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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从不良少年到大学校长
2007-08-28       新京报    点击: 2627

  前不久,台湾学者龚鹏程的《近代思潮与人物》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一个著述颇丰的学者,龚鹏程的求学、治学以及先后担任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校长,近年来辗转于内地学界的经历颇为丰富和独特,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名片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曾任台“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文教处处长,“国文天地”杂志社总编辑、中国晨报总主笔、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学生书局总编辑等。研究领域广泛,著有文史哲论述数十种,散文集诗集若干种。先后担任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校长。现任职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龚鹏程著作:《近代思潮与人物》
 
 
  我主持过出版社,操作过报纸,也参与过电视、电影剧本的创作,30出头就担任了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推动文学研究的改革,建立客观的论学规范,摆脱人情、门派、辈分,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1.不良少年:偷书、打架、读《论语》

  我上小学一年级成绩不错,直接跳到了三年级。三年级的一个老师看我很聪明,就到我家里来,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小孩不错,就是太调皮了,我看你这个家庭也很贫困,恐怕你也没时间督促他,就把他交给我管好了。从这开始,我每天晚上就要到他家里读书。寒暑假也不放我出去玩。先读《孟子》,然后读《论语》。我读《孟子》蛮有趣的,开始是大段大段背,然后揣摩它的意思,老师再大致讲解一下。我背这些东西觉得很亲切,养成了读这些东西的习惯。之后,我还胡乱读了《易经》和一些古典诗词和章回小说。

  由于买不起书,我通常都到书店看,还经常偷书。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偷一本《中国历史故事》被店员发觉,被罚跪在店门口,一直跪到书店打烊。后来,我的偷书技巧有了长进,就没被抓到了。上中学之后,我偷到一本很薄的书《二十四腿击法》。这本书我以前在书展上看到过,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小孩打架的时候,总是靠手,这本书专门教人用腿的方法。我按照书上面的方法练习,并找一些同学一起练习。从这以后,我就有意识地找一些武术秘笈来看。此外,我还经常在早上去公园看别人练功夫。

  这时台湾社会风气不太好,很多帮派争斗还存在,他们也会吸收一些青少年入派。青少年之间为了抢地盘,经常火拼。所以中学生喜欢结群,好勇斗狠打架,我也染上了这种习气。在跟别人打架的过程中,打伤别人,被别人打伤是常事。所以,我的成绩不太好。

  回头来看,练武使我养成了很多好的习惯。首先是找书,找资料。第二,中国武术并不是单纯的练功和打架。通过武术,必然会了解到中国的许多宗教,此外,武术和医学也有关系。比如,我练铁砂掌,一定要用药洗,我参考了很多药方子,做了一点变动,让我的徒弟们尝试。还有各种跌打损伤药,也都是自己配。练点穴、拿穴,需要对经脉有认识,因此涉及到了中医。另外还涉及到了中国帮会史。

  由于练武,我与民间人士交往比较多,对帮派的实际运作有些认识,这影响到我做人的习惯。至今,我与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我对武侠文学长期关心,写过《侠的精神文化史》。

  2.有志青年:大一注《庄子》

  到高三的时候,我在“放牛班”。1973年,我侥幸成为全班惟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我考上的本来是外文系,但我觉得自己应该读中文系,就直接转到了那里。因为一起打架的朋友都不在一起了,所以也没有机会放荡。

  到大学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研究计划。大一的时候,我读庄子,把学校里所有跟庄子有关的书全部借来,把市面上能够找到的和庄子有关的书统统找来,自己注庄子。庄子总共33篇,我自己真正注成的有十几篇。在次过程中,又涉及到文字,声韵,训诂。

  大二的时候,我写了一本《谢眺诗研究》。大三的时候,我野心更大了,写了一部《古学微论》,对先秦的学问进行了分析,把先秦的所有文献都读了一遍,然后建立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一个图像。这本书我写过三稿,最后写定的有二三十万字。大四的时候,我写了一本《近代诗家和诗派》。清理了一下晚清到“五四”这样一个转折期间的诗歌。

  正是从大学起,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找一个大题目,然后自己做研究,解决问题。我每年要写六七十万字,到现在快四十年了。

  到硕士班以后,我延续了很杂的学术途径。我的硕士论文是做《五经正义》,特别对《易经》做了研究。硕士毕业以后,我发现自己对西方现代社会和思潮没什么了解。因为大家都说我会写文章,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是担任了校长张建邦的秘书,同时读博士,1983年以做江西诗派的论文拿到了学位。

  给张建邦做秘书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他讲的是未来学,所以有超越现代化之后的观点。这些观点和我原来涉及的历史学会很奇妙地结合起来。所以,我后来地研究和传统的文史系的学者不太一样。

  我博士毕业后,惹出了一些事情。例如那时写过一篇文章,检讨台湾的博士教育。认为研究风气太坏,很多教授一辈子不做研究,只是照本宣科。研究风气不蓬勃,当然导致研究成果有问题。各个学校像门派一样有师承传统,成成相因,没有方法意识,也没有问题意识。我提倡一种能够找到问题,发展出方法的新型态研究,把当时所有的博士论文拿出来批了一通,结果把所有的博士全都得罪了。有报纸用头版大肆报导此事,视为改革英雄。学界则一片哗然,我老师们都大骂:“反了,反了,这不是红卫兵吗?”

  我在学界结仇甚多,许多人对我恨之入骨,即与这类事有关。我主持过出版社,操作过报纸,也参与过电视、电影剧本的创作,30出头就担任了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推动文学研究的改革,建立客观的论学规范,摆脱人情、门派、辈分,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3.另类校长:培训葬仪社

  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对世界高等教育的模式,大学的惯例和行政等方面已经研究很久了。后来办大学上手很快,很容易就看出了效果。1993年,我开始筹办南华管理学院。

  有一天,一些葬仪社、棺材店的人来找我,说龚校长,你能不能帮我们开一个班,我们这些殡葬业者都想进修。我说,“殡葬这些东西我不会呀,开这个班有必要吗?”他们说你不了解,现在每年死的人数基本是固定的,经济不景气,因为破产自杀的人就更多。每死一个人,不算看风水、找墓地,就是很简单的烧了,做一个遗体告别仪式,都要三五十万台币,所以产值很大。但是,这个行业台湾政府不管。因为没人管,又是暴利,所以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他们想提升社会形像,所以想我们帮他们开课。我就结合佛教、道教、儒家,以及一些民间的殡葬礼仪,从尸体的处理,到仪式举行,传授给他们相应的知识。这个班后来影响很大,葬仪社的人把我们颁发给他们的证书挂在墙上,以示自己受过训,比较正规。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殡葬管理学会,来推行从业人员的训练。

  当时傅伟勋先生在美国任教,有一次,我提出想请他来筹设南华大学生死学研究所,。他说跟美国那边有协议,如果来了,损失很大。我跟他说,你如果到佛光,我可以一次支付你十年的薪酬,1500万台币。但傅太太说,这样一大笔钱,要交很多税。我们商量之后,决定300万的税也由学校代交。就这样,我们达成了协议,并把1500万台币支付给了他。不料,傅先生查出了癌症,没等到到我们学校来任教就过世了。

  表面看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很亏,但实际上不然。古代有千金买骨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人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匹千里马的遗骨,后来,很多人都把好马送到他那里。我们聘傅伟勋也起到了这个效果。

责任编辑: 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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