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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幼垣《水浒人物之最》评吴用、阎婆惜
2007-12-20    马幼垣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点击: 11586

 

 

 

  《水浒》研究名家马幼垣以简洁明快之笔触,分析点评二十六位水浒人物:或在众说纷纭中拨云见日,或摒除成见做翻案文章,均平心而论,新见迭出,令人抚掌叫绝。全书并配以六十余帧,《水浒》人物之经典插图。

 

最本领被夸张之人——吴用

 

  梁山头目多文化低浅,故知识分子很容易便有表现的机会。梁山的知识分子当中,吴用最以思考力见称,故有智多星的美誉。吴用确聪敏肯学,适应力又强,但说他是智多星则绝对言过其实。

 

  吴用是郓城县人,在那里开学堂。郓城在梁山水泊之旁,是鲁西的小码头,在那儿大肆活动亦未必能赚得天下名。何况吴用这个本地人,在郓城并不活跃;他连在郓城范围内几乎无人不识的宋江都不认识(小人物如唐牛儿也和宋江有交情)!这就是说,在参加谋夺生辰纲以前,很难叫人相信他有足够表演才智的机会(就算用地方性尺度来衡量),使他堪称智多星。他首次亮相时已有智多星的绰号,这点就情节而言是说不过去的。

 

  自与晁盖等人组合成伙后,吴用历经梁山集团成长的各个阶段,直至大聚义、排座次,继而与朝廷达成招安协议整个漫长的历程(招安以后的情节,处处涉及繁琐的版本与故事演化问题,可以不论)。山寨不仅与他同存共长,还依照他的指引而发展。凭这段日子的表现,他是否足称智多星是不应不先经批判便接受现成答案的问题。或者《水浒》的编写人察觉到既没有强调吴用是神仙,总该出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情形,于是安排假冒蔡京家书弄出大漏洞,以致几乎害死宋江和戴宗,逼使山寨采取他原先反对出兵江州的危险行动之情节。这些具调节作用的情节是必要的,不然言必准、视必中的吴用要变成仙班人物,致令全书的真实感大打折扣了。

 

  然而这样严重的错失可一不可再。多犯一次,不单智多星之美名会被除掉,更重要的是难保持兄弟们对他的信心。岂料这样的事情早已发生,那就是自《水浒传》面世以来,千千万万读者赞不绝口的“智取生辰纲”事件!

 

  智取生辰纲是《水浒传》书中的重头戏。没有这情节根本就发展不出一百零八个头目聚义梁山的局面。即使不谈全书的鸿规宏轨,这次的表演亦绝对是吴用树立个人威望之所基。看他玩弄两只酒桶,趁机渗入蒙汗药,读者便惊叹不已,盛喻为千古奇文,甚至收入中学教材以作典范。其实从布局和逻辑去看,整个谋夺生辰纲故事都写得十分幼稚。

 

  先说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派遣的护卫力量吧。《水浒》企图给读者与实情相悖的印象——梁中书为了确保今年的生日礼物必能送到岳父蔡京之手,遂组织特强的卫队负责运送。事实并非如此。卫队中能战者仅杨志一人,那十个兵士,特别不到哪里去,主要任务还是当脚夫,另外就是三个老气横秋、毫无江湖经验、遇事连自卫能力也没有的虞候。按护送十万贯珠宝的规模而言,这支卫队小得不能再小,弱得不能再弱(说句公道话,这规模是杨志的选择。他希望在愈不引人注意愈好的情况下完成使命,所以根本不准备靠武力护送)。来袭者,只要搬出不难部署的声东击西法,就准教杨志不知所措,顾此失彼。晁盖一伙,实力相当,就算自限不开杀戒,仅求操制场面,为所欲为,仍绝不成问题。那么为何不采简易的明攻法,而要故弄玄虚地摆酒桶阵?

 

  这样讲,得先摒除自律不开杀戒的可能性。梁山人马的共同作风是心狠手辣,个人和集体行动起来,从不珍惜人命,怎会为不知名对手的安危烦心?他们得手后,谁也没有花过一分钟去想想劫案会给倒楣的对手带来什么影响,便是这种心态的明证。

 

  如果说在未摸清对方底蕴以前,慎重处理,宁繁勿简,也是讲不通的。既然公孙胜早打听出护送队所采的路线,晁盖诸人又能先到黄泥冈部署行动,为何不放哨子,探探对方实力,再定出最后策略?作为小组的智囊,吴用在这方面应负主导之责。结果只是机械地依原先根据不完整的信息定下的策略去进行。是否需要补充新信息和调整计划全不管,这是智者之所为吗?

 

  还有,吴用何曾想到能腾云驾雾的公孙胜正是理想不过的探子。有机会有能力在行动前探清对方的虚实而不理,却埋头去玩酒桶游戏,这抉择的聪明程度不言而喻。

 

  七人小组之往黄泥冈,连分批出发、化装掩饰、入住不同旅店,这种基本保护措施悉不理会。只见他们浩浩荡荡而来,齐齐一一而去,怎不叫人注目!况且除阮氏三兄弟之间会有显著的共同点外,小组成员在外貌和风格上差别很大,绝不可能是同一家族、从事同一行业的人。孰料当旅店要他们办登记手续时,吴用竟代大家回答:“我等姓李,从濠州来,贩枣子去东京卖”!真是笨得可怜!其实那时店内已有人认出晁盖来了(这就是不化装之害)。难怪官府在事后查问时,店员印象犹新,不假思索便说得出来。连事先串通好大家说几句应付旅店、满足例行公文手续的话也不会,这该是智多星应有的表现吗?说下去,还有别的例子可证明吴用脑袋不足。他看不出白日鼠白胜这窝囊废绝对不可靠,让他事后留在黄泥冈一带花天酒地,惹人怀疑,更看不出他是不守道义的人,官府一施威,便毫不保留,和盘托出。官兵可以在事后几天便赶到晁家庄来围捕,全赖吴用这个愚笨军师无识人本领之赐。假如他看得出白胜不可靠而又非用他在黄泥冈做部署工作不可,便应在事后强制把他带走,以策众人的安全(晁盖介绍白胜入伙,自然也有责任,但统筹全盘行动的是吴用,责任大多了)。

 

  为何历来的读者把吴用筹劫生辰纲的愚笨计谋看成是超级智慧的表现,固然甚难解释,更难理解的是《水浒》的编写人误创一个连他自己也不察觉的怪胎。由晁盖当首领、吴用任军师的行劫计划一开始虽似成功了,但胜利维持不到几天,庆功宴也未享用完,秘密已大露,甚至连晁盖的老巢也不保,众人只好亡命逃生。相反地,早一年轰动江湖的生辰纲劫案不仅官府破不了,连案是何人做的也始终消息毫不外泄。两组人马高下轩轾,不辨而明。前一次的抢劫者才真是英武和智慧的代表。晁盖诸人东施效颦,毫无创意,本已够可怜,甚且还效法得失败之极。前一组不一定有个高明的军师,后一组则绝对被不高明的军师所拖累。

 

  《水浒》的编写人处理生辰纲事件是否用明赞暗讥之法,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是,手法确够高明,弄到几百年无人能够解读。如果不是,那么他定的“智取”要求就很低了。

 

  无论如何,智取生辰纲是误解得来的美誉,吴用凭借这美誉很快就在山寨建立起威信来。但我们不能抹煞吴用有肯学习、求进步的优点。这方面可举一事,以例其余。后来远赴江州劫法场时,梁山人马用化装成不同身份、分批混入城中之法。这显然是自错误中汲取教训的例子。

 

  作为带领梁山集团成长的重要人物,吴用的本领自始就被极度夸张。但在梁山这个武盛文寡的集团里,无人能够取代吴用。整个梁山集团只有两个军师型人物:吴用和神机军师朱武。虽然朱武在有限的出场机会里有不错的表现(如初露面时随意摆布史进),但这种场面委实太少了,加上他毕竟下属地星组,怎也不能把他说成可以取代吴用。在这种情形下,褪了色的吴用仍可稳坐第三把交椅。

 

最背黑锅的女人——阎婆惜

 

  在一般读者眼里,阎婆惜是害人祸水,更是《水浒》书中最早出场的淫娃荡妇。宋江杀之,虽不无误杀成分,读者还是觉得杀身之祸是她的淫荡泼辣行径所自招的。换个角度去看,分析却大可以全然不同。

 

  要理解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以及杀惜事件的性质,得先对故事的演化过程有点认识。早在见于《宣和遗事》的雏形水浒故事里,郓城县押司和娼妓阎婆惜已曾相好。后来宋江见已成“故人”的阎婆惜(即有一段时间无来往了)与吴伟偎倚,一时醋火爆发,宰了二人,逃命太行山梁山泺落草去了。

 

  《水浒》成书后所讲的梁山集团规模壮大多了。作为这个集团的未来领袖的宋江,形象也得务求端正。配合起来,阎婆惜的背景也就净化了不少。她只是随父母来到郓城、希望借“唱诸般耍令”谋生的歌女(换言之,这家人的背景和处境与鲁智深援救的金氏父女没有多大分别)。书中还强调在东京时其母阎婆曾多次推却行院过房之请。可是这家人尚未在郓城安顿下来,父亲已不幸病逝,母女二人穷得连棺木也买不起。于是便有宋江施惠,母女感恩,加上媒婆的游说,宋江遂金屋藏娇,几幕连场好戏。

 

  不管阎婆母女的决定初时有多少感恩的成分,为求解决眼前和日后的生活怎么说也是现实不过的原因。对这母女来说,这无疑是一桩没有选择的买卖,起码宋江看来不像是个讨厌的人。除非在买卖的过程中,阎婆惜真的对宋江动情,买卖始终是货银两讫、过后互不拖欠之事。

 

  拆穿宋江的伪善面具,他是个暗格淫虫。年届三十而未尝沾女色(没有理由说宋江在未遇阎婆惜以前有性经验)。除年纪外,这还与他的职业有关。在衙门当押司的他是吏道的代表。严正的职责需要有严正的形象。加上年纪不小而尚未娶妻,父亲又是当地有数的财主,在在不容他轻举妄动。无论女方背景如何,押司未娶妻先在当地立外室始终是极招物议之事。阎母和媒婆的嘴再厉害也不可能单凭几句话便撮合这样的大事,更何况宋江是个深谋远虑、做事不轻率之人。除非宋江已久想享受温柔乡,才易水到渠成。阎婆惜是年方十八、颇有姿色的少女,长期性饥渴的宋江见了怎不动心。押司形象,先施惠而后同居的瓜田李下之嫌,女方抛头露面的职业背景,种种顾虑全挥诸脑后,宁可想想眼前艳福一过,怎知要候多久才另有机会出现。阎母和媒婆的话就成了顺水推舟的借口。这是宋江为何不顾对职业的影响便径然藏娇,且置金屋之初晚晚去风流快活的最好解释。试想阎婆惜若如书中所说从未在行院过房,那么她还是黄花闺女,宋江为了得偿多年久压之欲,借施惠,找借口,大肆过瘾之乐,而绝无纳其为妻之意,岂非作孽之极?!

 

  宋江没有讨女人喜欢的本领。胖矮黑的外貌早叫他先天条件不足,又缺乏与异性交往的经验(包括床笫之事在内),除了枯燥木讷的言语,不识闺房情趣的举动,和以为付了钱就万事从心的态度外,他不可能还有几招可用。不必待太久便足惹正在妙龄的阎婆惜讨厌是很自然的发展。

 

  水浒人物之最后来宋江去得疏了,书中的解释是“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不十分要紧”。这不是鬼话是什么?往后这种重复的镜头读者都看腻了:每遇生死关头,宋江连做最起码挣扎的意念也没有,即使不喜弄枪玩棒的人也不会如此差劲。除了故装门面外,宋江怎也不会是个重武轻色之人。“于女色不十分要紧”一句话更是可圈可点。按宋江的见猎心喜、尽情快活了好一阵子,就算“不十分要紧”,也有八九分吧!

 

  更糟的事还要随来。宋江竟笨到往自己头上送绿帽子,介绍风流倜傥、欢场圣手的同事张文远给阎婆惜。宋江不行的,此君样样精擅,如何不叫阎婆惜倾心?等到他俩打得火热,街知巷闻,宋江仍乖乖地维持金屋的开支,让张文远白玩白吃。宋江只是自惭形秽地少去那儿就算是表态了。如此窝囊的男人怎不令阎婆惜愈看愈讨厌,愈要摆脱他的束缚?

宋江确有一套束缚阎婆惜的法宝。这个精通法律的押司备了份要阎婆惜服侍他多久的典约文书。文书只有一份,由宋江保存。这样的文书保护谁,约管谁,还用多说吗?只有既要纵欲,又要自保的淫虫师爷才会想得出此等绝招来。阎婆惜除了恨,对偶然还来的“矮黑杀才”(戴宗未识宋江前骂他之语)不理不睬,和另寻新欢外还有多少选择?

 

  张文远和阎婆惜搭上了带出一个小小的版本问题。那时《水浒》添说阎婆惜是个“酒色娼妓”,有“风尘娼妓的性格”。这点和原先介绍她为父母看得牢、从未在行院过房的歌女不合。这矛盾可以理解为今本《水浒》出现以前阎婆惜本为娼妓的故事残留在今本的遗迹。倘今本《水浒》里的阎婆惜仍是千人枕、万人玩的酒色娼妓,宋江不单甘愿金屋藏娇,还千方百计用典约文书来保证她的长期服务,此君之饥不择食真是贱到非笔墨所能形容的程度。封宋江为农民起义军领袖者有没有想过这种尴尬事?

 

  买卖般的男女同居关系既无名分,也难期望有法律保障,男女皆应有另寻新欢的自由。在处理和宋江的关系上,阎婆惜不是没有错失。宋江来时,她不瞅不睬,不和他燕好,不能不说她漠视卖方之责。作为不满意的顾客,宋江大可干脆终止交易,全身而退。但他拖泥带水,不肯放弃。杀惜那晚他见阎婆惜和衣而睡,不就有“央了几杯酒,打熬不得”之感,还自叹“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吗?感情发展至这般恶劣田地,他还憧憬有机会可和阎婆惜再玩几玩!

 

  招文袋落在阎婆惜之手,她立刻看出这是摆脱宋江的束缚和安定以后生活的最好机会。她犯了操之过急、不留余地之失。但这绝不是死罪。

 

  阎婆惜的悲剧是伪君子宋江一手炮制出来的。这事却成为宋江在江湖上充好汉的本钱!《水浒》里坏女人确不少,但视阎婆惜为淫娃荡妇则冤枉之极。

 

  鲁智深拯救金氏父女和宋江施助阎氏母女,二事性质本同。但鲁智深和宋江性格迥异,两事发展下去,结果也就截然不同。

 

  替阎婆惜自背上解下这千古黑锅,是时候了。

 

《水浒人物之最》 马幼垣著 三联书店20068月出版

责任编辑: 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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