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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三类刻书业
2008-01-09       国学网    点击: 2667

  古代的刻书系统将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这一理论始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也有将寺院刻书另分一类的),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赢利为目的以外,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一)官刻:由国家机构出资或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

  官刻开始于五代冯道刻印《九经》,此举使雕版印刷从民间行为上升为中央政府倡导之事。历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年间总计22年时间,完成刻印。

  《九经》的校刻,是在国子监完成,并由国子监主持,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所以历史上称为“五代监本”《九经》。

  此书的刊刻,开启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

  宋明两代都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刻书的数量也很大,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刻书机构。明代国子监分为南(南京)、北(北京)两监,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修补、刷印图书,以“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则以翻刻南监本为主,如《十三经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国子监则很少刻书。

  历代朝廷刻书的专门机构,除上面说到的国子监外,元代有兴文署、明有司礼监,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刻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书,如刑部刻律法,太医局刻医书。

  由于财力雄厚,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品相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阔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 。许多大部头的图书,也是在官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编纂刻印的《大藏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鸿篇巨制,非以政府之力无法完成。

  在内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经正史为,强调教化功能,在校勘质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刻印机构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国子监刻书为例,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底本优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为圭臬,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字迹不免模糊,故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再如明代的经厂刻书,多出自太监之手,校勘不精,素为后人诟病,但明代的藩府刻书,则在藏书家中享有口碑,人称“藩刻本”。

  (二)私刻: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称“家刻”。这些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体多是士人学者,刻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赢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校刻精审。

  私人私宅刻书,唐五代时已发其端,五代毋昭裔所刻印的《文选》《初学记》等都是五代私宅刻书的实例。
官刻之书,素以经史闻名,然而私家出版的经史,精品也不少,如宋王善夫家塾本《史记集解》,明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等。

  到北宋开始,私家纷纷出资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韩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时期,全国私刻大盛 ,江苏常熟汲古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书籍品种数量,总的看已远远超过官刻。官刻不重视子部与集部之书,大都经明清学者重新校勘整理或作注释之后,再由私家刊刻,传承至今。

  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编印大部头丛书,是明清私家出版的另一特点。丛书始于宋代,最早的是宋俞辑《儒学警悟》。明代有《唐宋丛书》《格致丛书》等。清代丛书极盛,特色鲜明,文化积累价值很高。著名的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黎庶昌《古逸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

  重视书籍的文化价值,是私家出版的传统。热衷于私家记的人,比如黄丕烈,一生酷爱藏书,又一生刻书,是版本学桌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从事经学教育与经学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专业丛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黄丕烈那样,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熟悉学术发展状况,也熟悉学术界读者需求,所以刻书的选题有针对性,常能把握别人尚未发现的文化价值。他们深知校勘之理,或亲自校勘,或延聘专家代劳,因而质量较有保证,所刻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书之事,并非以此为生,只是因为成本太大,不售卖无以为继,但售卖又往往不懂经商之道。因此罕见从中致富之人,而将家产赔了进去,又乐此不疲的,总是屡见不鲜。实际上中国士大夫一向轻视经商,士人刻书不谙商业经营之道,观念上又以利润最大化为可耻。从现代出版观念考察,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点。

  (三)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刻印的图书中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用书次之。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产时开封大相国寺附近已经成为书铺集中之地。古代书铺有两种:一是只售书,不刻书:一类是既售书,又刻书。南宋时的杭州,刻铺林立,如孙起父子的“书籍铺”既刻书,又售书,还编书。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的书坊,自宋至明数百年不衰,所刻书人称“建本”或“麻沙本”。自宋开始,全国出版许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阳、平阳,元代有杭州、建阳、明有南京,苏杭等。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都是因为坊刻兴旺。南宋时期我国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两渐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华),福建坊刻(建阳)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传播大众文化的功绩最大,小说戏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间先刊行的。

  出版商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远比官刻为高,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如雕版书籍中象鼻书耳的运用。

责任编辑: 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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