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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居延汉简”?——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之四
2008-01-07    刘耿生、郭强    国学网    点击: 10389

汉之遗墨国之瑰宝——居延汉简述评

刘耿生(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摘要:20世纪,中外学者在我国西北居延等地区发现大量汉代简牍,即“居延汉简”。其外形及内容,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史誉其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关键词:居延;简牍;价值

 

  20世纪中国档案界有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河南安阳甲骨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和居延汉简。前三大发现宣传较多,影响很大,相对说来,对居延汉简的宣传较少,鲜为人知。本人在台湾讲学期间,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目睹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居延汉简原件,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又亲往居延地区实地考察,并参阅有关资料,写成此文。

 

一、居延要塞

 

  “居延汉简”乃因这批汉简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和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破城子被发现而得名。若了解居延汉简的各方面状况,必须首先了解汉代长城居延要塞的情况。“居延”古称“流沙泽”,《尚书•禹贡》“西”、“余波入于流沙”之句,说明曾有河流名“弱水”,今称“额济纳河”。王国维、罗振玉合著研究居延汉简的名著《流沙坠简》,即由此得名。

 

  “居延”是匈奴语“天池”的译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写: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居延至祁连山”;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亦记载霍去病“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查《尚书•禹贡》中,凡“”或“过”字,皆指水名,可见汉代这里有水。

 

  “流沙泽”汉称“居延泽”,唐称“居延海”。唐著名诗人王维任监察御史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径居延,写下名诗《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长河”即居延海。

 

  公元1270年前后,马可波罗曾经来到居延,见到居延百姓,说明直到元代居延还有水,后来干涸了,至今地面上还有河床遗址。

 

  《汉书•地理志》“居延县”下注引中有“阚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句。因汉代居延为匈奴南下河西走廊必经之地,汉武帝时为加强防务,也为防止匈奴和羌人联系,令路博德在此修长城,名“遮虏障”,汉名将骑都尉李陵兵败降匈奴,即在居延西北“百八十里”处(《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

 

  汉武帝时,在居延设都尉,归张掖郡太守管辖,不仅筑城设防,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居延即为中心地区,居延长城周边兵民活动在汉代持续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二、居延汉简的发掘

 

  1926年,北京中国学术协会和瑞典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进行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风土、民情等综合考察,初步了解到居延汉简的一些情况,在汉代长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的城堡、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和肩水金关的关城等三个不同等级的军事设施和建筑物发现了汉代木简。193042058,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同年12271931125,贝格曼一行又在破城子甲渠侯官的城堡遗址,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汉代遗物1230件,中国学者根据汉简文字,确定破城子乃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侯官”所在地,为重点发掘地区。

 

  ⑴甲渠侯官的城堡

 

  “甲渠”为地名,“侯官”不作官长解,而是长城要塞上了望防范敌人的哨所,相当县一级。弱水自北向东流向40公里外的居延泽,此地有水有人,乃匈奴重点进犯地区,亦为汉朝重点防务地区,设26个烽火台和一个城堡(名“鄣”),由长城连接。

 

  城堡东侧是戍卒宿舍、厨房,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在小屋遗址中发现了成册的木简,有一册为3枚木简,内容是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一个下级武官父死居丧的报告书;还有一册为77支木简编在一起,内容为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的账簿,如包括兵器、钱谷、器物、车马等分类账簿,以及名册、报表、家信等等。“册书”的出现,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后来在此的发掘证实了这一推断。

 

  距城堡东门30处,是废弃物灰烬堆积,从中发掘出222支木简和739件汉代遗物。这些汉简有皇帝的诏书,甚至发掘出成册的诏令集,如汉武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的《诏书册》16枚木简及王莽的《诏书辑录》残册等。

 

  (二)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

 

  距甲渠侯官城堡以南5公里许,有侯官和3个烽火台遗址,1913年贝格曼曾在此发现一枚汉简,定名为“甲渠第四燧遗址”。汉长城侯官之间每隔约5公里建立一亭燧,用以夜间报警。每一燧下有若干烽火台,每燧有戍卒三、五人,多达30人左右,有一人经常了望,其余则积薪、炊事等。“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共2万余里,仅汉朝境内就有1万多里,在河西走廊则依仗烽燧保护商旅,它对“丝绸之路”作用重大。若匈奴南下,“以烽主昼,以燧主夜”,白天放烟,(在柴草中放入狼粪,烟则直入云霄,故称“狼烟”),夜间点火,以通敌情。在这里出土的汉简上,记载有第四侯长何某的治所,因而得知这里是第四燧,后来成为第四侯侯长长驻在的烽燧。

 

  (三)肩水金关的关城

 

  肩水金关在甘肃省金塔县,汉代是肩水侯官所属的一座烽燧关城,归张掖郡管辖。1930年贝格曼在这里遗址发掘汉简850多枚和50多件汉代遗物,如麻纸、封泥、笔、砚、木版画等。

 

  20世纪30年代初,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个区域内挖掘,其中有21个区域发现汉简,在挖掘的586个坑中,463个坑有汉简,共掘出11000余枚。19315月下旬,这批汉简运抵北平,立即引起学术界震惊,许多史学家、考古学家、档案学家参加整理和诠释,成绩很大。1937年抗战爆发,这批汉简经上海辗转运至香港,又到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又运到台湾,现存台北市的“中央研究院”。

 

  1937年秋,在上海的简牍照片原版毁于战火,莫干先生将留下的照片副本带到四川奥地南溪,继续单独研究,1943年他在四川出版了石印本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部共四册,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三部二册,是迄今为止研究这批汉简的权威之作。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又在居延地区全面、深入发掘,出土19637枚汉简,其中有纪年的汉简就达1222枚,乃历年出土最多者。

 

  20世纪这两次大规模发掘的居延汉简,其形成年代,上起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达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昭帝时最多,未发现建武八年以后至和帝(88年)以前的木简,殇帝以后仅发现一枚。

 

三、档中珍品

 

  两次发掘的汉简,多为木简,竹简极少,乃因西北少竹之故。木简长度为汉尺1尺(23.1厘米)。简牍形式与文种:有简(唐代孔颖达解释为:“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孔释:“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检(覆盖在简牍正文外的表皮,如今曰信封);符(木制的通行证、身份证或相当于今日之护照);棨(出入关津用的凭证,亦称“棨信”,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为21×16厘米的红色织物,上写“张掖都尉棨信”,其文字为鸟虫书。);签(亦称“遣策”,坟墓内随葬品的清单或目录);多棱之觚(在一块方木的四面写字);两行(加大宽度的木牍);削衣(将木牍上错字削下来的木片)等等。还有其字体有小篆、隶书、章草。

 

  这批简牍的形式,有的以前只在古籍文献中有记载,如“检”,此次人们首次见到实物,方知在“检”上还写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如发掘出一“甲渠侯官”检,中间一行是收信人官职“甲渠官”,右侧“高弘”乃封信人姓名,左侧小字写上何时到达,收到信后在简侧签名。“检”下端有一凹处,用以绑上细绳,绳之结头封上泥,泥上盖钤记,别人则不便私拆了。因阳文印章盖在泥上,字成阴文,不明显,易仿造,因而纸张发明前,简版泥封多用阴文印章,用阳文印章乃发明纸张之后的事。从发掘的“检”中可知汉代公私信件以这种方式传递,进而还可了解汉代公文和邮传制度。

 

  1972年重点对怀疑是甲渠侯官的“档案室”遗址挖掘,在此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缀以红线的多属于王莽时期,为简牍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在此“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在北、东、南三面出土的简牍多为昭帝、宣帝时代的,西北部多为元帝、成帝时代的,西部为王莽时代的,说明在“档案室”内的简牍是按形成时期分类保存的。其文种还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历等等。

 

  就发掘的居延汉简之内容而言,更是丰富多彩,有记载政策汉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书及侯官组织、有追捕亡人的通缉令、有边境备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药方、《卷颉篇》等等,反映了汉代科技文化知识之普及。

 

  汉代最伟大的科技成就,莫过于继承秦朝,大力修筑长城,秦汉修长城资料,现存极少,但在居延汉简中却有充分的记载。后人经常疑问,在西北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规模筑城?居延汉简的记载解答了这个问题,秦汉以屯田、徙民来实现筑城、戍边的任务。有一枚居延汉简记载了屯田情况:“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付卫司马富昌、承庆、都尉寅重郎”,这枚木简讲的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了西域都护,以管理当时西域50个属国的行政事务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发展。

 

  还有的木简写有“……诣居延为田,谨诣故吏,孝里大夫……”。是说派一个有经验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为事。”“……郡阳槐里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归遮虏田舍一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干、有田舍若干、城里有里居,由孝里大夫这样级别的官吏来管理,可见居延在西汉是屯田、实边的战略要地。

 

  居延汉简还详细记载了发现敌情时,如何发挥长城要塞烽火台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品约”是汉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同级衙署之间签订或互相往来的文书。《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都尉下属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这三个要塞(即“鄣”)共同订立的联防公约,反映了发现敌情时,长城各要塞应如何点烽火以传递消息,无疑这对于研究长城御敌详情,弥足珍贵。

 

  《塞上烽火品约》第九条:“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燔薪者,旁亭可举烽、燔薪,以次和如品”。是说如果匈奴人攻来,守要塞者来不及燃薪,或被围困而无法燃薪,邻近的烽火台有义务点燃自己的薪火。

 

  《品约》第十条:“若误,亟下烽灭火,侯尉史以檄驰言府。”若万一信号有误,立即“下烽灭火”,由侯官的尉史将书面报告驰报都尉府。

 

  《品约》第十四条:“匈奴人即入塞,千骑以上,举烽,燔二积薪;其攻亭鄣坞,□□□举烽,燔二积薪,和如品。”匈奴来犯,(不满千骑,只烧一积薪;超过一千人,烧二积薪;两千人以上,烧三积薪)。其他烽火台以火势大小判断来敌之数。

 

  《品约》第十六条:“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举燃者,亟传檄告入,走马驰□以夜,急疾□□□。”匈奴入侵,天气恶劣,无法点薪,则应立即写书面报告驰送上司。

 

  上述几枚木简的内容,形象描绘出长城要塞,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生动画面。

 

四、珍品中的珍品

 

  长城不仅起到御敌作用,它还是联系各民族友好往来的纽带,有一枚汉简十分难得地记录了汉朝和各少数民族的密切关系:“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就屠……”,记载的是何事呢?查《资治通鉴》载: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派郑吉为使都护西域骑都尉,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管理西域的乌孙、大宛、康居等36个属国。甘露元年(前53年)乌孙内部争夺王位,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汉宣帝特下诏书曰:“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伊塞克湖畔)。”这枚木简记载的就是这件事。以后西域发展为50个属国,“自驿长至将相王侯,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西域王公接受汉王朝册封。

 

  尤为难得的是,还发掘出完整成套的册书,毫无缺损。如贝格曼一行在张掖辟郡肩水都尉府的广地侯官遗址发掘出的《永元兵物簿》,共77枚木简编为一册,其中有字者75枚,空白2枚,极为罕见的是,出土时,这77枚木简不仅次序未乱,而且编绳残迹犹存,由两道麻绳编缀而成,出土时裹作一卷。对研究汉代整理和保存木简档案的方法,提供了仅见的例证。其内容为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广地侯官下属的侯长向侯官的报表,按月上报兵器状况,记载了烽燧中各种兵器的名称和数量,所使用的“敢言之”。“叩头死罪敢言之”为汉代公文的固定用语。

 

  1974年前后发掘出《甘露二年御史书》一套,木简三枚,约500余字,相当于今日的通缉令,是一套法律档案,其内容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署名为“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郡太宁”的一道律令,追捕一个女逃犯。她是汉武帝女儿盖主的贴身大婢,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盖主死,她家牵涉到谋反罪,判处“绝户”(剥夺宗室籍,幸存者一律免为庶人),这个大婢乘乱逃跑,未被抓获。甘露二年,大婢的胞兄,是盖主之弟、汉武帝第五子广陵王刘胥的马车夫,犯了叛逆罪,大婢再次受到株连,罪名是“大逆同产”,而被追通缉。

 

  这套通缉令木简是给张掖太守的,张掖太守又将文件转给各都尉,都尉又转给各鄣塞侯官,鄣塞侯官又转给各侯长。发掘出的这套木简反映了汉王朝中央政府发布文告、律令的文书形式,以及边塞各级官署上下级组织关系,和公文传递时的层层照转关系,对于研究汉朝的政治制度及文书档案制度,意义重大。

 

  发掘出36枚木简一套的《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记载了东汉建武三年(27年)甲渠塞鄣侯官一个叫粟君的,诬陷雇工寇恩欠他的债,告到居延县里,县官查明情况,做出公正判决的经过,是研究汉朝司法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珍贵档案史料。这一套木简按案情发展阶段和公文程序,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十二月乙卯(初三日)的木简,粟君向居延县官上劾书告发寇思欠债,居延县将劾书转给寇恩所在的都乡,都乡专管刑讼的啬夫(官名),复审寇恩,啬夫依寇恩的口供写了爰书(复文)回复居延县,认为寇恩不欠债。粟君不服,再次向居延县衙的上司居延都尉府上告,居延都尉府令居延县“更详验问”,居延县下文都乡再次验问。

 

  第二部分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啬夫再次审问寇恩,写成爰书。

 

  第三部分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啬夫把坚持原口供的初三日爰书再次上报居延县,并将十六日书以附件形式随同呈上。

 

  第四部分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县衙接到都乡爰书后,给甲渠侯官的移文,并抄附都乡爰书和给居延县的报告,甲渠侯官将这份文件连同爰书一起存档,并标其卷名为“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

 

  这一组木简不仅给我们展示了汉代诉讼程序的全过程,还客观地记录了汉代衙署形成文书、上报下达、存档立卷的原则和方法。例如,木简的第四部分居延县衙给甲渠侯官用“移文”,就很有讲究。“移文”用于两个平级衙门或两个没有隶属关系的机关。居延地区甲渠侯官相当县级,且又是军事单位,而居延县衙是地方政府,因而用“移文”,这种作法和“移文”文件名称一直沿用到民国。

 

  1973年在肩水金关的关城遗址发掘出《永始三年诏书册》,共16枚木简编连而成,内容为汉成帝刘骜永始三年(前14年)臣僚的奏章和皇帝的批诏。这组木简从内容上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共3枚木简,记载丞相方进、御史孔光给成帝的奏章名称。

 

  第二部分:共6枚木简,记载了方进、孔光奏章的内容,如奏请颁布“除贷钱它物律”,规定“还息与贷者必不可许”的禁令,以及永始三年成帝的批诏,为本组木简主要部分。

 

  第三部分:共3枚木简,记载了永始三年七月丞相方进将皇帝诏书下至“少府、卫将军、二千石”和各州郡刺史、郡太守诸官吏。

 

  第四部分:共4枚木简,记载当年十月张掖太守谭、守郡司马宗行长史事,将诏书发布至肩水金关啬夫“令民皆知之”,事后此组木简为肩水金关啬夫收藏。(现存甘肃省博物馆)。

 

  这批珍品中的珍品之发现,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历史原貌,而且将汉代文书档案制度栩栩如生、无可替代地描绘和展现给了后人。

 

  综上所述,20世纪两次发掘的居延汉简,有例行公文,官吏任免,人事变动,边塞动静,军纪处理,奉廪劳作,物资输调,物品出入、检核、折伤等等。此外,还有邮信、名籍、牒书、爰书、勋状、存档公文底稿以及吏民之间的买卖和借贷契约等等。这些汉简乃我国长城历史的真实记录。在挖掘过程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科学方法,因而其出土场所、层位关系的记载,都十分准确而清楚,发掘后的复原和整理皆十分规范、科学,海峡两岸对其保存也都精心、重视,未受到人为破坏。

 

  居延汉简的出土,对研究长城乃至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状况,均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有的可以弥补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还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上述而不明之处作诠释,因而居延汉简无论其自身,还是其内容,以其价值而言,列为我国档案界20世纪的“四大发现”之一,当之无愧。

 

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验证《史记•殷本纪》的正确,利用汉晋木简考证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的发现,更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劳榦利用这批资料,在居延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一、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在大约30个地点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

 

  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秘密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避免了被毁灭的厄运。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劳榦保存了一部分反体照片,他克服了不见实物的困难,根据这些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劳榦在自序中阐述了简牍资料的价值;“正史对于边塞屯戍的事,只能记载一点广泛的一般原则,其具体事实的供给,则要倚赖发现的新史料。必须利用正史和新史料来钩距参伍,才可以得着事实的真像。”但是,由于地处大后方,条件艰苦,劳榦在做考释时,手边连一个详细的居延附近的地图都没有,并且贝格曼的发掘报告也没有刊布,因而无法知道详细的出土地点及随简出土的器物,这给考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诚如劳榦自己所言,他“对于简中提到的烽燧名目,一律不敢加以排比。”[4]

 

  由于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出版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条件之恶劣,可以从该书所用的粗糙土纸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见,且只印300部,流传不多,再加上所收简牍不全,又没有图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抗战胜利后,劳榦又重新整理,将旧版释文根据照片重新核对,校改,加上简号索引,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较好,释文也有较大改进,可惜只收入2596简,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一。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发掘报告(贝格曼原稿)终于由索马斯特罗姆(BaSomma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以劳榦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同时也对汉代边塞的屯戍和烽燧制度作了某些研究。

 

  居延汉简全部图版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公布,即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这是一万余枚居延简影第一次公诸于世。1960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又对《居延汉简考释》一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于是居延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出土地点,这推动了居延汉简研究的进展。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整理小组,借助红外线显示仪等先进技术设备,在核对原简的基础上,对原来的误释和未释的简牍进行整理,并对原有的释文作了纠正和补充,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未曾收录的编号简和未有编号的简牍。

 

  居延汉简图版公布后,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了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对简牍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二阶段,以陈梦家、大庭脩、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突出的特点是将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纳入简牍研究的范畴,指示了居延汉简研究的新方向。

 

二、居延汉简的分类方法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方法,基本上承袭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而来。他在自序中说:"自斯坦因获汉简于长城遗址,王氏国维作《流沙坠简》一书发其端要,钩深致远,多所创获。"[5]

 

  其中他根据简牍内容来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袭王国维的简牍分类方法而稍加变通而成的。劳榦在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

 

  (一)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

 

  (二)簿册: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

 

  (三)信札

 

  (四)经籍: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

 

  (五)杂类:无年号者、有年号者。

 

  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

 

  (一)简牍之制

 

  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

 

  (二)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

 

  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

 

  (三)有关史事文件举例

 

  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

 

  (四)有关四郡问题

 

  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

 

  (五)边塞制度

 

  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

 

  (六)边郡生活

 

  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著、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

 

  (七)书牍与文字

 

  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劳榦的分类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标准也不尽科学,但在简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中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以出土地点、年代、书写格式及人名为标准,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分类方法。如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Loewe)在《汉代行政记录》(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依出土地点、笔迹,把形制相同、内容一致的文书进行分类。而日本学者永田英正则把汉简分为定期文书和不定期文书,前者包括簿检、名籍、现有人员、疾病、日迹、作簿、举书、备品、俸钱、卒衣粮、卒家属食粮、盐、驿马、茭、谷搬运;后者包括书檄、封检、发信记录、递传、通关、除任、秋射、刑讼、贳卖、负债、爰书、书简等;此外还有卒名、候燧名、器物札及其他。薛英群则运用现代考古学理论,在对大量汉简资料进行排比、归纳后,将简牍文书分作中央文书、地方文书、律令与规章制度、经史子及集四类。应该说,他们都是在继承了王国维、劳榦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科学化的结果。“简牍文书分类,既要依据其出土地点、形制和书式,也要分析考辨其内容、题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的多因素考虑下,优选出合理的、科学的分类法。”[6]

 

  劳榦居延汉简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汉简资料与汉代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以简证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苹芳评价道:“他(劳榦)在《流沙坠简》的基础上使简的分类更加详密,大体上概括了居延简的类别。他研究的范围广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国维所创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来恢复汉代历史。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劳榦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89

 

  [2]徐苹芳:《居延汉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46页。

 

  [3]劳榦的释文发表后,不断有学者进行补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居延汉简甲编》和《居延汉简甲乙编》,分别于1959年和1980年出版,改正了劳榦释文中的许多错误。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对照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以《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为底本,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较劳榦原释有了显著的提高。

 

  [4]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序》,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1976年,第254250页。

 

  [5]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初版序》,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第259页。

 

  [6]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7]徐苹芳:《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第58页。

 

  出处: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提供

 

  (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 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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