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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追忆母校光华大学
2007-11-06    张芝联    思与文    点击: 3474

              

  每年的六月三日是光华大学暨附属中学的校庆日。它是在一九二五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中诞生的,又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初期被日寇炮火炸为灰烬。热心教育的光华人掸掸灰尘,擦干眼泪,不畏险阻,艰苦奋斗:一面在大后方成都集资重建大学中学,一面在上海孤岛——沦陷区改姓易名,继续教学,不使弦歌中绝。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九四五年八月终于盼到了抗战胜利,光华恢复了校名,新辟了校舍,扩大了规模。在解放战争的艰难年代里,广大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不管校内外反动党团的破坏迫害,坚持教学,顽强斗争,最后迎来了上海的和平解放。

  在建国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年代,光华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志愿军,其中不少成为党政领导骨干和科技带头人。在1951到1952年院系调整中,光华被并入新建的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校。

  我于1931进入光华附中高中一年级,1934年毕业,同级同学有姚克广(依林)、谢云晖、董寅初、朱启銮等。1940年初我在光华毕业后,在附中任教。1945至1946年我为复校投入全部力量;1948至1951年,任大学副教授兼附中校长,直至1951年春离沪来京。

  我们光华老同学、老同事、老校友,在回忆在校时的学习、生活、战斗经历时,总不免心情激动,百感交集,特别是对老师的循循教导、同事们的同甘共苦,记忆犹新。当时没有为“素质教育”、“减轻负
担”这类问题所苦,而教学秩序井然,质量上乘。在80和90年代光华校友会集会时,老校友(包括姚依林、尉健行、黄辛白、周而复、杨纪珂、周有光、张允和)侃侃而谈,追念光华老师们对他们培育之恩。

  一、忆教育专家廖世承先生

  廖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领导和同事。在大西路的光华校园里,大学楼通向中学楼的甬道上(中间竖立着旗杆),可以见到一位身材瘦高、戴金丝边眼镜、精神抖擞、手提公事包的中年教授,从中学楼走到大学楼,每天往返好几趟。这就是光华附中主任、大学教育系教授兼主任,以办东南大学和附中著称于世的、遐迩闻名的教育家廖世承博士。

  1931年秋,我考入光华附中高一年级,当时我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13岁的孩子。起先我并不认识廖先生。有一次我和一群同学拒绝上几何课,要求校方撤换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廖先生把我们叫到主任室谈话,随后把我单独留下,严厉地训斥我说:“你父亲是大学校长,你怎么能跟着闹事,成何体统!”我默不作声,很不服气,心想这事与我父亲有什么关系。从此便对廖先生望而生畏,不敢接近。

  但是,廖先生在思想上对我选择未来的人生道路则起了很大影响。记得我在光华大学快要毕业时,父亲问起我将来的志愿,我脱口而出: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父亲含笑地带着一点好奇的口吻问道:“那你
能满足于200多元的月薪吗?”我说:“这不重要,我的志愿是办好一所私立中学。”当时我的心目中是以廖先生这位教育家为榜样。

  1940至1941年间,我在光华附中任教。当时大西路校舍已毁于炮火,学校迁到租界内证券大楼八层;廖先生则已去湖南主持蓝田师范学院。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我参与光华的复校工作。父亲不幸于日本投降之前一个月逝世,于是校董会决定聘请朱经农先生为校长,廖世承先生为副校长兼附中校长。在廖先生未到任前由我代理附中校长。他们两位先后于1946年秋到校就职,而当时我已出国深造。1947年底,我回到上海,朱经衣先生要我担任光华大学副教授兼校长室秘书、附中副校长。这样一来,我开始与廖先生、我所尊敬的老师共事,我始终把他看作我的领导。1948年底朱校长逝世,校董会任命廖先生为大学校长,不再兼任附中行政工作。我仍在大学任教并兼校董会秘书、校长室秘书、附中校长,直到1951年春,我辞去光华职务,离沪赴京任教。

  在这三年多时间里(1948至1951),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华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政治上,进步学生与反动学生在校内外展开激烈的、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反动当局经常迫害、逮捕进步学生。
一小撮反动学生还以改私立为国立大学的幌子,妄想引狼入室,把光华变成党棍统治的学校。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物价高涨,使只靠学费收入的私立学校很难维持下去。

  面对如此动荡的局势,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从1948年春开始,国民党三青团反动学生连续对我进行攻击、威胁,在校园里刷满攻击我的大字报,企图把我驱逐出校。我忍无可忍,向朱经农校长严正表示,如果不严肃处理这帮气焰嚣张的反动学生,我拒绝到校上课上班。为此,廖副校长亲自带领各系学生会主席到我家来“挽留”、“敦请”。廖先生恳切地要我“以学生学业为重,返校工作”。后来这帮学生又发动“改私立为国立”的风潮,到南京去“请愿”。实在闹得不成样子,朱、廖两位校长才把为首的若干人开除学籍。1949年春,在学校被迫停课后,我和张祖培总务长共同去营救一批被捕学生,廖先生把学校钤记和他的私章交给我们,表示支持和信任。

  通过3年多的共事关系,使我更加尊敬作为教育家、作为行政领导、作为同事的廖世承先生。1951年春,当我心脏病复发,要求解除光华职务时,廖先生思索沉吟,对我表示同情,同意放行。对此我万分感
激,因为如果他坚决挽留,不放我走,那么我的大半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遭遇了。……
  
    二、忆姚依林同学

  依林在校时名叫克广,他不是寄宿生,每天乘校车从静安寺来学校,从不迟到。1931年他在高一乙班(理科),我在甲班(文科)。他的功课极好,不仅数理化,中英文基础也很扎实,可称班上佼佼者。记得有一年全校举行中学英语背诵比赛,他名列第二,我列第一;接着全市中学比赛,他名列第一,我列第二。从此我们的友情倍增,假日互相串门。

  我没有上过小学、初中,常识缺乏,不关心时事。克广强我甚多,经常同我一起阅报,为我讲解。他多次为附中半月刊写稿,有一次约我写一篇介绍世界经济会议(1933年6月)的文章。我起先不敢答应,经他再三劝说才勉强写成初稿,由他润饰成文,在半月刊上发表,一次试验成功,他又约我写第二篇,即《从墨索里尼说到希特勒》,也由他修改定稿。这样他就成了我的写作和时事启蒙学长。

  我们同年(1934年)毕业于光华附中,他考上清华大学,我考上沪江大学医预科,南北分道,但我未读完一年因患疟休学,第二年(1935年)转学燕京大学,改学外国语文。初以为同在北京,又能与克广切磋琢磨,孰料日寇侵犯,华北局势吃紧,“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把一向不问政治的我也卷了进去。我同克广只在1935年秋见过一面,此后他就全心全意投入革命,而我仍回到书斋去做“学者”梦。


  一别十五载,解放后看到“姚依林”的名字在报上出现,有人告诉我,他就是老同学姚克广。我当时虽然经过学习被上海市教育局正式任命为光华附中校长,但仍有不少思想问题和顾虑,对自己的前途也感到茫然,于是决定北上求教于已成为革命老干部的姚依林。1950年春依林约我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见面。他身披黄色棉衣,脚踏布鞋,魁梧的身躯,亲切的笑脸,对老同学没有丝毫架子。他让我把想不通的问题统统摆出来,耐性地为我解释,最后说了一句中肯的话:“想不通没有关系,暂时搁在一边,在实践中慢慢自会理解,共产党不会因为你的出身歧视你,还是要看行动和真才实学。”我一直牢记这句话。

  依林是一个很念旧的君子人,对老朋友、老同学关心备至。有一位光华同学最早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介绍给依林阅读,这位同学后来被错划为右派,全家被迫迁到新疆。依林得悉这位同学死后家属无依无靠,设法帮他的妻儿回到原籍。在廖世承校长95岁冥诞时(1987),我曾写信请他撰文纪念,他复信说事情太多,无暇执笔,答应到廖先生百岁冥诞时再写。五年后(1992),我又写信提醒他的诺言。每次校友会开会,他接通后即使不能来,也必写信或电话请假。我的三个哥哥都因公事与依林相识,没有一个不称赞他为人笃厚诚恳,处事认真不苟。
  
    三、争校舍巧遇胡适、顾毓王秀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光华大学和附中在上海证券大楼8层楼复校,第一件大事是恢复校名——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改名为“诚正学社”(文学院)和“格致学社”(理、商学院),中学改名为“壬午补习学校”;第二件大事是争取校舍,要求赔偿战火中被焚的大西路校舍。

  当时朱经农、廖世承两位先生尚未返沪就任大学校长、附中主任,于是由朱公谨先生和我分别暂代,并聘请翁文灏为校董会董事长。我受校董会委托,与有关方面折冲交涉,力图从敌伪房产中争得两所校舍。

  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之后,设立“敌伪产业管理处”,负责敌产调查分配,但敌伪校舍分配权则属于上海市“教育局”。我起初认为根据光华大西路校合惨遭焚毁的实情,凭借翁、朱、廖几位的声望,分到敌伪校舍是轻而易举的;孰知国民党官员的推诿敷衍作风,令人望而生畏又生气,大半年时间就浪费在奔走几个衙门之间,事情仍无眉目。

  有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路过上海。他知道先父藏有《水经注》全谢山校本,来函要求借阅。我就捧了这部珍本趋访住在外滩百老汇大厦的胡博士。他见到我把书带来,非常高兴。谈话之间,又进来一
位客人,原来是上海市当时的“教育局”局长顾毓王秀。胡适向我介绍来客,我说认识,因为半年来我已几乎踏破教育局的门槛。顾氏见我同胡适谈得正来劲,就一反常态,立即表示友好。我乘机向胡适述说光华校舍被毁的经过和目前学校处境的困难。胡适以前也曾在大西路光华大学授课,1937年5月他还在北京为我的六姐证婚,与先父常有鸿雁往还。现在他手中正拿着《水经注》全谢山校本,乐得做一份人情,于是转脸向顾氏询问上海敌伪校舍分配清况。顾氏心领神会,马上向我表示,日内可到教育局商议。

  趁热打铁,我次日上午就去教育局找他,没有费多少唇舌,就把手续办好,立即把公文送到“敌伪产业管理处”,等候通知。

  1946年8月,在我出国之前,正式批文终于下来了。拨给光华的是坐落在虹口欧阳路两所毗邻的日本学校,作为大中学的校舍。

责任编辑: 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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