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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喜读吴越《品水浒》
2008-01-10    周瑞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    点击: 4456

 

    继去年8月出版《吴越评水浒》之后,吴越老先生紧接着在今年年初又再接再厉推出吴越《品水浒》大作。真是:年老体不衰,大器晚耀辉!

 

    这两部书一脉相承,以人性善恶评《水浒》,以对国家、民族、社会利弊判是非,大胆倡言《水浒》不是写农民起义,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讴歌土匪强盗,渲染杀人放火;梁山好汉们杀富不济贫,除暴不安良,端的是一伙儿“暴民”对黑暗社会的扰乱滋事。

 

    如此尖锐泼辣的品评,如此一针见血的谠论,凸显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别出心裁的眼光和识见。可以说,吴越《品水浒》一书是对历代以来误读、误解、误导《水浒》的一次颠覆性的拨乱反正。此书出版,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应在意料之中。

 

    《水浒》是一部奇书。施耐庵集南宋以来话本、民间故事、戏曲,于元末编撰成书,直至明嘉靖年间方才刻印出版,历时200年之久。它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以其恢闳壮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激越炽烈的思想情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及形象朴实的语言艺术,深深地吸引了历代广大读者。

 

    成书400多年来,有关《水浒》的笔记、序跋、批注、评点,不可胜数。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在《水浒》研究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划时代人物。他高度评价《水浒》的文学艺术成就,创造了文中夹批、回尾点评的评点文学作品的范式,开创了文学评论中的点评派风格。但是,金圣叹曲解了《水浒》的思想意义,腰斩《水浒》,截去《水浒》七十一回后的章节,凭空捏造一个“嵇叔夜”来杀尽斩绝梁山水泊108将。因此,鲁迅批评他“昏庸得可以”。胡适也批评金圣叹评点方法是“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缺乏科学的研究。

 

    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胡适为代表,对《水浒》的评论开辟了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胡适通过考证,对《水浒》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鲁迅对《水浒》的考察研究,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水浒》成书的时代背景,是“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揭示了施耐庵在异族外敌统治年代,想呼唤强悍和对抗,鼓励“暴民”犯上作乱,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和胡适都把梁山泊的108将看作是强盗,而且是写得可敬可爱的强盗。历代老百姓就把梁山泊当作“褒强盗、贬官府”的“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为替天行道的机关”。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鲁迅还指出《水浒》所写的,是从侠变来的强盗,这种盗有两面性,“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也时受其骚扰。”“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因此,鲁迅的结论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

 

 

    要说《水浒》的评论,当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他往往从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角度,来评价文学作品。如同他把《红楼梦》看作是“写封建社会四大家族”的政治书一样,也把《水浒》当作一部政治书。在民主革命时期,出于鼓励造反的需要,他把《水浒》看作是农民革命的史诗和教科书,赞扬梁山好汉们的反抗精神,认为共产党闹革命也是“逼上梁山”。毛泽东高度评价平剧(即京剧,由于当时“北京”改名“北平”,所以相应地也把“京剧”改称“平剧”)《逼上梁山》是“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到了“文革”后期,他又把《水浒》贬为鼓吹投降的“反面教材”,着眼于“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个评论被“四人帮”利用、扭曲和变性,在全国范围发动了一场“宋江架空晁盖”、抓投降派,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的政治运动。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成为空前绝后的“杰作”,落下了历史笑柄。

 

    我的老友吴越先生,正是检视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评《水浒》思想观点,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水浒》的人物形象和审美价值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考察研究,做了一番再认识、再思考、再品评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书?不管几百年来人家对它如何是非褒贬,作为一个‘今天的’中国人,总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吧!”

 

    吴越《品水浒》一书的最显著特点,在于从人性善恶出发,从是否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端正社会道德风尚出发,剖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通过讲“故事外面的故事”,向读者展示《水浒》背后深蕴的思想、情节和旨趣。作者提纲挈领地从“侠意识”和“霸意识”的区别入手,分析了《水浒》主要人物“救人于苦难”的“侠意识”十分淡薄,而“善杀人者即英雄”的“霸意识”却不断地滋长蔓延,结果必然是增加百姓的苦难,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试以武松为例,作者评述说:“以前的武松,虽然是个粗鲁的浑人,但是人性不恶;自从十字坡认了张青做哥哥以后,不知道张青是怎样开导他的,善恶的界限模糊了;血溅鸳鸯楼以后,他的人性逐渐向恶的一面偏移了。”“好好的一个打虎英雄,一个得力的刑警队长,终于变成了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吴越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水浒传》。当时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研究《水浒》,是领导分配的任务,目的是如何把《水浒传》改写为拼音文字,着眼点只在于语文的现代化,还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这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一个阶段。

 

 

    吴越为人禀性耿介,直言无忌。50年前在“鸣放”中,他大胆质疑“法律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之类口号,倡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剥夺地主富农子女上学机会”云云。结果被打成“右派”,遣送劳改农场劳改,一去就是23年。其曲折多难的人生经历,对人性善恶、世态炎凉有着特殊深沉的体验,砥砺了敏锐犀利的目光,评人论事自有其独特的见解,评是判非自有其不落窠臼的视角。1975年的“全民评水浒运动”中,他看见革命派的“豪言壮语”:“为了让朱仝走上革命道路,杀死一百个小衙内,也在所不惜!”他从“人本位”出发,反对这种绝灭人性的屠杀,质疑朱仝上梁山,是不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由此质疑《水浒传》是不是写农民起义。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反思,他认为:评论《水浒传》,再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来分析了,而应该跳出“阶级”这个框框,提高到人性的善恶和对国家、民族、社会是否有益的高度上来认识。为此,他以自己对农民起义的新认识,以“官逼民反”为主题,在劳改农场的田边地角,利用点滴时间,经过一千个日日夜夜,终于写出了一部长达200万字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他一旦从“鬼”变成人,此稿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受出版,累计发行了70万套,被称为是“当代《水浒传》”,并被评论家认为是“二十世纪章回小说的压卷之作”。这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达到的第一个高度。他也因此从语文工作者改行当上了文学编辑。

 

    2002年,由于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委托,他改写了一部《水浒传》少儿版,并以自己独到的见解撰写了简评和导读。这些简评,其实是利用每回末尾的空白地位写的“补白”,“有白则长,少白则短,无白则无”。这些评论短文在网上不胫而走,吴越对《水浒传》的崭新观点,也由此公之于众。这引起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关注,约请他撰写《吴越评水浒》一书,除了把《水浒传》原文用现代汉语重新改写之外,并仿金圣叹评《水浒》的范式,在正文中夹“批”,每回后加“评”,外加大量注解,纠正原著的地理失误。这部书的重点不在评,而在注:评文依旧是“朝花”版的简评而略有补充,没有充分发挥,而注解则相当全面。可以说,这是《水浒传》自明朝刊印出版以来注解最多、最详细的一个版本。也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二个阶段。

 

 

    此书出版以后,又在多家网站连载或选载,引起了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新浪网“网上大讲堂”先后约他去开讲座讲《水浒》。香港凤凰卫视还特地邀请他到山东梁山县的梁山山寨上录制了一档“梁山108将是英雄豪杰还是土匪强盗”的电视大PK,上下两集,每集一小时,吴越侃侃而谈,舌战群儒,博得了现场许多参与者的拥护与支持。借此东风,吴越又应邀到故乡浙江好几个学校作巡回演讲,进一步阐发他对《水浒传》的评价。在此期间,许多听众要求他把这些观点、论点集中起来,撰写一部全面分析评价《水浒传》的专著。他回到北京以后,摒开一切杂务,专心写作,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把他对《水浒传》的独特一家之言,更充分更详尽地表述出来。这就是吴越《品水浒》一书的由来。这不是《吴越评水浒》简评部分的重复,而是吴越研究《水浒传》的第三个阶段,是对《水浒传》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分析、考证和评论。

 

    果不其然,吴越这一品,真的品出了《水浒》许多味儿来,也让读者从中品出新的读书方法。读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必定要深入了解作者的经历、写作的动机、时代的背景、民间的传说、历史的事件、文人的评说,等等。如此上下左右,四维时空,细细品评,方能品得其中真味也!

 

    这是吴越积五十年之力、精读精研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的结果,也是他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达到的另一个高度,可谓历时弥久,功力弥深,广积薄发,必有惊世骇俗之见。

 

    如果说《水浒》是一部奇书,那么公然标榜“不以阶级感情读《水浒》”、“不以阶级立场评《水浒》”、“要以是非善恶评《水浒》”的吴越《品水浒》,也称得上是一部奇书。这部书得以顺利出版,是文学界的幸事,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进步。努力贯彻“双百”方针,提倡独立思考,宽容一家之言,这对于推进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是何等的重要。最近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要真正落实这个重要精神,依我之见,必须倡导宽容和谐的文化。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观点不一致的见解等等,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都要容纳、容许、容忍。对积极的探索,另辟蹊径的开拓和创新,都要鼓励、支持、倡导。对不同思想观点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见解的同志要宽厚一点,对文化环境的管理要宽松一点。有了这样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环境,才有利于推动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以发扬,人格得到提升。

 

    摆脱“大批判”的野蛮,越过教条主义的蒙昧,跨过形而上学的僵化,突破保守的旧框框,我们的文化就会走出一片新天地、新境界,就有希望大发展、大繁荣。看来,宽容,才有创造;宽松,才有革新;宽厚,才能激发新思维。吴越《品水浒》的出版,是不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呢?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 2008-01-04

 

 

 

《品水浒》 吴越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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