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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传统——刘梦溪凤凰“世纪大讲堂”演讲稿
2008-01-14    刘梦溪    新浪读书    点击: 7433

 

    距今80年前,也就是192762日,上午10时,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杀。

 

  死的时候,他只有51岁,正当学术的盛年。

 

    这一事件,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也给中国现代学术史增加了一个谜团。

 

    王国维死后,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故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嫡孙、晚清大诗人陈三立的公子、中国现代史学的巨擘——陈寅恪,写了一首《挽诗》和一首《挽词》。

 

    陈寅恪在《挽词》的序言中,提出,王国维的死,不是“殉清”,也与罗振玉的“个人恩怨”无关,而是因为文化的苦痛,最终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大师”的称号很流行。

 

    如果以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作为条件,并不是很多和学问沾边的人,都可以称做大师。

 

    流行与时尚,应该与学术大师无缘。

 

    但是,王国维和陈寅恪,那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实至名归的学术大师。如果称他们是国学大师,也可以。

 

    而且,我们从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身上,能够看到、感悟到中国现代学术的诸多传统。

 

    学术思想是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提倡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王国维)。

 

    如果没有了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学术史会显得黯淡许多。

 

 

    中国现代学术这个概念,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使用。我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编例”写于19913月,已经正式使用并阐发这个概念,酝酿则在89年底。

 

    我没有追溯,我之前,是不是有人使用过“中国现代学术”这个名称。但对这个概念作明确的界说,我应该是比较早的一个。

 

    现代学术是与传统学术相对应的的概念。传统学术是指传统社会的学术。自先秦直到清朝末年,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学术。它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的心学、请中叶的朴学和晚清的新学等段落。

 

    每一历史段落,都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出现了大批学术精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学术文化。

 

    多元并立和互相融合,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

 

    儒释道三教的互补互动,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多元并立的特点。

 

    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的过程,最能看出学术思想之间的互相融合

 

    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了晚清,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大变局”。学术方面,开始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

 

    “大变局”的主要标志,是西方人大规模进入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也与西潮汹涌而来有关。

 

    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区别开来:1,学者追求思想自由;2,开始了学术独立的诉求;3,吸收了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

 

 

    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开始于18981905年这一段时间。它的繁荣期,从后五四时期,直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这是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大师巨子层出不穷。

 

    我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写道:

 

    中国现代学术在後五四时期所创造的实绩,使我们相信,那是清中叶乾嘉之后中国学术的又一个繁盛期和高峰期。而当时的一批大师巨子,其人其学其绩其迹,足可以传之後世而不被忘记。他们撰写的学术著作,在知识建构上固然博大精深,同时闪现着时代的理性之光,其开辟意义、其精神价值,都可以作为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而当之无愧。甚至可以说,他们之中的第一流人物,既起到了承前启後的作用,就个人学养而言,又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他们得之于时代的赐予,在学术观念上有机会吸收西方的新方法,这是乾嘉诸老所不具备的,所以可说是空前。而在传统学问的累积方面,也就是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後来者怕是无法与他们相比肩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说,已经含有“昔不至今”的意思在内。东晋的佛学大师僧肇,撰有《物不迁论》,里面有“昔物不至今”一语,我用来比喻中国现代学术的许多传统在今天所遇到的困境。

 

 

    中国现代学术不仅收获了实绩,而且形成了多方面的学术传统。

 

    概而言之,比如说,应该包括——

 

    学术独立的传统;

 

    科学考据的传统;

 

    广为吸纳外域经验而又不忘记本来民族历史地位的传统;

 

    学者能诗的传统;

 

    重视现代学术分类的传统;

 

    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

 

    等等。

 

    就中尤其以学术独立的传统最为重要。

 

    梁启超说:“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

 

    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

 

    陈独秀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

 

    萧公权说:“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尊重学术,认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不准滥用它以为达到其它目的之工具。”

 

    朱光潜则对学术的实用与不实用问题,作了详尽的辨析:“学术原来有实用,以前人研究学术也大半因为它有实用,但人类思想逐渐发达,新机逐渐呈露,好奇心也一天强似一天,科学哲学都超过实用的目标,向求真理的路途走去了。真理固然有用,但纵使无用,科学家哲学家也决不会因此袖手吃闲饭。我们倘若要对学术有所贡献,我们要趁早培养爱真理的精神,把实用主义放在第二层上。”

 

    如果拿朱光潜先生的话,与今天学术界的状况作一番比照,不难发现,我们今天的学术,未免过分强调实用,而忽略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真理性和神圣性。

 

    文史哲人文学科如果单纯追求实用,将使人文学走向迷途。

 

 

    毕生都在为学术独立而诉求而抗争的,是大史学家陈寅恪。

 

    他的名言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他在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过24年之后,也就是1953年,陈寅恪在撰写《论再生缘》一书时,又提出:

 

    《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

 

    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撰写,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到吾民族精神元质的高度。

 

    他在《别传》的《缘起》章里写道: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阕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婪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思想题旨,陈寅恪先生已秉笔直书,就是“借传修史”,“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特别是1953年与汪籛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加不容置疑。

 

    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他往昔的学生汪籛受命前来广州,试图说服老师不拒绝科学院的邀请,能够北上就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之职。

 

    陈寅恪未能让弟子如愿,反而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他提出两项假设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作为挡箭牌”。

 

    当然,毛公或刘公并没有给他写“允许证明书”。

 

    当然,他也就没有北上就职。

 

    他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

 

    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通观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之中,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

 

    毫无疑问,主张并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传统,许多学人的力量源泉即本于此。

 

 

    中国现代学术还有重视现代学术分类的传统。

 

    王国维说——

 

    “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

 

    “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统以分类是矣。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地理学上之分类,有历史上之分类。”

 

    王氏对学术分类问题申之又申、一论再论,说明他对学术分类的重视。

 

    还有重视通学通儒的传统。

 

    中国现代学者中,很多都是通儒。比如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钱宾四,等等。

 

    中国学术史自古就有专家与通人的区别。专家精一艺,通人则能开廓风气,影响当时后世。

 

    比如汉代,列入《儒林传》的,是博士之学,即当日的经学专家。而太史公、刘向、杨雄等,《汉书》里各自有专传,享受的是通儒的规格。

 

    后汉的大儒许慎、郑玄,治经不专主一家,也是通人之学。

 

    通学、通人、通儒,在学术史上一向有更高的地位。

 

    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

 

    现代的通儒,还要通中西。

 

    现代学者的所谓通,具体说包括三目。

 

    一是中西会通——这是20世纪大师的共同特征。

 

    二是四部兼通——可以钱穆、张舜徽为代表。

 

    三是打通文史——陈寅恪、钱钟书的学术理念。

 

    打通、会通、兼通,才能产生思想。

 

    通儒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

 

    还有通儒尚同。

 

    我附带谈几句现在学术研究的课题制方式。课题制的好处,主要是规模大的课题,非此不足以完成。局限是不容易创生思想。它更多的时候只能产生思想的妥协,而不是思想的创生。固然带动人才,也局限人才。

 

 

    中国现代学术还有学者能诗的传统。中国现代学者中,许多都能诗。有的不是一般的能写诗、会写诗、喜欢写诗,而是擅长写诗。诗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学之别体。

 

    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学者兼诗人。

 

    他们之中如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萧公权、钱钟书等,既是第一流的学人,又是第一流的诗人。

 

    马一浮的学问,主要在诗里。

 

    陈寅恪如果离开了诗,会增加生命的苦痛。

 

    当然这也是“昔不至今”的一个传统。

 

    学者能诗的问题,还涉及到晚清、五四以来白话与文言的语体转换问题。兹事体大。文言为白话所代替,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成果。中国的文章和文学从此变成了白话文章和白话文学。我们重新检讨这一转变,我觉得文言不可全废。

 

    文言是古代学术文化典籍的主要载体。文言能体现文本的庄重、话语的凝重,以及简练与含蓄。中国现代学者中,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语体和文体方式,并不废弃文言。

 

    如严复,翻译亦用文言。

 

    章太炎,追求古奥。

 

    梁启超,新民体,但文言未全脱却。

 

    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基本上都是文言、半文言的写作。

 

    现代学者的古体诗歌写作,是对语体和文体方式的传承所作补充的一种途径。

 

 

    至于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学界胜流为学精神的坚韧性和顽强性,则是时代风雨和学术理性双重铸造的结果。

 

    即使是战乱时期,他们也没有停止学问的探究。

 

    最明显的是西南联大所创造的逆境的辉煌。

 

    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致力于学术,而是受时代潮流的激荡,往往一个时期无意为学,有心问政。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熊十力等莫不如是。

 

    章太炎曾经是声名显赫的革命家,世所共知。

 

    黄侃和熊十力年轻时也曾热衷政治活动,甚至一度成为地方上的群众领袖。

 

    但中年以後,他们渐悟政治之不可为,转而潜心学术,卓然立说成家。

 

    这种情况,使他们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增加了沉潜学问的深度。

 

    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後来他们又能够渐次做到以学问本身为目的,其学术训练、学问兴趣和执著单纯之精神,又颇类乾嘉诸老。

 

    总之中国现代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方面的学术传统。对我们今天而言,弥足珍贵。

 

    “昔不至今”是我的慨叹。我当然希望今天的学人能够有所承继。

 

 

    至于中国现代学者中,许多第一流人物的立身行事之逸出常格和流品之高,更多有令人感叹而可歌可泣者。

 

    如——

 

    章太炎被目为“疯子”;

 

    梁启超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王国维的自杀;

 

    蔡元培的出走;

 

    马一浮归隐;

 

    李叔同出家;

 

    黄侃拜师;

 

    辜鸿铭着前清装束执教于北京大学;

 

    胡适之讲课看见女生衣服单薄而走下讲台亲手关窗;

 

    梁漱溟和毛泽东吵架;

 

    钱钟书论学以手杖捅破睡觉的蚊帐。

 

    以及——

 

    傅斯年的雄霸;

 

    熊十力的傲岸;

 

    陈寅恪的哀伤;

 

    吴宓的浪漫;

 

    汤用彤的温良;

 

    等等。

 

    这样一些异事奇节、嘉德懿行,当时後世必有警世励人及启迪心智的作用。

 

  今天的学人要使自己学有宗基,取径有门,传承有绪,中国现代学者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著作以及他们建立的学术传统,不只无法忽略或者绕行,而且将成为今天的学人获得灵感的重要源泉。

责任编辑: 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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