日巴的弟子塔波拉杰1121年建塔波寺,同年穹波南交建香巴寺,由此发展出塔波噶举和香巴噶举派。塔波噶举中塔波拉杰的弟子都松钦巴1147年建昌都噶玛寺,1187年建楚布寺,发展出噶玛噶举派;帕木竹巴1185年建丹萨替寺,发展出帕竹噶举派;达玛旺秋1160年建拔绒寺,发展出拔绒噶举派;尚蔡巴1175年建蔡巴寺,发展出蔡巴噶举派。这四个派别被称为塔波噶举的四大支。帕竹噶举派中,帕木竹巴的弟子止贡巴仁钦贝1179年建上贡寺,发展出止贡噶举派;达隆塘巴扎西贝1180年建达隆寺,由此发展出达隆噶举派;林热白玛多吉(其弟子藏巴嘉热1193年后建“主”寺和热垅寺)传出主巴噶举派;格丹意希僧格(其弟子却闷朗1206年建雅桑寺)传出雅桑噶举派;杰擦和衰丹兄弟建绰浦寺,发展出绰浦噶举派;楚臣僧格1181年建修赛寺,发展出修赛噶举派;意希孜巴建叶巴寺,发展出叶巴噶举派;喜饶僧格传出玛仓噶举派。这八个派别被称为塔波噶举的八小支。实际上各地方势力和佛教寺院相结合,因此形成不同的教派,这是前弘期所没有的。2、一些寺院拥有土地属民,古格王朝把几个谿卡送给仁钦桑布,这是有关寺属庄园的最早的记载。萨迦派家族的庄园属民和寺院结合在一起。这是政教会一的基础。3、从吐蕃王朝时佛教强调对佛祖的崇拜演变为强调对本派祖师的崇拜,强调师传,强调视师为佛,而仲敦巴、米拉日巴、萨钦贡噶宁波等西藏的祖师的出现,使佛教进一步本土化。

 

  分裂割据时期西藏对外的交往,在宗教上是河西陇右和印度的僧人入藏传法,然后西藏的一些教派的高僧又到青海、西夏等地去传法,有的西藏高僧还被西夏王朝封为帝师、国师,西夏王朝的经济支持对西藏的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西藏在经济上通过角厮罗政权和西夏王朝与汉地保持联系。宋代的茶马互市非常兴盛,就是这种联系的表现。

 

元代西藏历史

 

  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后,走上了创建中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空前大统一的新王朝的道路。在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广大藏族地区也先后汇入统一的洪流。西藏地区也加入这一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是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长期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1218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亚时曾率兵进入喀什噶尔、于阗等地,还追击逃敌直到印度西北,曾经打算通过阿里返回蒙古,走了一段后中途折回。当时可能有一支蒙古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到西藏西端的阿里(包括现今在境外的拉达克),占领了部分地区,设置过都元帅。1235年,蒙古首次分路出兵大举进攻南宋,窝阔台命其子阔端负责指挥西路,由陕甘南下四川。阔端在进军中,经过秦、陇一带藏族地区,招降了一些藏族首领。为了巩固对西夏故地和甘青藏族地区的统治,保障蒙古军南下四川时的侧翼安全,阔端决定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把藏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经过短期准备,约在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从甘、青藏区出发,前往西藏。由于西藏分散的教派和家族势力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很快就打到拉萨北面,控制了西藏主要地区,并设立驿站供应物资。接着,多达那波转而寻求与藏传佛教的主要领袖人物建立关系。看来他很清楚西藏各教派当时的情况,因此他首先找的是前藏地区影响最大的止贡寺的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1175-1255),请他到蒙古去会见阔端。虽然扎巴迥乃当时担任止贡寺的住持,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止贡噶举派,而是属于帕竹噶举派,他出身于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称朗氏),曾经担任帕竹噶举的主寺丹萨替寺的住持。扎巴迥乃虽然代表西藏僧俗首领向多达那波呈献了西藏户籍,表示归附,但是对去蒙古却故意推托,他向蒙古人推荐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请他们邀请萨迦班智达,他还鼓动和资助萨迦班智达前去,促成了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会见阔端。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151)是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幼年即跟从伯父扎巴坚赞受戒出家,后又以1204年进藏的印度高僧喀且班钦释迦室利为师受比丘戒。他精通大小五明,著述很多,曾云游乌思藏各地,有许多弟子,对政教事务和讲经传法有丰富经验,是当时西藏佛教人士中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他主持的萨迦派是当时后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派。在接到阔端的邀请信后,他慨然应允前往凉州。在动身之前,他对萨迦派的事务做了仔细安排。看来萨迦班智达对他去凉州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了充分考虑,为了将萨迦派教主的职务按习惯顺利地传给其侄子八思巴,所以他决定把人思巴兄弟带在身边,同去凉州。萨迦班智达一路上会晤了各地僧俗领袖,解释他去蒙古是为佛教及众生的利益,特别是他因扎巴迥乃的请求到止贡寺会见,接受扎巴迥乃赠给的财物,这表明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并不仅是他个人或萨迦派一派与蒙古汗国之间的关系,他是代表包括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内 的西藏地方的主要僧俗首领,前去凉州与阔端会谈和建立关系的。

 

  萨迦班智达一行经过近两年的跋涉,于1246年8月抵达凉州,并在1247年年初与阔端会谈,议定了西藏归附蒙古汗国的办法,主要是西藏各僧俗首领向蒙古降附纳贡,承认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接受蒙古的统治,而蒙古则维持原来的各地僧俗首领的职权,并正式委任给相应的官职。萨迦班智达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将这些条件转达给西藏各个僧俗领袖,并规劝他们接受。萨迦班智达从凉州给在西藏的僧俗首领和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向他们指出,为了佛教和藏族的长远利益,应当放弃武力抵抗的打算,按照商定的条件归顺蒙古。这些信件中最著名的是《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亦译《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全文收入《萨迦世系史》中)。

 

  1251年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去世。临终前他将自己的法螺和衣钵传给八思巴,并将众弟子托付给八思巴,使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第五任教主。此时八思巴仅17岁,随即开始了他的宗教和政治活动。1251年蒙哥汗继位为蒙古的大汗,为调整蒙古各宗王贵族的关系,进行新的分封,随即下令在蒙古汗国统治下的各个地区进行扩户,即清查户口。这次范围广泛的扩户,也包括藏族地区在内。在派人进藏清查户口后,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自己的兄弟,蒙哥汗得到前藏的止贡和后藏的藏郭莫(似即后来的曲弥万户),忽必烈得到前藏的蔡巴,旭烈兀得到前藏的帕竹、雅桑和汤卜赤,阿里不哥得到前藏的达隆巴,阔端一系保留了萨迦作为封地。这些蒙古王子在西藏得到封地,又与该封地内的主要教派联系,把其宗教首领奉为自己的上师,还把地方首领委派为自己的官吏。止贡、帕竹、蔡巴万户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1252年6月忽必烈奉蒙哥之命,从甘肃进攻四川,驻兵于六盘山。因四川南宋军民坚壁清野,依山险抵抗,蒙古军进展困难,于是忽必烈向蒙哥奏请,以蒙古骑兵绕道藏族地区,攻取云南大理,对南宋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蒙古军的这一战略,在军事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要穿过数千里人烟稀少的藏族游牧地区,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就需要依靠已经和蒙古建立起关系的藏族首领的支持和帮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派人去请在凉州的萨迦班智达和在康区一带活动的噶玛拔希到六盘山与他会见。当时因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应召到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1253年新年之际,八思巴给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萨迦世系史》说忽必烈接受灌顶时,还赐给八思巴羊脂玉制成的印章以及镶嵌珍珠的袈裟、法衣、伞盖、金鞍、乘马等,实际上通过这种关系,八思巴成为忽必烈在宗教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并跟随忽必烈到开平府居住。噶玛拔希到忽必烈的营帐比较晚,忽必烈对噶玛拔希也很感兴趣,要求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噶玛拔希没有答应,而是辞别忽必烈到凉州、甘州一带传教,此时蒙哥汗得知他的行踪,几次遣使前来迎请,噶玛拔希接受邀请,于1256年到达在漠北的昔刺兀鲁朵的蒙哥汗的营地。他向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传授佛法,受到封赏,蒙哥汗还赐给他一顶黑色僧帽,因此其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忽必烈即位后,噶玛拔希一度因为有支持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皇位的嫌疑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忽必烈又准其回藏。在元代西藏的十三万户中,噶玛噶举派没有自己掌握的万户府,但是其宗教影响却一直很大。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吉(1284—1339)曾两次受元朝皇帝的召请到大都传法,元顺帝曾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灌顶国师”,并赐给玉印,封诰等。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1340-1383)也很有名,1356年元顺帝就传旨命他进京,他于1358年从楚布寺寺出发,1360年到达大都,在元顺帝宫廷中活动了四年,被封为“大元国师”,赐给他玉印,1363年他离开大都回藏。他的侍从人员中还有被封为国公、司徒的,都得到赐给的印信封诰。

 

  1259年蒙哥汗在率兵攻打南宋时在四川军中去世,1260年3月,忽必烈在一批王公大臣的拥戴下,在开平宣布即位为大汗。同年5月,阿里不哥也到合一批宗亲贵族,在阿勒台住夏之所宣布即大汗位。双方随即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战争。到1264年7月,阿里不哥一方战败,被迫归降忽必烈。忽必烈坐稳大汗宝座,使他得以摆脱蒙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的牵制,放手变通祖制,参用汉法,吸收汉地历代王朝的经验,建立新王朝的统治体制。因此可以说,忽必烈即位标志着蒙古汗国转变为中国的新王朝——元朝。还在1260年年底,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玉印,命他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1264年,忽必烈又派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动身返回西藏,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对他们兄弟的这种封赐,显然与委托他们去办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就在这个时期,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到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国师之下设总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务,院使之下还有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宣政院的院使初设时为两员,后增减不一,最少时为一员,多时至六员、十员。《元史·释老传》说:“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增为之,出帝师所辟举”,《百官志》说:“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可见宣政院自己有一定的人事权,其官员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蒙古贵族,也有藏族人,担任过宣政院院使的最著名的藏族人是忽必烈的丞相桑哥。宣政院使作为朝廷重要官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这就确定了八思巴建立的西藏的行政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与元朝中央的行政体制相联系的,是元朝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八思巴的领天下释教特别是统领藏传佛教各派寺院和僧人又同时领总制院事的这种身份,标志着忽必烈和八思巴对西藏行政体制的设想是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一种行政体制。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各级机构的高级官员,由帝师或宣政院举荐,上报皇帝批准,授与金牌、银牌、印章、宣敕。从藏汉文史料看,藏族世袭贵族和佛教僧人任职的,多由帝师举荐,宣慰使、都元帅、达鲁花赤等官职,多由宣政院举荐。宣政院还要管理西藏地方的法律执行情况,派员进藏清查户籍,审理万户之间的纠纷,复核案件。另外,宣政院还要配合枢密院负责元朝在藏族地区的军事行动。

 

  八思巴1265年返回西藏后,依照西藏各个地方政教势力管辖范围的大小,将他们划分为千户和万户,委任各政教首领担任千户长和万户长,归属元朝扶植的萨迦地方政权管理。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即是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返回大都,进献他遵照忽必烈的诏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晋封他为帝师,以后元朝始终设置有帝师一职,多数情况下由萨迦款氏家族的成员担任,在款氏家族无人担任时,则由萨迦派的高僧担任。八思巴以后是历任帝师。当帝师住在大都时,萨迦政权即由萨迦寺的住持即通常所说的萨迦法王负责。由于帝师和萨迦法王都是出家僧人,又设萨迦本钦,在帝师和萨迦法王之下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萨迦政权直接管辖有约一个万户的属民,故专设朗钦管理。八思巴还仿照蒙古宗王的怯薛组织(掌管宿卫的侍从机构)为自己设立拉章组织,由一批侍从官员组成,后来拉章制度为许多宗教首领效仿,成为藏族地区掌管一方政教权力的宗教领袖必需的侍从组织。各个万户和千户中,有的万户长和千户长还直接到大都朝见,得到元朝皇帝的封授。藏文史籍习惯上说元代西藏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实际上各个万户的设置以及他们和萨迦的关系前后有过一些变化。

 

  约在1280年,在平定萨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即贡噶桑布之乱和八思巴去世之后,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到1292年平定止贡派反对萨迦派的战乱后,忽必烈依宣政院的建议,又把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元帅府。乌恩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官员,除从地方僧俗领主中委任的万户、千户之外,见于《元史》百官志记载的有:宣慰使五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捕盗司官一员。此外,附属于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有:纳里速古儿孙元帅二员,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乌思藏处转运一员,担里管军招讨使一员,担里脱脱禾孙一员。它主要的职责是传宣政令、管理驿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驻军。从藏文史料看,有一些萨迦本钦曾经在元朝中央的宣政院担任官职,然后回西藏担任萨迦本钦,有的萨迦本钦还同时兼任乌思藏宣慰使的职务。例如萨迦本钦甲哇桑市曾经为帝师贡噶坚赞掌文书,作为贡噶坚赞的侍从到朝廷,先被任命为宣政院的官员,后来又被任命为乌思藏本钦,返回西藏,娶妻生子。后来他又再次到朝廷,多次担任宣政院的长官,得到过封诏,前后在朝廷住了十八年。后来他又回到萨迦,再次担任萨迦本钦。大司徒绎曲坚赞说“他是官至一品的官员,他是荣禄大夫,三任院使,要撤职或处死,只有皇帝才有权。”元朝还几次派遣官员入藏,在萨迦本钦的配合下,清查西藏各地的户口,确定各个万户的贡赋,并且建立驿站以及保证驿站交通的乌拉差役制度,在此基础上,元朝在西藏屯驻军队,设立各级官府,以保证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

 

  在元朝扶植下掌握西藏地方权力的萨迦款氏家族,在八思巴去世后不久,就出现内部的权力斗争。先是八思巴的侄子达玛巴拉继任帝师后,宣称他的叔伯兄弟达尼钦波桑波贝不是真正的萨迦款氏家族血统,由忽必烈将其流放到江南杭州。直到达玛巴拉去世后没有继承人,元成宗才把达尼钦波桑波贝接回,承认他是款氏家族成员命他多娶妻生子,因此达尼钦波桑波贝有七个妻子,十二个儿子。1322年达尼钦波桑波贝去世后,家族内部矛盾又有发展,1325年在达尼钦波桑波贝的儿子帝师贡噶洛追坚赞的主持下,将他众多的异母弟兄们划分成了细脱、拉康、仁钦岗和都却四个拉章系统,把萨迦款氏家族从元朝得到的权势和封爵分配给了他四个庶母的儿子们。细脱拉章得到了萨迦寺的法座,拉康拉章得到了帝师的职位,仁钦岗拉章似乎是与细脱拉章分享萨迦法座的继承权,都却拉章得到的是白兰王的封爵。在萨迦寺总的法座之下;各个拉章又有自己的座主,父子相承。在经济上各个拉章拥有各自管辖的属民、庄园和城堡。萨迦派尽管与往昔一样得到元朝的大力支持,各个拉章也都有显赫的官职,仍凌驾于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上;但在后来遭到帕竹万户强有力的挑战时,内部分裂松散的弱点均暴露无遗,造成萨迦派的权势迅速瓦解。

 

  正当萨迦地方政权危机四伏、内部纷争不休之时,在山南雅隆河谷,帕竹万户正在朗氏家族的绛曲坚赞(1302—1364)的领导下不断积蓄势力,悄然兴起。绎曲坚赞少年时曾被送到萨迦去当萨迦首领达尼钦波桑波具的侍从,学习佛教,同时也学习办理行政事务的知识,这是当时西藏各个万户的贵族首领和萨迦保持关系的一种习惯做法。1322年维曲坚赞出任万户长后,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并训练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绎曲坚赞认为,以前旭烈兀的封地范围都是帕竹万户的领地,至少是忽必烈及宣政院历次颁发文告圣旨中规定的领地,凡是在前几任万户长时丢失给其他万户的,都应该收回。他的这一想法不仅符合元朝的法度,也符合复兴的帕竹大小领主及属民的愿望。经过十几年中的多次挫折,绛曲坚赞终于打败了和帕竹有领地争端的邻居雅桑万户,收回了失地。萨迦不愿意帕竹万户过分强大,以调解纠纷的名义来压制帕竹,几次想以合法的名义撤换绎曲坚赞,都因绎曲坚赞的抵制而失败。1346年萨迦本钦甲哇桑布纠集同样不愿帕竹强大的蔡巴万户和羊卓万户的军队,兵临乃东城下,在绎曲坚赞和雅桑万户长在本钦面前诉讼时逮捕绎曲坚赞,逼迫帕竹交出乃东,由于绎曲坚赞事先作了安排,本钦未能占领乃东,只好将绎曲坚赞押解到后藏。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萨迦发生内争,甲哇桑布被撤职,绎曲坚赞被放回乃东。1348年8月,萨迦本钦旺尊调集蔡巴、羊卓等万户联军再次进攻帕竹,由于萨迦临阵易帅,指挥失利及内部不和,在万众一心、背水一战的帕竹军队的面前节节失利,屡屡败阵,帕竹占领了雅桑大部,迫使蔡巴万户割地求和。1350年绎曲坚赞派遣使者进京奏报,元顺帝承认了绎曲坚赞的既得权力和地位,赐给万户长银印两枚。1253年帕竹再次打败萨迦纠集的蔡巴、止贡等万户的军队,并利用萨迦的内部矛盾,与甲哇桑布结盟,反攻到萨迦,占领了萨迦寺和乌思藏的大部分地区,取代了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1358年,绎曲坚赞正式从萨迦派手中收缴了萨迦本钦的大印,并按元朝皇帝的圣旨经办帝师索南洛追赴京就职事宜。1260年,绿曲坚赞再次派遣喜饶扎西等人进京,请求元朝皇帝的加封。元顺帝赐给绎曲坚赞虎钮印章和封诏,规定贡噶、仁蚌等前后藏地区为绎曲坚赞的辖地,册封绎曲坚赞的部下释迦仁钦为曲弥万户长。在乃东当着蒙古都元帅和乌思藏宣慰司官员,举行了宣读封诏的盛大仪式。接着按帕竹派的旧规,在丹萨替寺隆重举行了绎曲坚赞启用新虎钮印章(相当于原萨迦本钦的印章)的仪式,这标志着帕竹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管理乌恩藏地区过程的正式完成。

 

  在元代,由于国家统一,西藏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藏的科技文化事业也成果造出,这是西藏历史上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由于元代佛学的发展,各种译经、注疏、著述学风的形成,带动了其它诸如历算、医学、天文、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领域学术活动的开展,并对后世的科技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朝时期,萨迦地方政权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八思巴往来于萨迦和大都之时,注意收集各种古籍和经典。与此同时,一些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的僧人前往西藏或萨迦讲经听法,也带来不少佛经典籍。八思巴每得到一种新的图书,总要命人抄写、译校,保存在萨迦。一些重要的佛经,往往还要用黄金、宝石研成粉末和汁液书写,以期长期保存。这些佛教经典都珍藏在萨迦寺内,萨迦南北两寺当时都有数量众多的藏书,仅萨迦南寺的藏经墙,保存至今的佛教典籍多达六万多函,其中还有不少旷古稀世的贝叶经文献,以其抄写精美、规格宏大而著称于世。在元代,西藏还编纂和缮写过好几部大藏经。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纳塘本大藏经,和布顿及蔡巴·贡噶多吉分别编纂的《丹珠尔》和《甘珠尔》目录。它们对后世的大藏经木刻版的编篡和刊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雄敦多吉坚赞等人从1260年开始到1286年的二十多年中,在八思巴等萨迦派首领的支持下将古印度学者旦志所著的讲述修辞学理论的著名著作《诗镜论》译成藏文,并进行了一些修订,这在藏族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诗镜论》经过藏族文人的消化吸收后,在藏族的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创作风格流派——诗镜论流派。音乐、美术在元代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音乐领域内的重大成果首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名著《乐论》。在艺术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三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萨迦寺和夏鲁寺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作。据考证,萨迦南寺大经堂的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和密集金刚等密宗内容壁画和罗朗拉康中的呼金刚壁画残片为元代时期作品。作品精美细腻,体现出中亚和元代中原艺术影响的痕迹。萨迦守壁画中最为著名的为坛城壁画,据记载本钦·阿迦仑扎西时期,曾在大殿顶层一共绘制了639幅坛城壁画。这些壁画影响到夏鲁、纳塘、泽当和明代白居寺等寺院坛城壁画的制作。夏鲁寺在元代前后历经三次不同规模的修耷和扩建,最后定型于古相·贡噶顿珠和布顿大师时期,系元朝宫廷式艺术影响下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吸收了内地的歇山琉璃式样和元代宫殿式结构,为典型的藏汉合璧式建筑。史学方面在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现代学者们推崇的重要历史著作。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宇)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和使用。此外元朝还用八思巴字刻版印行过《蒙古字孝经》、《大学衍义择文》、《忠经》、《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训》和蒙文译本《萨迦格言》等书籍,在当时推行政令、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两个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中心。藏传佛教艺术伴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而被介绍到内地,主要包括佛塔、佛寺的兴建和金属、石刻造像及木刻;有许多重要文物遗留至今,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居庸关云台、杭州飞来峰密教石刻等。至元年间在大都进行的藏汉文佛典对勘,则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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