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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父亲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
2007-08-28    黄仁宇       点击: 4352

    如果我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命运同时让我重述内战的前奏与后续。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这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最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须吞下内战终结及其后的苦果,相较之下,我永远无法逃脱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有一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一段轶闻

  在我详细阐明之前,我要讲一段轶闻: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来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觉得有必要。这一时期的专家应该可以证实或驳斥意义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我父亲的故事属于这个时点。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父亲的教诲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防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20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后来他们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我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

  革命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不久,袁世凯就图谋将自己的总统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于是诞生,但革命失败,同盟会领袖逃到日本。父亲返回湖南后,旋即遭到逮捕,原来当局悬赏捉拿他,他在友人暗中帮助之下,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袁世凯死后,他又重新当上许将军的参谋长。但是袁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了,于是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次年我出生,变成一个顾家的男人。

  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前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情势如此,却带来一些不便。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却少有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事情,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的存在。这也触及到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

  多年后我才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运动一塌糊涂。校长仍然留任,必修的军训课仍然照旧。校长的撤换、以及军训的时段和长度,虽然顶多不过是地方的事,便仍然和全中国之间的政治之间有可疑的关系。连蒋介石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变,我们就应该谨言慎行,因为稍微介入,就可能演变成认真投入,连自己都不自觉。

  那么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父亲的想法自然而然地会导致以下结论:要尽可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如果避免不了,个人应注意其缺失和诡诈之处。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之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时间,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如此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他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长期奋斗后,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成形中的历史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在安亚堡居住多年后,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项坏习惯,不再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生气,因为此举不会增进知识,只会增加史学的破洞。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怀疑论者,但我仍然学到,要想像公众人物背后的动机(包括同行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完全赞同他们。实证主义自然有其缺点,如果应用得太狭隘,可能过早认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适者生存”的信念。命运预定说的教义,或说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决之道。中国的内战不只是信仰或恩宠,不只是救赎和诅咒,而应该被认定是现代史上惊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过程牵涉许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内战结束时,许多条件再也无法还原。这些条件再掺杂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驱策中国踏上不归路。起初整个发展似乎显得离奇古怪,难以理解,但随着时间演变,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变得较为可信,比较可以和中国的过去并存。这些在在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成形中的历史。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其力量无法抗拒。这些行动就肩负起这个力量,试图突破一百多年来的僵局,因此将超越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及任何的口号。

  这个解决之道已注定好了。凌驾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上。

  原载:《黄河青山———黄仁宇自传》,三联书店出版 ,2001年

责任编辑: 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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